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沿革

五台山相传为文殊菩萨应化道场。早在东晋十六国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即北魏泰常六年，天竺沙门佛陀跋陀罗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六○卷中《菩萨住处品》载：“东北方有菩萨住处，名清凉山。过去诸菩萨常于中住。彼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有一万菩萨眷属，常为说法。”此经虽把清凉山定为文殊师利所居之地，但没有明确说清凉山在哪里。唐景龙四年(710),菩提流支译出的《佛说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中说：“尔时，世尊复告金刚密迹主言，我灭度后于南赡部洲东北方，有国名大震那。其国中有山名曰五顶，文殊师利童子游行居住，为诸众生于中说法。”古印度把中国称为震那国，五台山亦在中国的东北方，尤其是上述二经提到的“清凉山”、“五顶”山，恰好符合五台山“五峦巍然”、气候清凉的特征。所以武则天在位时法藏所著《华严经探玄记》卷一五就说：“清凉山则是代州五台山也。于中现有古清凉寺，以冬夏积雪，故以为名。此山及文殊灵应等，有传记三卷。”正式确认清凉山是五台山，而五台山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唐华严宗四祖澄观在所撰《华严经疏》中更直截了当地圆满了这一说法：“清凉山，即代州雁门郡五台山也，于中现有清凉寺，以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故曰清凉。五峰耸出，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故曰五台。表我大圣五智已圆，五眼已净，总五部之真秘，洞五阴之真源，故首戴五佛之冠，顶分五方之髻，运五乘之要，清五浊之灾矣。”将清凉山等同于五台山，把五台山确定为文殊菩萨道场这一衍化过程，从北魏开始，一直到澄观撰《华严经疏》才基本结束。从此，五台山文殊信仰在中国佛教史上独标一帜，影响越来越大。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智文殊菩萨法相

文殊为释迦牟尼佛的九代祖师，亦称诸佛之母，在佛教信仰中地位极尊，五台山因了文殊道场的缘由，也就受到了僧俗信众的信仰、历代帝王的崇建以及名公宰臣的护持，成为汉、藏、满、蒙各民族尊奉、海内外知名的佛教圣地。
佛教的肇始及兴衰
在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中，五台山佛教寺庙的创建最早。关于五台山佛教寺庙创建的时间，自古以来，说法很多。
明代高僧镇澄所撰《清凉山志》载：摄摩腾、竺法兰“于永平十年丁卯十二月至洛阳，”“明年春，礼清凉山回，奏帝建伽蓝。腾以山形若印度灵鹫山，寺依山名也。帝复以始信佛化，乃加大孚，孚即信也。始度僧数十居之。”若依此说，大孚灵鹫寺当始建于汉明帝永平十一年(68),是五台山最早的寺庙。此说源于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其山属代州五台县，备有五台。中台最高，目极千里，山川如掌上……从台东南而下三十里许，有古大孚灵鹫寺，见有东西二道场，佛事备焉。古老传云汉明帝所造”。