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洲国的成立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秉承日本军部的旨意，加紧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认为“消灭现有东北政权，树立以宣统皇帝为盟主，接受日本支持的政权”①,是占领东北，将东北建成日本侵略中国的后方基地和跳板，同时又是搪塞中国与世界舆论的重要步骤。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伪满洲国才得以出台的。
在东北扶持汉奸政权，进而将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设想，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就已经提出了。1931年，日本军部在当年的“形势判断”中，曾提出对东北控制的三个阶段：一、扶植汉奸亲日政权；二、建立“脱离中国本土”的“独立国”,即扶植傀儡政权；三、将东北划入日本版图。
九一八事变翌日，日本参谋本部的建川美次就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正式提出建立伪政权的问题，建川明确地主张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盟主”,建立“得到日本支持的政权”。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少将召集会议讨论统治东北问题，会上，土肥原贤二又提出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所谓“五族共和国”方案。经过研究，会议决定支持建川方案，通过了一个《满蒙问题解决方案》。
上述《解决方案》提出，以溥仪为元首，建立“新政权”,其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这个所谓的“新政权”的“国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国掌握”,“交通、通讯的主要部分”也由日本负责；但日本管理的国防与外交等方面的经费，则“由新政权负担”;充分利用被日本人认为“属于原宣统帝一派，与本军有联络关系”的熙洽(吉林地区)、张海鹏(洮、索地区)、汤玉鳞(热河地区)、于芷山(东边道地区)、张景惠(哈尔滨地区)等地方军阀组建傀儡政权②。会后，关东军四处派人活动，拉拢内定的五人。后来，除汤玉鳞外，其余四人均做了日本侵略东北的帮凶。
9月28日，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桥本虎之助从东京抵达沈阳，向关东军了解“新政权”筹建活动，并向关东军透露了日本内阁“不扩大事态”的主张，只具有政治意义，并不妨碍在军事上的扩张③。这实际上是向关东军下达了在东北继续扩张的动员令。
10月21日，关东军出台一份《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草案》规定：关东军必须成为“新国家”的国防军，而伪军中必须设立日本人担任的军事顾问；在外交上，新政权批准条约时，必须得到日本顾问的同意；在政府机关中，必须增派日本顾问，并赋予其实权。而要建立“新政权”,又必须做到下列三点：“1. 使满蒙完全脱离中国本土；2. 统一满蒙；3.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而实质上要掌握在我们手里”,“至少要掌握军事、外交和交通的实权。”④显然，这个新政权只是日本人的影子政府而已， 日本人则通过它把东北变成不折不扣的殖民地。
10月23日，满洲青年联盟理事长金井章次提出一个《满蒙自由国建设纲领》,主张日本人应直接参与新政权的构成；他还提出压制东北工商业的发展，将东北变成日本强大工业控制下的“永久或半永久性的农业国。”⑤
上述计划和建议都得到了关东军的充分重视和讨论。1932年1月6日，板垣回到东京向日本政府汇报满洲“新政权”的构想。随后，日本军部出台了《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规定东北要从中国主权下分离出来成为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政治、外交、经济、国防、通讯、交通等重要命脉由日本控制；为加强日本人在满蒙的势力，日本人参与新国家中央与地方的行政，日本对新政权的政策由关东军执行。《纲要》还规定，必须要中国政府放弃对东北的主权，为之可以采取一切措施⑥。
