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战议和

武汉广大军民对保卫汉阳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汉阳失陷，革命党人无不悲痛欲绝。“甚至车夫舟子，皆相视对泣”^[1]。当时，武昌城内谣言繁兴，人心惶惶，居民纷纷逃避，秩序相当混乱。孙武、张振武、刘公等人派出稽查队，沿街巡逻，遇有造谣惑众者，即行拿获正法。革命党人不仅要用很大的力量维持秩序，更为重要的是布置坚守武昌。
黄兴既去，黎元洪便下令以万廷献继任战时总司令。万廷献曾任南京陆军中学堂总办，思想守旧，因此遭到革命党人的反对。万未敢就职。同时，杨开甲也辞去总参谋长职。11月28日，黎元洪在军政府召集会议，讨论坚守武昌和总司令人选问题，孙武、蒋翊武、吴兆麟、蔡济民、刘公、范腾霄等均出席。当场决定：战时总司令一职由蒋翊武护理，吴兆麟为总参谋长，姚金镛为副总参谋长；司令部设于洪山宝通寺；将沿江划分为三个防区，以窦秉钧、何锡蕃、张廷辅分任司令；海军在阳逻附近游弋，掩护武昌。与此同时，黎元洪于11月27日、28日分电独立各省都督，说明武昌危在旦夕，要求各都督“迅拔老练之兵，携带枪弹”,“星夜来鄂援助”^[2]。各省回电均表示希望“坚守待援”,并纷纷派出援军。此后，湖南、江西、广西、江苏、上海的援军相继到达，特别是赵恒惕率领的桂军和李烈钧率领的赣军的到来，有力地加强了武昌的防御力量。但是，当各军到来时，双方业已签订停战协定，开始南北议和。
冯国璋攻陷汉阳后，清廷传谕嘉奖，赏给他二等男爵，本希望他继续进攻，占领武昌。然而，当时全国已有十四省宣布独立，张勋又从南京败退，逃往徐州。北方近畿一带，也是险象环生。而清军兵力却全被吸引在京汉铁路一线，根本无法应付全国的革命形势。袁世凯有见于此，他就继续施展反革命两面手法，对武昌方面又打又拉，重点放在拉的方面。
一方面，袁世凯让清军从龟山用重炮轰击武昌，继续对黎元洪施加压力。黎元洪早有弃城出逃的打算，因被范腾霄、张振武、甘绩熙等阻止，第一次没有走成。12月1日正午，都督府正厅中弹起火，黎元洪就仓惶出城，逃往武昌下游九十里的葛店。那是一个小镇，能停泊小型兵舰。黎元洪准备效法瑞澂，如果武昌失守，就携带六十万两银子登舰逃走。逃往葛店的途中，黎元洪在王家店还给英、俄领事和袁世凯发信，要范腾霄“幸即送到，以解决局势之倒悬”。事实上是告诉对方，他在等待招抚。
另一方面，袁世凯又通过帝国主义使团加紧进行停战议和的活动。帝国主义看到清王朝难以支撑，就积极扶植袁世凯，把他作为新的代理人。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联络北京各国使团，出面斡旋停战，为袁世凯绞杀革命创造条件。11月30日，袁世凯致电冯国璋，告诉他英国出面调停，令新任汉口兵备道黄开文同汉口英国领事商办。
就在黎元洪出逃的当天，英领事派英人盘恩由军政府顾问孙发绪陪同，到武昌晤黎元洪，商谈停战。盘恩带来了停战条件，说武昌成日受炮火威胁，百姓恐慌，领事馆已同清军商议，建议停战三日。只要同意停战条件，在协定上盖章，双方就可停战。停战条件规定：从12月2日上午八时起至12月5日上午八时止停战三日；在停战期内双方一律按兵不动，“各守现据界限，彼此不得稍有侵犯窥探”^[3];双方均由各国领事监视。这时黎元洪已经离城，都督印也被他带走。于是就由吴兆麟、孙武接待，照样刻了一个印盖在协定上，停战就这样生效了。从这次停战三日开始，就导致了以后的议和。
停战议和本来是袁世凯为瓦解革命力量、窃取政权而设下的一个圈套。这一点，革命党人在当时也是有所警觉的。11月间，军政府以黎元洪名义给袁世凯的一封复信中就曾揭露他：“佯持中立，于汉满两面，若皆无所为”,实际上是“欲收渔人之利”;“屡出甘言，思以诈术，懈我军心”^[4]。但是结果还是钻进了这个圈套。这是因为，汉阳失陷后革命党人已呈涣散状态，他们感到自己软弱无力；同时，由于缺乏一个彻底的革命纲领，使许多人对袁世凯抱着很大的幻想，认为只要袁世凯能够接受民国的旗号，革命就能大功告成。这样，他们就从要求袁世凯“反戈”,到接受袁世凯的停战条件，进而谈判议和，一步步迈向妥协的道路。