五台山东汉兴佛建寺之说，亦同样见于宋延一重编的《广清凉传》:“大孚灵鹫寺者，世传后汉永平中所立。”这一说法因了道宣的声望及《清凉山志》的广泛流通，目前较为流行，但查诸僧传，均未载摩腾、法兰于永平十一年春至五台山一事。且摩腾其人，刘宋之前不见史载，是否确有其人，学术界尚无定论。至于法兰传中说的“愔又于西域得画释迦倚像，是优田王栴檀像师第四作也。既至洛阳，明帝即令画工图写，置清凉台中及显节陵上”(梁《高僧传》卷一)。其中的“清凉台”在洛阳白马寺中，并不是清凉山(即五台山)。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其《五台山记》中说：“余考之，五台山在汉为虑虒县，而山之名始见于齐。其佛寺之建，当在后魏之时，而彼教之人以为摄摩腾自天竺来此，即居是山。不知汉孝明图像之清凉台在洛阳而不在此也。” 其实，根据史料记载及考证，在东晋初年，后赵时期，由天竺高僧佛图澄及其弟子东晋名僧释道安方正式将佛教传入山西境内。所以，东汉时五台山即建有佛寺的说法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况且，五台山回环500余里，大孚灵鹫寺即今菩萨顶、显通寺一带，处于五台山腹地，交通十分不便。在佛教初传汉地之时，即在这里建造寺庙，恐怕是有相当难度的。
在记述五台山佛教史迹最古老的著作唐代沙门慧祥所撰《古清凉传》中又有另一种说法：“大孚图寺，寺本元魏文帝所立。帝曾游止，具奉圣仪，爰发圣心，创兹寺宇。孚者，信也，言帝既遇非常之境，将弘大信。且今见有东西二堂，像设存焉，其余廊庑基域，仿佛犹存。《括地志》以孚为铺，《高僧传》以孚为布，斯皆传录之谬也。” 依此说，大孚灵鹫寺建于北魏孝文帝时。释慧祥所说的《高僧传》是指唐道宣所著《续高僧传》,其中《昙韵传》载：“昔元魏孝文，尝于中台置大布寺，帝曾游止，具奉圣仪。”根据文献记载和历史文物考证，北魏时期五台山大规模兴建佛寺之说是可以成立的。
建立北魏政权的拓跋氏，先前僻居朔漠，“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魏书·释老志》)。到拓跋珪时，始知佛法，只是当时“天下初定，戎车屡动，庶事草创，未建图宇，招延僧众也”(同上)。398年，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天下初定，遂频诏建寺，礼敬僧人。拓跋珪开北魏崇佛之风气，从此代皆如此。文成帝时(452—465),为其祖先铸释迦立像五尊，高丈六，用赤金25万斤。又任沙门昙曜为沙门统，于城西武州塞凿山开窟五所，雕饰奇伟，冠绝一世。这就是著名的云冈石窟。孝文帝立，笃好佛理，大兴佛寺，至太和元年(477),平城即有僧尼两千余人，新旧寺约一百余所，魏境四方各地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有寺六千四百七十八所。北魏的崇佛政策，影响波及整个北国。处于平城东南600余里的五台山，此时大规模兴寺度僧，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
