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对中国书法的影响

书法离不开文字，它是艺术在文字上的具体表现。文字的产生，出于劳动创造。我国传统的说法，最早是《周易》,说“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后世圣人指的是谁？后魏江式说：“臣闻庖牺氏作而八卦列其画，轩辕氏兴而灵龟彰其彩。古史仓颉览：象之爻，观鸟兽之迹，别创文字以代结绳，用书契以纪事。……迄于三代，厥体颇异，虽依类取制，未能悉殊仓氏矣。故《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以六书：一曰指事，二曰谐声，三曰象形，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盖仓颉遗法也。”(《论书表》)后世圣人指的是仓颉，仓颉不但是文字的创造者，即后来流传的六书也是他的遗法。
在佛典中，也有这样的记载： “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卢，其书左行；少者仓颉，其书下行。”(《法苑珠林》十五 《千佛召师》)有的还说 “颉首四目，通于神明”,所以他能创造文字，这些“乃往旧说”(中国古代书法家如蔡邕、卫恒、江式、虞世南、张怀瓘等人所说大同小异),当然不足为训，仅供参考而已。
中国传统书论
中国古代的文字和书契是有区别的。唐人张怀瓘说：“夫文字者，总而为言，包意以名事也。分而为义，则文者祖父，字者子孙，得之自然，备其文理，象形之属，则谓之文；因而滋蔓，母子相生，形声、会意之属，则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题之竹帛谓之书。……凡文书相约束皆曰契。契者书其信誓之言，而盟之滥觞，君臣之大约也。亦谓刻木剖而分之，君执其左，臣执其右，即昔之铜虎、竹使，今之铜鱼，并契之遗象也。”张氏又云：“先贤说文字之所起与八卦同作。”(《书断》)文字是书的，八卦一般认为是早于轩辕的伏羲氏画的，文字既然与八卦同作，则书画同源异流(闻一多主张书画异源同流。见《江海学刊 ·字与画》1984年第6期),而非仓颉一人所造明矣。清人徐乾学说： “古者书与画同出，画取形，书取象。凡象形者皆可画也，不可画则无书矣。……六书也者，皆象形之变也。郑夹𪩩推象形有十种，而旁出有六象，谓天地、山川、井邑、草木、人物、鸟兽、虫鱼、鬼物、器用、服饰之形，而有象貌、象数、象气、象声、象属之别。象形而兼谐声者则曰形兼声，象形而兼会意者则曰形兼意。十形犹子姓也，六象犹适庶也，兼声兼意犹姻娅也。六书之理，暨古文篆籀分隶真草华梵之类，胥出于此矣。”( 《历朝圣贤篆书百体千文序》)
文字的起源，与八卦极有关系。八卦是原始人用以纪事的符号，也不是伏羲氏个人发明的。它传达印象，具有绘画的功能；说明概念，又具有文字的功能。八卦是原始人的文字，也是原始人的绘画。八卦自用作卜筮，宣传哲学之后，它与文字的作用就不同了。张怀瓘说： “卦象所以阴骘其理，文字所以宣载其能。卦则浑天地之窈冥，秘鬼神之变化，文能以发挥其道，幽赞其功。是知卦象者文字之祖，万物之根，众学分镳，驰骛不息。” ( 《书断》)
约在公元前十世纪的殷商时代 (夏代书法，世传有《岣嵝碑》一种，在衡山县云密峰，凡七十七字，不可辨识，或谓为明杨慎所伪造。总之，决非夏代之物。然目前考古学家根据出土文物研究，说我国的文字出现，早在殷商以前。理或信然。盖一事物的出现，必有其肇始故也)出现了我国最早的文字，那就是刻在甲骨上的卜辞和镌在青铜器上的铜文。这些文字，“一字有一字之义，一字即有一字之形，虽点画相类，而结构迥殊。不特此也，同一字也，而恒随各体不同，因人互异，变化莫测，仪态万方。吾国文字之所以有书法，书法所以有美术上之价值者，殆以此欤”(丁文隽 《书法精论·结构第七》)。这是从文字本身说的；再就作者主观方面而论，卜辞是有实用性质的记录，铭文是有装饰意义的作品，二者的作用虽然不同，而在写作过程中，其审美功能则是一致的，于是在主观上对书法艺术的要求便产生了。