显然，这份《纲要》可以视为日本政府对于解决东北问题、在东北地区建立汉奸政权的最终方针，正是在日本政府的具体指示下，组建东北地区的伪政权的工作才得以迅速展开。
在关东军的策划下，一批原东北地方军阀经不住诱惑，先后宣布从中国内部“独立”出来，为伪满洲国的成立做了舆论上的准备。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土肥原贤二主持了在沈阳市政府举行的“奉天城市政成立会仪式”,原中国市长李德新被迫办理了市政移交手续，原中国官吏均被赶出机关，实行由关东军负责的“军政”统治。但日本陆军部认为， 日本军人直接实行“军政”,未免过于露骨。于是，关东军将亲日多年的赵欣伯拉出来担任沈阳市的傀儡市长。
与此同时，由赵欣伯策动，袁金铠为首，于9月24日成立了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次日，维持会即向关东军提交《请愿书》,要求日本维持秩序，不要撤军。26日，在关东军的策划下，维持会改名为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宣布暂时代理省政府的职能。随后，赵欣伯等人先后又拼凑了辽宁四民临时维持会⑦和东北绅民时局解决方策讨论会，为组成东北地区的汉奸政权大造舆论。11月7日，袁金铠受日本人委托，将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迁入原省政府大院，成为变相的省政府。维持会宣布“与张氏旧政权及国民政府均断绝关系”。名义上，维持会仍然是民间组织，但事实上等于是省政府，其职能就是为日本军队强收苛捐杂税。11月10日，辽宁省伪政权正式成立，袁金铠任伪省长，将辽宁省易名为奉天省。但不久，关东军认为袁氏不力，遂起换马之心。12月13日，事变前被软禁的原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又被日本人请出担任伪奉天省省长。16日，臧式毅通电宣布，不承认设在锦州的张学良政权。
在吉林省，一心复辟清朝的皇族熙洽，不但拒绝从沈阳撤退的东北军第七旅进入吉林境内，而且拱手将吉林让给日本军队，其目的只有一个：恢复清朝。9月22日，板垣派人赴吉林劝说熙洽出马组织新政权。26日，熙洽宣布将原吉林省军政两个机关合二为一，成立新的吉林省长官公署，熙洽任长官，总揽全权。28日，熙洽召集吉林各界人士代表大会，宣布脱离与中华民国和张学良间的一切关系，从中国“独立”。
由于担心引起国际争端， 日本没有在九一八事变后立即引兵北上。然而，日本关东军却派人积极与黑龙江省的张景惠、张海鹏联系，鼓动他们宣布“独立”。10月1日，张海鹏在洮南宣布黑龙江省“独立”,与中华民国和张学良脱离一切关系。然而，被张学良在事变后任命为黑龙江省代理省主席的东北军第三旅旅长马占山，在与日本的谈判中不断拖延，始终不肯迈出实质性的投降步伐。无奈，日本只好转而支持张景惠。1932年1月1日，张景惠在哈尔滨发表“独立宣言”,宣布就任黑龙江省伪省长。
1931年10月5日，管辖辽宁省东边一带二十三个县的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在观望形势后，与日本岛本第二大队签订协约，答应负责保护东边道境内日侨生命和财产安全。在日本人的诱惑下，10月15日，于芷山自称东边道保安司令，听命于日本人的命令，沦为可耻的汉奸。
在九一八事变中，一向与日本关系甚密的蒙匪巴布扎布的儿子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在科左后旗和科左中旗成立伪“内蒙自治军”,协助关东军的行动。随后，在关东军的支持下，甘珠尔扎布等人开始“蒙古独立”运动。只是由于手中兵力不足，加上在进攻通辽县城时被东北军第三旅击溃，终于没有将“蒙古独立”运动搞起来。
上述地方性汉奸的“独立”运动，虽然为日军在东北的侵略作了舆论上呼应，但这些汉奸毕竟都是一些地方性人物，无法成为东北独立的“新政权”的领袖角色。关东军曾有赶走张学良利用张作相的设想，也曾想利用段祺瑞或张宗昌，组织北方汉奸政权，还曾一度请溥伟出马，搞光明帝国，但都以种种原因放弃。于是，关东军就想到了避居天津日本租界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