五台山佛教的兴起和佛寺的大建始于北魏孝文帝时期。据《古清凉传》、《广清凉传》载，“元魏孝文，北台不远，常年礼谒”,并至台山避暑，于中台置千许“小石浮图”,在清凉谷岭建造了清凉寺。日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认为：“此五台山，都号清凉山，山中造寺，此寺最初，故号清凉寺。”孝文帝登五台山时，见“有一小峰，顶平无林木，岿然高显，类西域之鹫峰”(《广清凉传》)。遂“爰发圣心”,造建了大孚灵鹫寺，又于寺前种植花园二、三顷，并且环绕鹫峰置建了十二座寺院。五台山佛教由此而兴。孝文帝以后，诸帝也都崇佛，“魏高祖太和中，代京阉官自慨刑余，奏乞人山修道，敕许之。乃赍《华严》昼夜读诵，礼悔不息。一夏不满，至六月末，髭须生，得丈夫相。以状闻，帝大惊，重之。于是国敬《华严》,复尊恒日”(《大唐内典录》)。皇帝奉佛，朝野风从，一时皇亲国戚、王公贵族等，纷纷施财信佛，立寺建塔，至山瞻礼灵迹。魏文帝第四女信诚公主于五台山兴建佛殿讲堂，置公主寺。棣州刺史崔震于中台造精舍一所，小石塔数枚。宕昌王亦曾游五台山，于佛光山造宕昌寺和佛光寺。在北魏时期，五台山已建有佛光寺、宕昌寺、清凉寺、大孚灵鹫寺、公主寺、观海寺、铜钟寺等数十座寺庙，且“岁时香火，遣使敬修”。可见，其时五台山佛教已很兴盛。
北齐诸帝大多好佛，致使齐境佛刹林立，僧尼众多。至今山西境内北齐佛教遗迹，还有多处。五台山佛教在北齐崇佛风气下，得到大规模的发展，进入第一个繁盛期。《古清凉传》载：“爰及北齐高氏，深弘像教，宇内寺塔，将四十千。此中(指五台山)伽蓝，数过二百。又割八州之税，以供山众衣药之资焉。”按正史，周武帝灭齐后，执行废佛政策，在原北齐境内没收佛寺四万余所，使三百万僧人还俗，可见慧祥的记载大致符合史实。一个五台山，居然建寺二百，并割八州之税供养，可见当时五台山佛教之盛。北齐初年，第三王子入山求见文殊菩萨，烧身供养，诏修王子烧身寺(即今寿宁寺)。
周武灭佛，齐境盛极一时的佛教，于此衰落，五台山佛教也遭到毁灭性打击，寺庙恶毁，僧尼还俗。以至慧祥感叹道：“遭周武灭法，释典凌迟。芳徽盛轨，湮沦殆尽”(《古清凉传》)。
隋兴，一改废佛为崇佛。隋文帝于开皇元年(581),“下诏，五顶各置寺一所，设文殊像，各度僧三人，令事焚修”(《清凉山志》)。开皇十三年(593),文帝又派人至五台山，设斋度僧，并自称“佛弟子”。五台山佛教又走上了恢复和发展的道路。
唐代是五台山佛教发展的极盛时期。李渊父子由太原起兵而有天下，建立唐王朝。因此，他们把太原府辖境内的五台山看作是“龙兴之地”。贞观九年(635),唐太宗下诏云：“五台山者，文殊閟宅，万圣幽栖，境系太原，实我祖宗植德之所。尤当建寺度僧，切宜祗畏”(《清凉山志》)。于是，在台山建寺十所，度僧百数。这就奠定了有唐一代对五台山佛教的基本政策。武则天为了给自己君临天下制造舆论，对佛教特别热心。长安二年(702),武则天自称她“神游五顶”,敕命重建五台山清凉寺，竣工后，命名僧感法师为寺住持，并封感法师为“昌平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主掌京国僧尼事”(《广清凉传》)。清凉山住持感法师成为掌管全国佛教事务的最高僧官，这是五台山佛教在全国佛教界取得举足轻重地位的发端。武则天遣使到大孚灵鹫寺前，采花万朵，移到禁苑，命内道场栽植供养。并派尼妙胜在中台造塔，一年完工；遣内侍黄门金守珍就山供养，设斋供一万菩萨，设斋之日，巡礼僧达万人。唐代宗时著名高僧不空曾派弟子含光来五台山建金阁寺，不空首先施舍自己的财产，并动员代宗及诸大臣赞助。于是，宰相王缙从中书省开出募捐许可证，命五台山的僧侣数十人，分赴全国各地募捐。代宗也给全国十节度使下诏，让他们支持这个募捐活动。金阁寺建成后，又造了玉华寺。大历五年(770),不空还亲自到五台山修功德，并运用自己在朝廷的势力，奏请天子在天下著名寺院都建文殊阁，作为五台山根本道场的支院。又奏请在天下各寺院食堂中改所供宾头卢尊者为文殊。这样把文殊信仰推广至全国，形成了以五台山为中心，以各著名寺院为枢纽，遍布天下各大小寺院的文殊信仰之网。五台山佛教经唐代诸帝的倾心供奉推动，寺院建筑规模宏大，全山僧尼数以万计，进入第二个繁盛期。当时全山有佛寺三百六十余所，其中规模宏丽者七十余所，全山僧尼“达万人之众”(《全唐文》卷六二一)。五台山成为中外佛教徒共同向往的佛教圣地，瞻礼五台山的僧侣，川流不息。
