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注释】

选自宋·苏轼《超然台记》。

盖：发语词，无义。

游于物之外：超然于世俗之外。

【赏析】

苏轼的《超然台记》，是借“超然台”论说超然，表达对人生、对生活的一种超然态度。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轼从杭州调任密州知州。密州穷僻之地，天灾频仍，连年歉收，百姓生活十分艰难。苏轼生活上也是诸多窘况，十分简陋清苦，他在《<后杞菊赋>序》中写道：“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又说道：“吾方以杞为根，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说的就是当时在密州以杞菊、野蔬充饥果腹的生活。

物质生活虽然如此艰苦，苏轼却能从中获得良多乐趣，不乏一种洒脱旷达的情怀。所以，在密州这样的穷苦之地，他仍有心情利用政事之暇，修葺旧台，与宾朋登临观览，尽兴快乐。用他的话说就是：

“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意思说：我无论到任何地方都不会不快乐，是我能超然于物外啊！

苏轼仕途坎坷，多次贬谪，迁徙流离，却始终能保持达观开朗、热爱生活的人生态度，“游于物之外”是其根本原因。“游于物之外”就是看淡了名利富贵，不沾滞于物，而能超越于政治的物质的利益之外，因而能够安贫乐道，不管身处何处，总是乐多悲少，心情开朗，精神处于轻松和愉悦的状态。反之，如果时时处处盯着名利，“游于物之内”，为名缰利锁所羁绊，斤斤计较于个人名利得失，必然苦闷彷徨，乐少悲多，不得开心颜。

“游于物之外”是一种很高的思想境界，苏轼有了这种精神境界，所以能够“无所往而不乐”。无所往而不乐与乐少悲多相对照，反映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态度和思想襟抱。

其实，苏轼有这样的思想境界，与其政治上的屡屡失意密切相关。宋神宗熙宁年间，当王安石推行变法时，苏轼因反对新法而被迫自请外任地方官，先通判杭州，后又知密州、徐州、湖州等地。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又因写诗讥刺新法，以“谤讪朝廷”罪被捕入狱，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在经过一番折磨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高太后临朝，司马光执政，苏轼被召回京，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等职。苏轼又因主张对新法“参用所长”，保留一些行之有效的部分而不容于朝，政治上又受到排挤，于是又自请外调知杭州、颖州、扬州、定州等地。不断贬谪迁移的劳顿生活，使他产生了“游于物之外”的处世思想，并以超然物外的避世态度，去寻求内心的宁静和生命的快乐。

显然，这种“乐”中其实笼罩着一层无可奈何的情绪。文章中，他从台上四面眺望，南望马耳山、常山，东望卢山，想象着那里住有逃世的隐士；西望穆陵关，仰慕西周姜太公、战国时期齐桓公显赫的勋业；北瞰潍河，慨叹汉代淮阴侯韩信建立不世之功而未得善终。所以，作者在凭吊古代伟人的同时，也在他“无所往而不乐”的心境中，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无奈和怨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