共进会

共进会是为联络会党而建立的组织。同盟会成立时，没有建立专门的联络会党的机构。1906年，孙毓筠任庶务，对同盟会本部进行过一次改组，于执行部内特设调查科，“多设调查员，以结纳豪杰”^[1],由谢奉琦任书记。1907年4月，黄兴离日，刘揆一继任庶务，约集各省同志谈话，计议对同盟会本部再一次进行改组。特设联络部，专门联络各省会党。以吕志伊为部长，张百祥为副部长，焦达峰为调查部(科)长。约定五天后开会。及期，吕志伊不到，会议因而流产。散会途中，张百祥与邓文辉、彭汉遗等商量，决定另行结合。他们认为，会党脑筋简单，必须在同盟会之外另设小团体，委用熟悉会党情形的人，否则不易收效。
这以后，由于内部矛盾加剧，东京同盟会本部日益涣散。四川同盟会员吴永珊等邀集各省在东京的部分同盟会负责人员，无形中形成了一个联席会议。其时，国内许多会党分子逃亡来日，吴永珊、焦达峰等研究，建议趁各省会党都有人在日本，把全国会党通通联合起来。焦达峰(1886—1911),字鞠荪，号大鹏，湖南浏阳人。少年时即精于技击，后入浏阳高等小学堂读书，毕业后回乡，由姜守旦介绍，加入哥老会。1904年入长沙高等普通学堂游学预备科。1905年留学日本，肄业于东亚铁道学校。1906年回国，萍、浏、醴起义时在李金奇部下当联络参谋。1907年再次留学日本，入东斌步兵学校学习军事。当时，他和同学张百祥等都对孙中山一意在南方边境地区发动起义、放松会党工作不满，因此，便和吴永珊等发起联合会党的工作。
经过焦达峰、张百祥、邓文辉、刘公、吴永珊等两个多月的奔走，各地哥老会、孝友会、三合会、三点会在日本的首领及部分同盟会员于1907年8月在东京集议，成立共进会。到会近百人，推张百祥为总理。张百祥(1879—1914),四川广安人，喜拳棒，好结客任侠，打抱不平，是川陕一带会党组织孝义会的头目，被称为双刀子张邕。1905年东渡日本，次年入东斌学校。他在下川东一带拥有相当多的会党群众，资格最高，各地码头最熟，因此受到大家的推举。共进会下设内政、外交、交通、军务、参谋、财政、党务、文牍各部。会址初设于居正、罗杰寓所，后设于青山麻布区，署名华群舍。
最初，共进会的活动不多，和同盟会分道扬镳的趋势也并不明显。1908年5月，同盟会在云南河口起义，共进会的居正、孙武都曾赶去参加；起义失败之后，分道扬镳的趋势就明朗化了。这一年夏天，黄兴、谭人凤自安南回到东京。黄兴曾问焦达峰：“何故立异？”焦回答：“同盟会举止舒缓，以是赴急，非敢异也。”黄兴又问：“如是，革命有二统，二统将谁为正？”焦达峰笑着回答说：“兵未起，何急也？异日公功盛，我则附公；我功盛，公亦当附我。”^[2]谭人凤则以为共进会模仿会党，“反文明而野蛮”,尤力持不可。但焦等意志坚决，“卒印刷章程条例，奋励进行”^[3]。
共进会草拟过两份宣言，一文言，一白话。文言宣言偏重于宣扬反对满清贵族的民族主义思想，号召“四万万黄帝子孙”奋起为祖宗雪仇。它说：“共进者，合各党派共进于革命之途，以推翻满清政权，光复旧物为目的。”“今日之事，无论男女老少，不问士农工商，以迄江湖卖技之流，军旅荷戈之士，皆宜负弩前驱，灭此朝食。”^[4]白话宣言专为针对会党宣传需要而作，除上述思想外，还阐述了挽救危亡的爱国主义思想。它尖锐地指斥清政府投降洋人：“况且他到如今，朝纲紊乱，只有奉承洋人，作洋人的奴隶，拿我们给洋人做三层奴隶，又把我们的土地，今天割一块来送这个，明天割一块来送那个。老百姓和洋人闹起事来，他不但不替百姓讲一句公道话，倒要替洋人杀些百姓出气，动不动又讲要赔款多少，铁路也送给洋人，矿山也送给洋人，税关也送给洋人。你看近来各项东西，都越过越贵，过活又一天难似一天，不是一些财产都被洋人搬穷了吗？这满人他只顾请洋人来保住他做皇帝，那管得汉人的死活！”