中唐以后，佛教虽有很大发展，但国家经历了安史之乱，经济上遭到巨大破坏，从而和寺院经济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于是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废佛事件。武宗会昌四年(844)禁供佛牙，并敕五台山、终南山、泗州普光寺、凤翔法门寺等处，有佛指骨也不许供养。接着，会昌五年，大规模拆毁寺院，没收寺产，遣散僧尼。凡毁大、中寺院四千六百多所，小的兰若四万多处，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人，没收寺院良田数十万顷，佛教势力遭到沉重的打击。会昌六年(846),武帝去世，继位的宣宗以至懿宗都力图恢复佛教，但王朝已濒临末代，藩镇倾轧，农民起义，数十年间，战乱频仍，佛教从此衰落。经过这次废佛，五台山佛寺中，只有僻处台外规模不大的南禅寺保留下来。此寺建于建中三年(782),距今一千二百多年，成为我国最古的一座现存唐代木构建筑。其余寺院，有的就此湮没，有的重新修复。大中二年(848),宣宗诏令五台山新建五座寺庙，各度僧五十人。昭宗时曾敕令重修寿宁寺，并拨给州田百顷。佛光寺，会昌废佛中被毁，宣宗即位后，愿诚和尚重返佛光，整理废墟，女弟子宁公遇施建了东大殿。此殿建于大中十一年(857),距今一千一百多年，是我国保存下来的古建筑中又一颗明珠。
《广清凉传》载：“宣宗践祚，重兴寺宇，敕五台诸寺，度五千僧，再请頵为十寺僧首，并都修造供养主。”可知在宣宗在位期间，又修复了许多寺庙，诏度了五千余名僧人，五台山佛教有了一些恢复。但随即不久的五代，又发生了后周世宗的灭佛事件，遂使五台山佛教又趋式微。《广清凉传》载：“自后周已来，亟遭废毁。甄台寂寞，空余麋鹿之场；宝塔摧颓，但聚鸱枭之迹。俄钟随季，海内分崩；寓县沸腾，生灵涂炭。兵火延及，荡焉靡遗；大率伽蓝，多从煨烬。名额既泯，基址徒存，其堪住持者，六十七所，余皆湮没焉。”由此可知，尚未恢复元气的五台山佛教再遭打击，以至周世宗灭佛后，至宋初，寺院仅存六十七所。
宋太宗赵匡胤创宋之后，一反后周灭佛政策，转而对佛教进行扶持和保护。于是，五台山佛教又从萧条转向了新的兴盛时期。太平兴国元年，太宗诏日：“五台深林大谷，禅侣幽栖，尽蠲税赋。”(《清凉山志》)并敕中使将金泥书经一藏送至五台山菩萨院供养，令“每岁度僧五十人，令事清修”(同上)。太平兴国五年(980)正月，又下诏：“重修五台十寺。十寺者，真容、华严、寿宁、兴国、竹林、金阁、法华、秘密、灵境、大贤。”(《佛祖统纪》)并令内侍张廷训往五台山造金铜文殊菩萨像，供奉于真容院。同年四月，又遣使蔡廷玉等到台山建寺，“敕河东路有司运给”(《清凉山志》)。太平兴国七年(982)八月，寺建成，赐额“太平兴国寺”。淳化二年(991),太宗又令：“五台诸寺院，今后每至承天节依例更不试经，特许剃度行者五十人，内二十人与真容院，余以等第轮次均分诸院。”(《宋会要辑稿》)景德四年(1007),宋真宗又“特赐内库钱一万贯再加修葺”(《广清凉传》)。由于宋代诸帝对五台山的崇建，佛寺兴建增多，僧尼人数猛增。《广清凉传》载：“自是，层楼广殿，飞阁长廊，云日相辉，金碧交映，庄严崇奉，邈越前代矣。” 据《广清凉传》载，宋时全山有寺七十余所，僧尼五千多人，香火已十分旺盛。