到了周代，人们对书法艺术的要求，更为强烈。《周礼·地官·保氏》云：“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以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书法已作为皇家贵族学校的主要学科。到了春秋时代，“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庄子·渔父》)。孔子把教育从贵族手中移到平民身上，这是他的伟大历史功绩之一。他的教学内容，也不外乎六艺(即礼、乐、射、驭、书、数),书法艺术不但得到儒家圣人的重视，而且孔子本人就是一个大书法家。唐代窦蒙说：“李阳冰初师李斯 《绎山碑》,后见仲尼 《吴季札墓志》,便变化开阖，如虎如龙，劲利豪爽，风行雨集。文字之本，悉在心胸，识者谓之苍颉后身。”(《述书赋注》)孔子导先路于前，宋司马、鲁秋胡妻、屈原、李斯等追踪于后，历代士人，重视书法，遂蔚然成风。
周代书法，虽继承殷商，而商周书风则迥然不同。丁文隽谓“商治尚质，故殷契书法质直简古。周治尚文，故其书法亦繁曲奇谲，与殷契之风格不同。周代诸侯力政，各国自成风气，文字异形，书法异势。就现存彝器观之，其书法可分三派： 曰齐，曰鲁，曰楚。齐近于殷代故地，质直之风未泯，故齐书多存殷契遗意，笔画瘦直，结构严整，如《陈曼簠》、《陈纯釜》之类是也。鲁秉周礼，其书法亦笔画繁曲，结构茂密，如《大司徒匜》、《不𡠧敦》之类是也。楚国雄于南服，民风强悍，其书亦笔画坚凝，结构奇纵，如 《楚国钟》、《禽彝》之类是也。周代诸侯，同姓者多宗鲁，异姓者近齐则宗齐，近楚则宗楚，不独书法为然。《石鼓文》与鲁派相近，为周代书法正宗。”( 《书法精论》上) 以上是我国传统书论。
佛法关于书论的典据
随着佛教文化而来的印度文化，虽没有带来印度书法，在形式上不可能给中国书法以新的技法，但佛教一开始就重视书法，这是肯定的。
书法离不开文字，文字作用极为重要。《瑜伽师地论》云： “随显名句，故名为文。”又云： “云何为文？谓有六种：一者名身，二者句身，三者字身，四者语，五者行相，六者机请。”卷五十二又云：“谓名身句语身所依止性所有字身，是谓文身。”这就是说：文字是用来表达语句中某种概念的。佛家更把字分为字相和字义两方面。《字母释》云： “世人但知彼字相，虽日用而未能解其义。如来说彼实义。如随字相而用之，则世间之文字也；若解实义，则出世陀罗尼文字也。”
学佛的目的是要学六度四摄、度人度己的菩萨。菩萨如何学？一言以蔽之曰：不离世间法而修出世道。《华严经》云： “不坏世间相，而成出世法。”《法华经》云： “治世语言资生业等，皆与实相不相违背。”(转引自《明僧传·释宝印传》)所谓治世语言资生业者，佛家概括为 “五明”,非五明不足以安立世间。《楞伽经》百八句，古佛所传，特提 “工巧技术明处句”,故菩萨应于五明处学。
《瑜伽师地论》卷十三云： “云何五明处？谓内明处，医方明处，因明处，声明处，工业明处。” 又卷十五云：“云何工业明处？谓于十二处略说工业所有妙智，名工业明处。何等十 二工业处耶？谓营农工业、商估工业、事王工业，书算计度数印工业、占相工业、咒术工业、营造工业、生成工业、防邪工业、和合工业、成熟工业、音乐工业。”《杂阿含经》云： “何等为方便具足？谓善男子种种工巧业处以自营生，谓种田、商贾或王事 (服务军政界等),或以书、疏(美术)、算、画。于彼工巧业处，精勤修行，是名方便具足。”唐译《楞伽经》卷二：“佛告大慧，辟如人学音乐书画种种技术，渐成非顿。”《五分律》云：“比五差次，不知书记。佛听学书，不得为好，而废道业。”(转引自宋释道诚《释氏要览 ·志学 ·学书》条)《瑜伽师地论》将书法与音乐并列在 “十二工业明处”之中，《杂阿含经》把书法、美术 (疏)和绘画并列在 “工巧业处”之内，《楞伽》谓学音乐、书画，“渐成非顿”,《五分律》载 “佛听学书”。佛教重视书法，不但大小乘经、律、论都有明文，佛陀还把书法作为父母教育子女的内容之一。《尸迦罗越经》里，佛陀指示做父母教育子女：“一者，当念令去恶就善；二者，当教计书疏； 三者，当教持经戒。”所以学佛的人，从事书法艺术，并不违背佛教。
