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宜十六策

[原文] (节选)

治军第九

治军之政，谓治边境之事，匡救大乱之道，以威武为政，诛暴讨逆，所以存国家安社稷之计。是以有文事必有武备，故含血之蠹，必有爪牙之用，喜则共戏，怒则相害；人无爪牙，故设兵革之用，以自辅卫。故国以军为辅，君以臣为佐，辅强则国安，辅弱则国危，在于所任之将也。非民之将，非国之辅，非军之主。故治国以文为政，治军以武为计； 治国不可以不从外，治军不可以不从内。内谓诸夏，外谓戎、狄。戎、狄之人，难以理化，易从威服，礼有所任，威有所施。是以黄帝战于涿鹿之野，唐尧战于丹浦之水，舜伐有苗，禹讨有扈，自五帝三王至圣之主，德化如斯，尚加之以威武，故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夫用兵之道，先定其谋，然后乃施其事。审天地之道，察众人之心，习兵革之器，明赏罚之理，观敌众之谋，视道路之险，别安危之处，占主客之情，知进退之宜，顺机会之时，设守御之备，强征战之势，扬士卒之能，图成败之计，虑生死之事，然后乃可出军任将，张禽敌之势，此为军之大略也。夫将者，人之司命，国之利器，先定其计，然后乃行。其令若溧水暴流，其获若鹰隼之击物，静若弓弩之张，动如机关之发，所向者破，而勍敌自灭。将无思虑，士无气势，不齐其心，而专其谋，虽有百万之众，而敌不惧矣。非仇不怨，非敌不战。工非鲁班之目，无以见其工巧； 战非孙武之谋，无以出其计运。夫计谋欲密，攻敌欲疾，获若鹰击，战如河决。则兵未劳而敌自散，此用兵之势也。故善战者不怒，善胜者不俱。是以智者先胜而后求战，暗者先战而后求胜；胜者随道而修途，败者斜行而失路；此顺逆之势也。将服其威，士专其力，势不虚动，运如圆石，从高坠下，所向者碎，不可救止，是以无敌于前，无敌于后，止用兵之势也。故军以奇计为谋，以绝智为主，能柔能刚，能弱能强，能存能亡，疾如风雨，舒如江海，不动如泰山，难测如阴阳，无穷如地，充实如天，不竭如江河，终始如三光，生死如四时，衰旺如五行，奇止相生，而不可穷，故军以粮食为本，兵以奇正为始，器械为用，委积为备。故国困于贵买，贫于远输，攻不可再，战不可三，量力而用，用多则费。罢去无益，则国可宁也。罢去无能，则国可利也。夫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故善攻者不以兵革，善守者不以城郭。是以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坚甲锐兵，不足以为强。敌欲固守，攻其无备； 敌欲兴阵，出其不意； 我往敌来，谨设所居；我起敌止，攻其左右； 量其合敌，先击其实。不知守地，不知战日，可备者众，则专备者寡。以虑相备，强弱相攻，勇怯相助，前后相赴，左右相趋，如常山之蛇，首尾俱到，此救兵之道也。故胜者全威，谋之于身，知地形势，不可豫言。议之知其得失，诈之知其安危，计之知其多寡，形之知其生死。虑之知其苦乐，谋之知其善备。故兵从生击死，避实击虚，山陵之战，不仰其高，水上之战，不逆其流，草上之战，不涉其深，平地之战，不逆其虚，道上之战，不逆其孤；此五者，兵之利，地之所助也。夫军成于用势，败于谋漏，饥于远输，渴于躬井，劳于烦扰，佚于安静，疑于不战，惑于见利，退于刑罚，进于赏赐，弱于见逼，强于用势，困于见围，惧于先至，惊于夜呼，乱于暗昧，速于失道，穷于绝地，失于暴卒，得于豫计。故立旌旗以视其目，击金鼓以鸣其耳，设斧钺以齐其心，陈教令以同其道，兴赏赐以劝其攻，行诛伐以防其伪。昼战不相闻，旌旗为之举，夜战不相见，火鼓为之起，教令有不从，斧钺为之使。不知九地之便，则不知九变之道。天之阴阳，地之形名，人之腹心，知此三者，获处其功。知其士乃知其故，不知其士，则不知其敌。不知其敌，每战必殆。故军之所击，必先知其左右士卒之心，五间之道，军之所亲，将之所厚，非圣智不能用，非仁贤不能使，五间得其情，则民可用，国可长保。故兵求生则备，不得已则斗，静以理安，动以理威，无恃敌之不至，恃吾之不可击，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以实待虚，以生待死，以众待寡，以旺待衰，以伏待来。整整之旌，堂堂之鼓，当顺其前，而覆其后，固其险阻，而营其表，委之以利，柔之以害，此治军之道全矣。