北宋末年，金兵大举伐宋，五台山因与金朝接壤，“比因边倅，议括旷土，故我圣境山林，为土兵所有，开畲斩伐，发露龙神之窟宅，我等寺宇，十残八九，僧众乞丐，散之四方”(《清凉山志》)。五台山佛教因战事又一次受到冲击。宣和七年(1125),忻、代二郡失守，金兵占领了五台山，台山一带僧俗受到金兵烧杀抢掠。五台山僧正真宝曾团练僧兵，联合宋军抵抗金兵。作为金朝统治者的女真族，一方面受当时崇佛社会风尚的影响，另一方面金代诸帝为柔服汉人，加强中原地区统治，亦对五台山佛教加以尊奉。天会十五年(1137),于五台山佛光寺重建七间木构建筑的文殊殿和五间天王殿。正隆三年(1158)建造了灵岩寺(即岩山寺),金帝完颜亮且命“御前承应画匠王逵同画人王道”(《灵岩寺水陆图碑记》)于正殿中绘画水陆图。金世宗大定三年(1163),敕建五台山万岁寺。还在五台山新建了平章寺，重修了净名寺。从中可看出，金朝统治者对五台山还是尊崇的。
元朝建立后，对佛教非常尊崇，喇嘛尤受优礼。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就曾诏曰：“朕眷仰灵峰，大圣所宅。清修之士，冥赞化机，官民人等，不得侵暴。”(《清凉山志》)第二年造经一藏，敕送五台山善住院，令僧披阅，并修十二佛刹。元贞元年(1295),元成帝为皇太后建佛寺于五台山。至大元年(1308),元武宗“发军千五百人修五台山佛寺”。同年十一月，再“摘军六千五百人供其役”。至大三年(1310),又一次增派工匠军卒，“营五台寺，役工匠千四百人，军三千五百人”(《元史· 武宗本纪》)。参加营建施工的人数达一万二千九百人。可见当时工程规模之大。元代五台山新建、重建寺院有万圣祜国寺、大圆照寺、普恩寺、铁瓦寺、寿宁寺、西寿宁寺、护国寺、金灯寺、望海寺、温泉寺、石塔寺、清凉寺等。元代兴建的寺院，规定住僧三百，住持由朝廷选派任命，朝廷并将大量土地赐与寺院。元代五台山的寺院不仅拥有田产，还开采铁矿，经营贸易，这就为元代五台山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经过元代诸帝的崇建，蒙汉人民的信奉，五台山在元代成为兼弘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圣地。
明清时代又是五台山佛教的兴盛时期。出身于僧侣的明太祖朱元璋，十分看重佛教，以下诸帝也都崇信佛法，不断地对五台山遣使供养，建寺修刹。为了笼络蒙藏少数民族，特别重视藏传佛教，因此使五台山自元代始兴的藏传佛教，到了明清时期，发展到与汉地佛教等量齐观的地位。永乐四年(1406),明成祖派人到西藏迎请名僧哈里麻到京，赐銮舆旌幢伞盖之仪，遣使卫送于五台山大显通寺。永乐五年(1407),命太监杨升重修寺宇及舍利塔(即大白塔),并首建塔院寺。第二年，敕五台山十寺为国祝厘，命五台县按月供给寺僧米粮，又将贝叶经及梵文经藏赐于大文殊寺(菩萨顶)。正统十年(1445),明英宗敕造大藏经送普恩寺。万历二十八年(1600),明神宗在五台山设龙会，赐予五台山僧人锡杖、衣钵一千二百付。明神宗李太后，亦舍钱于五台山修建寺院。据明万历年间五台山狮子窝镇澄法师撰《清凉山志》记载，当时“台内佛刹，凡六十八所”,“台外佛刹，凡三十六所”。万历十年(1582),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德清在显通寺讲经时，百日之内，常住上牌一千众，僧俗每日不下万人，也可说明当时五台山佛教之盛。