自东汉魏晋隋唐以来，随着佛法的弘布，出家人越来越多。寺庙中的高僧大德，虽不能“五明”皆通，而从事于“工业明处”中之书法艺术者，却大有人在。其中如智永、怀素，不但俎豆当时，而且牢笼百代(怀素写 《四十二章经》在传播书法的同时，对佛法也起了弘扬的作用)。社会上一般名流学者，喜与高僧往来，他们还乐于书写佛经，对弘扬佛法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相传东晋王羲之写过 《遗教经》,唐代钟绍京写 《转轮王经》,白居易写《楞严经》,柳公权写 《金刚经》,宋代苏东坡写 《圆觉经》、《楞伽经》,黄庭坚写《华严经》,元代吴镇、清代八大山人、邓石如写 《心经》 等等，不一而足。
文益禅师开示云： “古人道 一切声是佛声，一切色是佛色，何不且恁么会取？”(引自黄庭坚 《诸上座帖》)无漏法中当如此认取；在有漏法中，书法艺术也是佛事。因为佛法弘扬，与书法的传播极有关系，宋姑苏景德寺云法师 《务学十门》有云： “不工书，无以传”。(《明季滇黔佛教考》)这正如弘一法师所云：“夫耽乐书术，增长放逸，佛所深诫。然研习之者能尽其美，以是书写佛典，流传于世，令诸众生欢喜受持，自利利他，同趣佛道，非无益也。”(《李息翁临古法书自序》)弘一法师是律学大师，戒行精严，他的主张与 《五分律》的精神相契。无论出家比丘，或在家居士，佛弟子从事书法艺术者，均应以此为鹄的。
佛法与书法相互促进
华梵双方为什么都重视书法艺术呢？ 王右军认为书法 “能经天纬地，毗助王猷，耽之玩之，功积山丘”。(《用笔赋》)后魏书法家江式说：“仓颉别创文字以代结绳，用书契以纪事。宣之王庭，则百工以叙，载之方册，则万品以明。” 又云：“夫文字者，六艺之宗，五教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论书表》) 唐初书法家虞世南说： “文字经艺之本，王政之始。”(《笔髓论》)张怀瓘说： “字之与书，理亦归一。因文为用，相须而成。……范围宇宙，分别阴阳，川原高下之可居，土壤肥瘠之可植，是以八荒笈焉。纪纲人伦，显明君父，尊严分别而爱敬礼，长幼班列而上下有序，是以大道行焉。阐 《典》、《坟》之大猷，成国家之盛业者，莫近乎书。其后能者，加之以玄妙，故有翰墨之道生焉。世之贤达，莫不珍贵。” ( 《文字论》)
以上说明文字与书法的职能，对人类社会的关系，极为重要。它能经天纬地，分别阴阳，利用厚生；又能纲纪人伦，毗助王猷。大凡儒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都与文字有关。所以人们对它很重视，不但要求写正确，而且要求写得好，写得美观，所谓“加之以玄妙”,这就产生了书法艺术。书法艺术，可以给人以美的享受，对自己还可以 “恢扩才情，酝酿学问”。清周星莲说： “作书能养气，亦能助气，静坐作楷法数十字或数百字，便觉矜躁俱平。若行草，任意挥洒，至痛快淋漓之候，又觉心灵焕发。下笔作诗作文，自有头头是道，汩汩其来之势。故知书道，亦足恢扩才情，酝酿学问也。”(《临池管见》)
对书法“加之以玄妙”,便产生了“翰墨之道”。书法实践，涉及到美学范围； 同时对书法艺术建立了种种理论，使它升华到世界观即哲学的高度(第四章中将略为叙述)。