前清废帝溥仪在冯玉祥“北京政变”后被赶出皇宫，1925年2月，溥仪被送至天津日租界居住。在日本人看来，虽然退出了政治舞台，但溥仪“一心专作恢复满清的迷梦”⑧,无时不在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他对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恨之入骨；东北和蒙古地区的民众对于清朝的统治还有一种心理认同感；这一切使得“溥仪具备作为傀儡的优越条件”⑨。
为了利用溥仪分裂出东北， 日本人对溥仪进行了长期的感情拉拢，在无人理睬他的中国把他当一个皇帝对待，在其访日期间对之给予极为隆重的接待，不断向其灌输“中国的混乱，根本在于群龙无首，没有了皇帝”的思想，并说中国的局势，惟有溥仪“才能收拾”⑩。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让熙洽写信，派罗振玉、日人上角利一等人赴津，劝说溥仪去东北复辟大清江山，声称：东北三千万“子民”盼溥仪回去。溥仪被劝说得利令智昏，遂答应由日本人接他潜回东北。
1931年11月10日，溥仪被藏在一辆汽车的后备箱内，悄悄地出了住地静园。在一家日本餐馆内，溥仪被换上了日本军装，改坐日本军司令部的汽车直驶英租界码头，在十几名日本军人的护送下，登上一艘汽艇，开出了大沽口，随后溥仪被换上日本商船“淡路丸”向东北开去。13日，溥仪抵达营口市的满铁码头。当时，由于国联正在开会讨论日本入侵东北问题，日本处境极为不利。日本内阁担心此时拥立溥仪，会刺激各国而招致不利，于是令关东军先将溥仪转移至旅顺大和旅馆严加看管起来。
11月21日，国联大会决定组织调查团，赴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真相。日本为造成既成事实，决定立即建立伪满洲国，以对付调查团和国际舆论。
12月12日，日本犬养毅内阁上台后，对关东军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的行动表示完全赞同的态度。1932年1月6日，日本军部出台前述的《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使关东军更加有恃无恐。1月27日，板垣与汉奸赵欣伯密商后拟定了一个有关伪政权的“建设顺序的纲要”(11)。
随后，板垣即征求溥仪对于“新国家”的意见，溥仪同意担任“新国家”的元首，但他极力主张恢复帝制，保留皇帝的称号。板垣表示不同意。
2月16日，在关东军的操纵下，伪建国会议第一次会议在沈阳召开。会议主角是辽宁伪省长臧式毅、吉林伪省长熙洽、黑龙江伪省长张景惠还有马占山四人，所以也称“四巨头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汉奸于冲汉、袁金铠、赵欣伯等人。关东军方面出席会议的有参谋长三宅、参谋板垣、和知等人。会上，关东军迫使“四巨头”放弃“联省自治”的主张，接受建立伪政权的计划，约定3月1日成立“新国家”。会议决定，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2月17日，伪建国会议举行第二次会议，决定伪东北行政委员会由张景惠任委员长，臧式毅、熙洽、马占山、汤玉麟、齐王(哲里木盟的齐默特色木丕勒)及凌升(呼伦贝尔盟)为委员。18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声明，宣布“东北省区完全独立”。但汤玉麟、齐王、凌升并未出席会议，马占山托病返回海伦，没有在宣言上签字。
2月18日至24日，伪建国会议继续召开。会上，汉奸们虽然一致同意由溥仪出任“元首”,但就未来“新国家”的国体、政体发生意见分歧。熙洽的代表力主实行帝制；张景惠、赵仲仁等人坚持立宪共和制。25日，关东军用他们经日本政府批准的方案一锤定音。在日本的方案中，具体规定了“新国家”名称为“满洲国”,国家元首称“执政”,国旗为红蓝白黑满地黄的五色旗，年号为“大同”,首都设在长春，长春改称“新京”。这个方案被作为伪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决议，以中、英、 日三国文字公开发表。