入关统治中原的清帝国，更是对佛教优加崇奉。从康熙开始，“国家绥柔蒙古，特兴黄教(藏传佛教格鲁派)。宏启宗门，藉资控驭，是中外刈安，边民享升平之福者逾二百祀。而清凉五顶以近邻郊圻，岁或再至。怀柔最先，所以迓休祥而普乐利者，典尤巨焉”(《山西通志》)。国家非常重视利用藏传佛教格鲁派来加强中央政府和蒙古地区的联系，史称“以黄教绥柔蒙古”。从康熙年间至清末，朝廷将统辖内蒙古、青海佛教事务的大活佛章嘉呼图克图迁住五台山镇海寺，以鼓励蒙古族佛教徒朝拜五台山的办法来融洽民族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康熙皇帝曾赴五台山五次，敕建寺院五所。康熙二十二年(1683)将台内十座汉庙(罗睺寺、寿宁寺、三泉寺、玉花寺、七佛寺、金刚窟、善财洞、普庵寺、台麓寺、涌泉寺)改为黄庙(藏传佛教寺),和尚也一并改为喇嘛。乾隆皇帝也赴五台山六次。由于朝廷对五台山佛教的尊崇，因此五台山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极为兴盛。雍正时，五台山已有规模宏大的黄庙二十六所，“黄衣僧恒千余人”(《五台新志》)。嘉庆时，仅菩萨顶就有喇嘛五百六十一人，最多时达三千余人。蒙藏佛教徒对五台山崇仰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内外蒙古进香者，每年四月至十月，络绎不绝，檀施不绝”(同上)。“内外蒙古王公台吉，驱驼马牛羊数千里，倾诚贡献者，不绝于道”(袁希涛《游五台山记》)。在清代，五台山佛教促进了汉、蒙、藏、满各民族的团结，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在五台山黄教鼎盛的清代，汉地佛教也十分盛行。据光绪《山西通志》记载，清末，全山有青庙(汉地佛教寺庙)七十八所，僧侣人数亦在千人以上。
中华民国中期以后，由于社会动乱，许多人流离失所，人们把寺院当作避难之所。据有关资料统计，民国二十八年(1939)五台山境内有寺院一百一十所，僧尼二千二百人，其中喇嘛八百余人。日军侵占五台山后，许多僧人不甘奴役，纷纷逃离，境内佛教急遽衰落，寺庙亦遭破坏。1946年以后，外逃僧人陆续返回。土地改革时，部分寺庙又遭破坏。建国初期，五台山佛教仍坚持正常活动。“文革”十年，五台山佛教亦受冲击，寺庙多遭破坏。1978年以来，逐步落实宗教政策，国家拨款三千余万元，修复寺庙三十余座。五台山现有自唐以来各个朝代寺庙五十余座，常住僧二百余人。夏季，游方僧人很多，常有五百至八百人。目前，五台山僧众过着正常的宗教生活。

山西五台山金刚神像

佛教宗派及高僧
五台山佛教，历史悠久，几经沧桑，本身就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缩影。在五台山这个小舞台上同样演绎着中国佛教史的风雨兴衰。自东晋十六国到现在的一千五百余年里，五台山佛教名僧辈出，僧才济济。各宗高僧来台活动，都把五台山作为弘法传宗的基地，使五台山佛教呈现出显密诸宗并弘，汉藏佛教共存的独特风采。
华严宗。《华严经》是大乘佛教重要典籍，是五台山为文殊道场的主要依据。从北魏时候起，五台山一直是传播、研习《华严经》的基地，华严学在五台山兴起最早。北魏太和初年，代京阉官刘谦之自惭刑余，入山修道，昼夜读诵《华严经》,将此经传入五台山。后有悬瓮山沙门灵辨于延昌四年(515)入五台山清凉寺研习《华严》,至神龟三年(520),撰成《华严经论》一百卷。隋时释昙义及弟子昙训，常居五台山，每日讽诵《华严》一帙，以此为恒，经年不息。佛光寺解脱大师及其弟子明曜，转读《华严》,晓夜无辍，还依《华严》作佛光观。唐开元年间，著名华严学者李通玄曾至五台山华严寺，研习华严经，后于五台山南埵方山著《华严经合论》一百二十卷、《华严经大意》一卷、《华严决疑论》四卷。唐代著名高僧华严四祖澄观也于大历十一年(776)到五台山华严寺修习华严学，后经四年写出《华严经疏》六十卷，有“华严疏主”之誉。