[鉴赏]
《便宜十六策》,三国时期著名军事家诸葛亮著，每策一篇，共16篇，即：治国第一、君臣第二、视听第三、纳言第四、察疑第五、治人第六、举措第七、考黜第八、治军第九、赏罚第十、喜怒第十一、治乱第十二、教令第十三、斩断第十四、思虑第十五、阴察第十六。但是否全系诸葛亮所作，尚难断定。本书仅选录了《治军》第九篇，从中可以看出《便宜十六策》所反映的治军思想。
《便宜十六策》强调“国以军为辅”,认为军队治理如何关系重大。《治军第九》篇指出：“治军之政，谓治边境之事，匡救大乱之道，以威武为政，诛暴讨逆，所以存国家安社稷之计”,这就明确了治军与治国的关系。
《便宜十六策》提出“教令为先”,从基础开始训练军队。《教令第十三》规定了基础训练需要掌握“五法”、“五陈”(阵)。所谓“五法”,“一曰，使目习其旌旗指麾(挥),纵横之术；二曰，使耳习闻金鼓之声，动静行止；三曰，使心习刑赏之严，爵赏之利；四曰，使手习五兵(戈、矛、殳、戟、弓)之便，斗战之备；五曰，使足习周旋走趋之列，进退之宜”。概括起来，就是训练士卒变换队形、动止；明确赏罚；会使用各种兵器等。“五陈(阵)”,即“左教青龙，右教白虎，前教朱雀，后教玄武，中央轩辕，大将之所处，左矛右戟，前盾后弩，中央旗鼓，旗动俱起，闻鼓则进，闻金则止，随其指挥，五陈乃理(条理)。”“五陈”基本阵形，为直、锐、方、圆、曲阵，其法，“一鼓，举其青旗，则为直陈；二鼓，举其赤旗，则为锐陈；三鼓，举其黄旗，则为方陈；四鼓，举其白旗，则为圆阵；五鼓，举其黑旗，则为曲阵。”直、锐、方、圆、曲阵，又成为木、火、土、金、水阵。“直陈者，木陈也；锐陈者，火陈也；方陈者，土陈也；圆陈者，金陈也；曲陈者，水陈也。”五行之阵。根据五行相生相克，适时地辗转变化利于己的阵形。其作战单位编成，实行五五相保，“五人为一长，五长为一师，五师为一枝，五枝为一火，五火为一撞，五撞为一军”。其上述都可以普遍采取典型示范的“教战”方法。
《便宜十六策》主张治军必须执法肃然，赏罚有信。《赏罚第十》篇中明确指出：“赏罚之政，谓赏善罚恶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则邪恶知其所畏”。因此，为了确保法令的顺利施行，专设规定，以军法约束之。其中《便宜十六策》中的《斩断第十四》就规定“不从教令之法”,共七款。“一曰轻，二曰慢，三曰盗，四曰欺，五曰背，六曰乱，七曰误，此治军之禁”。所谓“轻”指“期会不到，闻鼓不行，乘宽自留，避迥自止，初近后远，唤名不应，车甲不具，兵器不备，此为轻军，轻军者斩”。所谓“慢”,“受令不传，传令不审，迷惑吏士，金鼓不闻，旌旗不睹，此谓慢军，慢军者斩”。所谓“盗”,“食不禀粮，军不省兵，赋赐不均，阿私所亲，取非其物，借贷不还，夺人头首，以获其功，此谓盗军，盗军者斩”。所谓“欺”,“变改姓名，衣服不鲜，旌旗裂坏，金鼓不具，兵刃不磨，器杖不坚，矢不著羽，弓弩无弦，法令不行，此为欺军，欺军者斩”。所谓“背”,“闻鼓不进，闻金不止，按旗不伏，举旗不起，指挥不随，避前向后，纵发乱行，折其弓弩之势，欲退不斗，宜左或右，扶伤举死，自讬而归，此为背军，背军者斩”。所谓“乱”,“出军行将，士卒争先，纷纷扰扰，车骑相连，咽塞路道，后不得先，呼唤喧哗，无所听闻，失乱行次，兵刃中伤，长短不理，上下纵横，此谓乱军，乱军者斩”。所谓“误”,“屯营所止，向其乡里，亲近相随，其食相保，不得越次，强入他伍，干误次第，不可呵止，度营出入，不由门户，不自启白，奸邪所起，知者不告，罪同一等，合人饮酒，阿私取受，大言警语，疑惑吏士，此谓误军，误军者斩”。
诸葛亮立法必审，执法必严，赏罚必信，是旷古所罕见的，而且能使受罚者“心悦诚服”,无怪后人称颂诸葛亮：“法令明，赏罚信，士卒用命，赴险而不顾”。所以，诸葛亮可称为千古治军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