宣言表示，“若不早点把满人打开”,“满人”就会把我们的中国和盘托给洋人。它号召人们，“拚命去杀那满鞑子”,至于洋人的事，待下一步再办。宣言认为，只要中国整顿好了，洋人也就不敢欺凌我们了^[5]。
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列强入侵，资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各民族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当满族统治者执行媚外卖国政策时，情况就发生变化了，宣言所表现的思想正反映了这一点。
同盟会的纲领是三民主义。在这两个宣言里，恰恰既没有民权主义，又没有民生主义。不仅如此，共进会还把同盟会誓约里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这一改动的倡议者主要是孙武。
孙武(1879—1939),原名葆仁，字尧卿，湖北夏口人。祖父曾任清军提督，父亲曾任清水师营管带。1897年，孙武肄业于湖北武备学堂。自立军起事时，被举为岳州司令。1904年加入科学补习所，后又加入日知会。日知会被破坏后逃亡东北，继又转赴东京，参加共进会，任军务部长。他在辛亥革命后曾自述：“同盟会是平均地权，兄弟恐吾国人民智识程度太低，一时做不到，特改为平均人权，共进一切。”^[6]除孙武之外，其他人也曾有过解释。一种说法是，满人压迫汉人，人权不平均，所以要“平均人权”^[7];另一种说法是，中国人除视官僚为上品外，士农工商都有地位，独视会党为下品，主张革命成功后，各界一律平等相待^[8]。人权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为反对封建专制而提出的口号，共进会领导人在使用这一口号时所赋予的内容仅仅是反对满族压迫和提高会党的社会地位，这显然是过于狭隘也过于肤浅了。
共进会的发起人不少出身于大地主阶级。孙武自称“家富巨万”^[9]。刘公家号称刘百万^[10],是襄阳三大富室之一。这种变动，显然也反映了阶级的局限。关于这个问题，田桐曾说：“盖当时社会主义，会员中有怀疑者。”^[11]田桐所说的“社会主义”,就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模仿会党开堂、烧香、结盟、入伙的办法，共进会订立“中华山”、“兴汉水”、“光复堂”、“报国香”等名目，每字各系一诗。其中，共进会的单纯种族主义思想又有所发展。如《光复堂诗》:“堂上家家气象新，敬宗养老勉为人，维新守旧原无二，要把恩仇认得真。”^[12]就是说，只要你反清，管你维新也好，守旧也好，都可以不加区分。
共进会突出反满问题，它企图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了中国南方的不少会党，有利于革命运动的高涨。但是，它抛弃“平均地权”的纲领，导致了革命水平的降低；忽视“维新”、“守旧”的区别，则隐伏着后来和守旧派合流的危机。
共进会第一任总理张百祥任职不久，就匆匆回国。继任者为邓文辉。在此期间，孙武等制订三等九级军制，确定了旗式：红底黑心，轮角，外加十八黄星，表示黄帝子孙、十八省人民铁血主义的精神。同时共同推定各省都督：广东为聂荆，广西为刘玉山，江西为邓文辉，湖南为焦达峰，湖北为刘公，四川为何其义，安徽为孙竹丹，江苏为傅亦僧，河南为罗杰。同年11月，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共进会在东京开会讨论，决定加强运动会党和军队的工作。会后，孙武、焦达峰等陆续回国，共进会的活动舞台逐渐移向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