在此书中，澄观明确把清凉山定为代州五台山，使五台山正式成为文殊道场。澄观开讲新疏，影响日大，后为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思想，又作《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九十卷。澄观驻锡五台山二十年，讲演《华严经》达五十遍，使五台山真正成为当时华严学中心地之一，他自己因此功德被授以“清凉国师”的尊号，成为五台山佛教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一代高僧。继澄观之后，华严五祖宗密亦于长庆元年(821)至五台山弘传华严教旨。此后五台山僧人中弘传华严宗的，还有后唐诚惠，后汉继颙、北宋承迁及其弟子净源。承迁著《华严经金师子章注》一卷，净源著《华严经原人论发微录》三卷、《华严经普贤行愿修证仪》一卷、《华严经还源观疏钞补解》一卷，时称“华严中兴之祖”。元代真觉国师文才以及号为“华严菩萨”的正顺，都是五台山研习《华严》的大德。明代又有月川镇澄法师、无尽慧定法师和契真道相法师弘传华严。清代“阐教禅师”达天通理亦是一代华严宗匠。
净土宗。北魏时，五台山佛光寺高僧昙鸾是弘传弥陀信仰的净土祖师。他广学内外经典，修持净土法门，著有《往生论注》等，是五台山净土宗的先驱。唐大历五年(770),净土宗四祖法照至五台山华严寺，入念佛道场，弘传净土教义，创“五会念佛”,使学净土者益众。贞元十五年(779),创立竹林寺，成为唐代著名净土道场。明代又有袾宏真可、憨山德清以及月潭倡导禅净一致，归心净土。据民国年间统计，当时五台山净土教徒占全山僧尼人数的百分之九十。
律宗。早在北魏太和末年(497),法聪律师就在五台山北台(今碧山寺)为众开讲《四分律》,这是中国佛教史上解律之始，弟子道覆曾录为《四分律疏》。隋代僧人惠龙精通律学，继法聪律师之后，又在五台山开讲《四分律》。唐时，律宗创始人道宣律师曾至中台宣讲律学，使台山律学转变为律宗，五台山亦成为中国北方著名的戒坛。唐代大和二年(828),禁止诸州传戒之时，天下数百戒坛，仅许五台山、洛阳二处戒坛保留，足见台山戒坛在当时地位之高。以后，五台山律宗延绵不绝，代不乏人，出了不少著名律师。如元代圆光法闻律师曾隐居台山六年，研读《大藏经》。至明代，虽然“谈经者多，弘律者少”(《清凉山志》),但五台山律宗还相当盛行。宗林律师为弘治年间登坛大戒主，曾任五台山提督，对五台山律宗有着很大的影响，他整顿纲纪，为台山僧风的纯正作出了杰出贡献。被人称为“中兴律祖”的古心如馨律师为恳求戒法，三逾寒暑，徒步跋涉来到五台山，于此悟通大小乘律后，返回南京兴建古林寺律宗道场。弟子寂光曾于万历年中在五台山起皇坛传戒，中兴南山律宗。弟子远清自幼出家五台山，从如馨律师处学律后，又返回五台山，精研律部，传戒授法，并使五台山法戒大盛。
禅宗。早在隋时五台山解脱和尚就习禅，作佛光观。唐时五台山有北宗神秀系的巨方禅师，荷泽神会系的神英禅师，南岳怀让、马祖道一系的智通禅师、赵州从谂、木叉和尚、隐峰禅师，雪峰系的孚上座，沩仰宗的无著禅师等于此修习弘传禅宗。五代时有五台山真容院匡嗣禅师弘扬禅法。金代有铁勤寺慧洪禅师精进不懈，勤修禅业。元时有临济一代宗师海云印简在五台山弘法，清凉高僧真觉大师就曾从印简咨决心要，印简为五台山禅学的延续作了巨大贡献，时人称为“中兴临济名匠”。元明清时期，禅宗在五台山居于主要地位，明时有碧峰禅师，明太祖曾为他在五台山敕建了普光寺；弧月禅师在成化年间在五台山华严谷建普济寺，后终于本寺，且有《清凉语录》行世。另外还有大巍、宝印、无边诸禅师在五台山参究禅机，弘扬佛法。禅宗自创宗以来，一直是五台山佛教中的一大派系。据1956年统计，全山四百四十五名僧人中，有禅僧一百六十三人。1983年统计，全山一百一十六名僧尼中，有禅宗禅人七十四人。