就在伪建国会议进行之际，板垣又再次会见溥仪，通报了会议即将通过的“建国方案”内容。溥仪见只是让他做“执政”而不是皇帝，大为光火。但在板垣的威胁下，只好以“以一年为期，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到时即行退位”为条件答应出任伪职(12)。在此期间，关东军还指令“自治指导部”从2月15日起开始组织大规模的“促进建国运动”,伪造民意以愚天下。一时间，东北各省市都有团体通电“脱离国民政府”,要求建立“新国家”,并推戴溥仪为首领；随后，又出现由各团体组织的拥护建立伪满洲国的游行示威；而后游行又扩大为全省性的游行，最后在沈阳组织了全省各地代表的总游行。2月29日，所谓全满建国促进运动联合大会在沈阳集会，强行通过了大会宣言和决议后，选出11名代表专程赴旅顺迎接溥仪就任。
3月1日，伪满洲国政府发表所谓《建国宣言》,宣布伪满洲国成立。张燕卿、谢介石等九人抵达旅顺，对溥仪进行第一次“请驾”,溥仪依照传统坚辞不受。3月4日，第二次“请驾”的代表增至29人，溥仪推让后答应“暂任执政一年”。最后，由张景惠、赵欣伯、谢介石等人再作第三次“请驾”。
3月6日上午，溥仪率婉容、郑孝胥等人乘火车由旅顺抵达汤岗子。随即，溥仪与张景惠等诸汉奸及关东军的板垣等人，共商伪满洲国的最后人事安排及其他文书准备。
3月8日，载着溥仪等人的火车抵达长春车站时，受到了由汉奸们组织的队列的夹道欢迎。随后，溥仪被送到了“执政府”。
3月9日，溥仪举行就职典礼。关东军的重要人物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板垣到场出席，参加典礼的还有汉奸郑孝胥、罗振玉、张景惠、熙洽、臧式毅、张海鹏及蒙古王公贵福、齐默特色森木丕勒等人。溥仪身着西式大礼服，正式出任伪满洲国“执政”,张景惠、臧式毅两人向他献上“执政印”,由郑孝胥代读《执政宣言》。随后， 日本代表内田康哉发表祝词，罗振玉代溥仪宣读答词。
次日，根据关东军提供的名单，溥仪任命了伪满洲国的重要官吏，名单如下：
郑孝胥：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
臧式毅：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长，
马占山：军政部总长兼黑龙江省长，
熙 洽：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长，
谢介石：外交部总长，
冯涵清：司法部总长，
张燕卿：实业部总长，
丁鉴修：交通部总长，
赵欣伯：立法院长，
于冲汉：监察院长，
张景惠：参议府议长兼北满特区长官。至此，伪满洲国正式成立。
3月10日，伪满洲国与日本签订了一个密约，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伪满洲国的国防与治安由日本全权管理，经费由伪满洲国负担；
二、伪满洲国的已有交通包括新修道路，均由日本管理；三、伪满洲国全力援助日军所需各种设施；
四、伪满洲国参议府参议、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吏，均可任用日本人，人选由关东军司令官决定。
显然，通过此条约，日本人控制了伪满洲国的一切重要权力，伪满洲国是日本人不折不扣的傀儡政权。
3月12日，伪满洲国外交部总长谢介石向英、法、美、日、意等17个国家发出所谓《建国宣言》,要求各国予以承认。而日本做贼心虚，并没有立即承认伪满洲国。
直到9月15日， 日本在外交上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同日，日本驻伪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武滕信义与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在新京(长春)签订了“日满协定书”。“日满协定书”主要有两点内容：一、确认日本根据以前日中间各种条约应在中国东北境内享有的一切权益；二、双方确认具有“共同防卫国家的责任”,确认关东军在伪满洲国境内驻扎的权利。此外，还有附加的“关于满洲国政府铁路、港湾、航路、航空线等的管理和铁路线的敷设、管理的协定”及其“附属协定”、“关于设立航空公司的协定”、“关于规定国防上必需的矿业权的协定”,这些附件当时未公布于世。通过这些协定， 日本完全操纵了伪满洲国的一切权利，彻底将伪满洲国变成了它的殖民地。
被辛亥革命赶下台的溥仪，原想借日本人的势力复辟大清帝国，但他得到的只是一个“执政”的傀儡角色。溥仪心犹不甘，多次向日本提出复辟清朝的设想。1934年，经日本同意，伪满洲国更名为“满洲帝国”,溥仪也由“执政”变成了“皇帝”,年号更为康德。但无论名称如何变化，伪满洲国的傀儡政权及溥仪的儿皇帝角色，却是无法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