黎元洪在出逃途中，听到已签订了停战协定，喜出望外，第二天就从王家店动身回到武昌。总监察刘公和军务部副长张振武，因黎元洪事先不同革命同志商量，擅自弃城出走，造成混乱局面，主张通电弹劾他的失职行为，但被其他人所劝阻。通电没有发出，黎元洪对革命党人却怀恨在心。
停战原定到12月5日期满，期满那天，仍由英领事从中斡旋，继续停战三日。到9日，英领事又转来清军关于停战十五天的条件。黎元洪把停战条件提交当时正在汉口英租界开会的各省代表讨论，议决停战从12月9日起到12月24日止，停战范围除秦、晋、蜀三省另议外，扩大到全国各省，由独立各省派代表与袁世凯派的代表进行谈判。若于十五日谈判不决，再延长十五日。同时，黎元洪将停战条件分别电告各省都督，一律遵守。
枪炮声静寂了，湖北军政府内部的斗争却愈演愈烈。在汉阳失守后，武昌遭到炮击期间，四散逃走的一些反动势力，又纷纷回到武昌，结集在黎元洪的周围，用明枪暗箭、挑拨离间、造谣诽谤等种种阴谋手段，向革命力量发动进攻，全面地篡夺权力。
这时，经各省代表决议，湖北军政府已被认为是中央军政府，黎元洪以大都督名义执行中央政务。通过与袁世凯停战议和，黎元洪又从中捞到了资本，他俨然以各省民军的首领、未来中央政府的领袖自居，湖北革命党人已完全不在他的眼下了。黎元洪积极培植他的亲信势力。都督府的秘书室，在革命党人任主任的时候，只是盖盖章、收收公文而已。在黎元洪任大都督后，就扩大秘书室组织，任命自己的心腹饶汉祥为秘书主任。规定“主任秘书承都督之命，参赞中央军政府一切政务”,权力大得惊人。秘书室成为黎元洪控制一切的特殊机构。
接着，黎元洪就开始一系列排挤打击革命党人的阴谋活动。被首先开刀的就是护理总司令、文学社首领蒋翊武。黎元洪利用革命党人之间的矛盾，首先鼓动一些人举谭人凤为“武昌防御使兼北伐招讨使，节制武昌各军并各省援军”^[5]。而撤销战时总司令一职，调蒋翊武为都督府高等顾问。这是一个没有实权的闲差。谭人凤是老革命，又是蒋翊武的湖南同乡，蒋翊武心里虽有意见，也不便反对。谭人凤志大才疏，又不懂军事，遭到许多人反对。于是，黎元洪又改派谭人凤为赴沪参加各省代表会的代表，并下令恢复总司令一职，调他的亲信吴兆麟担任。吴就职后，改组司令部，以吴元泽为参谋长，周定原为副官长，李明为秘书主任，陶俊为军法处长。
在黎元洪等人的操纵和离间之下，革命党人内部的派别矛盾迅速尖锐起来。有的党人如孙武之流更是恃功自傲、权迷心窍，积极投靠黎元洪。于是，黎元洪利用孙武来约束党人，孙武借黎元洪的权势压制党人。黎元洪派蒋翊武任江汉招抚使，给了他一笔钱作为招抚之用。孙武就诬告说，蒋翊武把钱都用作购买枪械，扩充私人武力。黎元洪就派稽查队，半夜三更到蒋翊武家进行查抄。共进会与文学社的矛盾也就表面化了。
黎元洪、孙武一帮人的倒行逆施，不但激起了文学社社员的不满，也激起了共进会下层群众的不满。许多人就酝酿“二次革命”。到1912年2月28日，终于爆发了“群英会暴动”。暴动的组织者是共进会会员黄申芗和以前合并于共进会的小团体群英会首领向海潜等人。他们得到文学社社员的支持，就以群英会为号召，联合了武昌教导团、毕血会、将校补充团、义勇团、学生军和武昌城内的驻军共几千人。由向海潜首先开枪，包围都督府、军务部和孙武住宅。暴动者的内部意见很分歧，有的主张推倒黎元洪和军政府，有的主张推倒军务、内务和理财三部，有的主张只推倒孙武。黎元洪对酝酿暴动早有所闻。他与孙武虽然互相利用，但他对孙武的跋扈，也感到似背上芒刺。因此他就借此机会竭力把矛头引向孙武，放出空气说：“我这个都督是给尧卿(即孙武)做的。”意思是他只是个傀儡而已。结果暴动就成了倒孙武的活动。挂“群英会”、“毕血会”布条的士兵控制了全城，孙武、邓玉麟等人逃奔汉口。
暴动成了革命党内部的斗争，黎元洪就从中渔利。他一面表示接受暴动者的要求，将孙武撤职，并借名整理机构，改部为司，将所有和孙武接近的部长如苏成章、牟鸿勋、周之翰等全部撤免。另一方面又把暴动诿罪于文学社，斩杀数十人，暴尸示众，进行血腥镇压。
黎元洪两面三刀的战术，大大削弱了革命党人的力量。自群英会暴动失败后，湖北军政府就完全控制在以黎元洪为首的反动势力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