密宗。五台山密宗始兴于唐，唐高宗永淳二年(683),印度僧人佛陀波利把他译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置于台山诸寺，标志着密宗开始传入。大历五年(770),密宗大师不空派弟子含光、行满至五台山修金阁、玉华二寺，七月，不空也至五台山修功德，且令金阁、玉华、清凉、法华四寺转《仁王护国经》等，为国行道。密宗开始在五台山建有自己的传教基地，并开展佛事活动。元代诸帝特别信奉密教。至元初年，曾诏国师胆巴居于寿宁寺。国师阿麻刺室利在台山建立了大善法藏寺。明永乐元年(1403),曾迎哈立麻至京，明成祖令其统领天下释教，后又遣使送至五台山大显通寺居住。明成祖还于永乐十二年(1414)迎请格鲁派法师释迦也失至京，尊为国师，次年敕住五台山。从此五台山就成了内地格鲁派盛行之区。清代更加尊奉藏传佛教，顺治年间就派喇嘛住于五台山，并特命阿王老藏住持五台山真容院，督理番汉僧众。还有老藏丹贝住于罗睺寺，执掌五台山政教大权。章嘉呼图克图亦住于五台山，影响及声望很大，使藏传佛教在五台山达到极盛的地步。1956年，据统计有密宗僧人二百一十七人。1983年有密宗僧人十九人。可见密宗在五台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宗派。
唯识宗。唐高宗咸亨四年(673)和永隆元年(680),唯识宗创始人之一、玄奘大师的高足窥基就两次入五台山，弘扬唯识宗旨，并于中台顶建了唯识宗道场。宋金时有清凉寺成觉及其弟子善慧、佛光寺杲公等唯识诸大贤。元代尚有弘教慧印大师继续在万圣佑国寺弘传唯识宗旨。
天台宗。在唐代，五台山天台学也十分兴盛，有天台名僧志远法师弘传此宗教旨。志远曾居五台山大华严寺四十年之久，讲述天台圆顿之旨，修行法华三昧，并著有《法华疏》十卷、《玄门》十卷、《止观释义》十卷等。他志行高洁，声名远播。日僧圆仁曾来五台山从志远法师学习天台教义。五代时的光屿法师、宋代的慧悟法师都继志远法师之后，继续弘传天台教旨，使五台山天台宗得以延续。
摩法宗。为五台山独有的宗派，相传东汉时摄摩腾、竺法兰礼五台山后，隋唐僧人仰慕其法，故创摩法宗，后融于华严宗。清时再度重现。民国年间，同禅宗、净土宗并列弘传。据1956年统计，五台山有摩法宗僧人三十九人。1983年时，仍有十四人。
在五台山这块佛国净土上，中国佛教各大宗派俱曾至此弘法布道，开创本宗基地，使五台山形成汉藏佛教两大体系汇合，青庙黄庙并存，显教密教竞传的独特格局。五台山佛山圣水也孕育了一代代名僧大德。除以上所列外，在现代尚有一代名僧能海上人。他精研佛法，显密兼通，曾在五台山清凉桥，复修吉祥寺律院，开辟弘密道场。能海法师学修并重，著译甚丰，被佛界僧众尊为四川文殊、第三法王。建国后曾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全国人大代表，并出访印度，参加亚洲和平会议。能海法师于1967年圆寂于五台山碧山寺。中国当代名尼通愿法师，驻锡台山三十年，弘法利生，苦心清修，精研戒律，志行高洁。海内外善信同仁，共仰尼师风范，曾被僧众推举为山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通愿尼师于1991年3月圆寂后，在五台山如法荼毗，并设供养道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