自文字出现之后，在宫廷里，无论实用的或装饰的，都要求写得工整，美观大方，书法所以为六艺之一。历代书法家，见于史乘者，三代以前，相传有神农、黄帝、少昊、帝尧、仓颉。夏有大禹，商有务光，周有穆王、史佚、史籀、孔子、宋司马，鲁秋胡妻、屈原。秦有李斯、赵高、胡毋敬、程邈。这些人有的是帝王，有的是大臣，有的是圣人，有的是贤人，作为实际的书法家来说，大都不可靠。而书法之成为艺术，确以上层人士之要求美善为其嚆矢，尔后才成为一般知识界的追求和爱好的。
我国书法艺术的进程，约分五期：最早见于商周时代之甲骨钟鼎石刻，出现了蝌蚪、古文、虫篆，似应以此时为草创期；秦汉出现分隶，为继创期；魏晋南北朝隋唐各体俱备、为极盛期；宋元明为过渡期；清代为复兴期。商周草创，秦汉继创，姑置不论。其余三期的书法艺术与佛法都有极密切的关系。如魏晋南北朝隋唐极盛期，这个时期也恰恰是佛法兴盛时代。佛法自东汉传入以后，从魏晋开始，便与“ 三玄”结下了不解之缘。玄学家与高僧们唱于和喁，相煽相长，佛法与清谈，不但识见相契，而艺术兴趣亦相投。所以当时的书法家，多半是清谈巨子、学者名流与高僧大德、法门龙象。这时期最有名的书法家，如钟繇、钟会父子、嵇康、阮籍、阮咸、王戎、山涛、刘伶、向秀、王衍，东晋王、谢两家的许多书法家，都是善言名理的名士。僧侣书法家中如康法识、支道林、于道邃、安慧则(详下)等，都是学兼内外的高僧大德。所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书法艺术极盛的原因，从它的传承来看，不但有在家士人的业绩，同时也有出家僧侣的勋劳。书法在宋元明的过渡期，与清代的复兴期，亦无 一不与佛法有关。
总之，书法由于佛事的开展、活动而得以保存、传播和提高；佛法又由于佛事书法的传播加速了弘扬的进程，两者相辅相成，齐头并进。
佛教对书法艺术所起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这不会有多大争议，却很少有人作系统地论述。有关佛事的书法艺术，不论是写经、刻经、造像题记或碑铭志记，从现存的书迹来看，作者的艺术水平，都达到了同时代的相当高度。他们所表现的技巧、风格与思想内涵，随着临摹者所受的影响和成就，已无限地横向扩展和纵向深入，使后来的书法家直接或间接受益靡穷。
佛法影响中国文化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书法家有在家人，也有出家人，而住持佛法者，历来以出家僧侣为主，在家居士为辅。历代僧侣书法家及其书法有特别突出之处，特别是智永、怀仁和怀素，这三位高僧对中国书法艺术的贡献特别大，影响特别深。
书法是由实用性发展而为装饰性的。装饰以审美的理想之追求为主，故书法不单是涵有技巧与思虑之活动，而且是具有审美价值之活动，所以书法是一种艺术实践。黑格尔说：“人由渴求理想之故，始有艺术。自然有限界，且不自由，艺术则加之以醇化者，故其价值出乎自然美之上。”特别是书法艺术，它是自由的、自发的，而又是有规律与调和的，不受物欲的需求之束缚的。书法家以社会的意义将自己的情感与意志表达于人，是以其中即寓有理想的、人格的自我表现，亦即书法家的世界与人生观的内涵。所以，书法实践是一种哲学的艺术，而书法理论则是一种艺术的哲学。影响中国书法实践和书法理论的思想有二大宗：首先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其次就是佛家思想(佛法)。唐宋以后，由于禅佛教思想盛行，在 “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宋人张方平语)的形势之下，理学家被迫阳儒而阴释，书法家则坦然以释氏之旗帜而大张。
总之，佛法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影响，不论深度或广度，都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