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萨贝尔·庇隆成为阿根廷第一位女总统

1974年7月1日，阿根廷总统胡安·多明弋·庇隆因病逝世，他的妻子、共和国副总统伊萨贝尔·马丁内斯·庇隆根据宪法继任总统，从此结束了男人独霸总统职务的历史，成为阿根廷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女总统。
伊萨贝尔于1931年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西北部的拉里奥哈省一个银行职员的家庭里。由于父亲在她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因此她只受过小学教育，但她对钢琴和舞蹈却有着浓厚的兴趣。她体态轻盈，性情温柔。20岁那年，被塞万提斯国家芭蕾舞剧团看中，选拔为舞蹈演员。从此，伊萨贝尔便开始了她的舞蹈生涯。
1956年初，伊萨贝尔随团到中美洲进行巡回演出。她的乔·亨德尔舞十分拿手。有一天，她在巴拿马城“快乐的大地”夜总会跳这种舞时，赢得了满堂喝彩。就在这天晚上，伊萨贝尔结识了巴拿马的知名人物罗梅罗，并从他那里得知几个月前被军人政变推翻的阿根廷总统胡安·庇隆正在巴拿马流亡。她只因随便说了句“能不能见见他”的话，便从此改变了她的人生之路。
庇隆在得知伊萨贝尔想见他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竞屈尊大架光临夜总会来，看望这位来自故乡的小演员，两人一见如故。从此，庇隆天天去夜总会与伊萨贝尔相会。很快，伊萨贝尔就告别了她的同伴，离开了剧团。
伊萨贝尔同庇隆一起流亡在巴拿马。她给庇隆当秘书，替这位前总统复信，打印稿件。但不久，因为要在巴拿马举行一次美洲国家总统会议，庇隆不得不离开巴拿马。这样，伊萨贝尔又随同庇隆先后到了尼加拉瓜、委内瑞拉及多米尼加。
在辗转期间，伊萨贝尔吃了不少苦。因为庇隆流亡到那里，阿根廷当局的迫害就跟踪到哪里。但伊萨贝尔始终伴随着他，保护着他，照顾着他。
胡安·庇隆1895年出生在阿根廷一个畜牧业主的家庭里，父亲是意大利移民。庇隆早年毕业于阿根廷的西点军校，对研究战略战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写过两本战争论著。他学识渊博，并且熟悉掌握4种语言：意大利语、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1939年2月，庇隆被派往意大利国、德国、匈牙利等国家考察访问。在欧洲的两年多时间里，他除了考察军事和法西斯主义制度外，还在一些大学里选读了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课程。他学习勤奋，生活有序，获得了比较丰富的知识。另外，庇隆还非常注意锻炼身体，他是一个有名的击剑家，对马术、溜冰和拳击都很在行。1941年，庇隆回国，晋升为陆军上校，任作战团长等职。1943年和1944年，他联合其它少壮派军官发动了两次政变，两次都获得了成功。开始两年，他推出资历较高的将领作名义上的执政领袖，自己担任副总统兼国防部长和劳工部长，实质上他在幕后掌握实权。但1945年10月，一场宫廷政变使庇隆丢掉了头上的三顶桂冠，并被发配到一个荒芜偏僻的小岛。幸好一场风雨般的工人大示威，使他“从地狱回到了人间”。1946年2月，庇隆当选为总统。5年后，他又修改宪法，连选连任。任内9年间，他执行一套独具特色的内外政策，赢得了显赫的声誉。当他踌躇满志跃跃欲谋第三次蝉联时，军人的枪声打破了他的美梦。1955年9月16日，军人发动政变，庇隆被迫下台出走。庇隆万没有想到会在异国他乡同伊萨贝尔一见如故，而且伊萨贝尔还会自愿同他一起流亡。1960年1月他们移居西班牙。第二年，这对在患难中结成的伴侣在马德里正式结婚。伊萨贝尔是庇隆的第三位夫人，结婚时刚好30岁，而庇隆则已66岁。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伊萨贝尔同庇隆结合的呢？用伊萨贝尔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因为她崇拜庇隆，相信庇隆的学说。
从表面看，庇隆靠政变上台，尔后又在政变中丢权。但是，庇隆的高明之处是，他不以掌权为最终目标，而是提出了“政治主权、经济独立、社会主义”的一套政治主张，并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劳苦群众的福利措施。所以，当他的总统宝座被军人推翻以后，他的影响依然存在。尤其是当他的继任者拿不出任何政绩时，群众就更加怀念他。
当庇隆第三次作新郎时，他已是高龄老翁了，人们以为他从此要歇息歇息了。出版商纷纷以重金相许，渴望出版他的回忆录。但庇隆的心里却盘算着复出，他不想选择平坦之途安度晚年。他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郊外的一幢别墅里用紧张的工作打发岁月。
1965年10月，伊萨贝尔带着庇隆先生的详细指示回阿根廷活动。她用了8个月的时间，对庇隆的支持者进行安抚，并把他们进一步组织起来。1970年，伊萨贝尔第二次回国。这时，阿根廷国内的形势对庇隆更加有利。伊萨贝尔这次回来的任务是，发动和组织庇隆派的力量，直接为庇隆的复出做准备。
1973年3月11日，阿根廷举行了至关重要的大选。庇隆的积极追随者埃克托尔·坎波拉当选为总统。5月25日坎波拉政府宣誓就职。6月20日，坎波拉总统率文武百官乘坐专机，专程到马德里接庇隆夫妇回国。这天，几百万阿根廷人聚集在首都国际机场及周围地区，迎候庇隆夫妇归来。下午两点多钟，当专机出现在人们头顶时，1万8千只鸽子凌空展翅，每一千只鸽子代表庇隆一年的流亡。在阔别18年以后，77岁的前总统庇隆在伊萨贝尔的搀扶下步出机舱，重新踏上故土。
庇隆夫妇回国后，上台还不到50天的坎波拉和副总统索拉诺·利马一起向议会提出辞职，目的是让庇隆通过宪法程序“真正地和正式地行使他的无可争辩的领导权力”。议会接受了他们的辞呈，并决定于9月23日举行大选，选举新的总统和副总统。
8月4 日，正义党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庇隆夫妇被一致推选为正、副总统候选人。庇隆是该党主席，因为健康原因，没有到会。他的夫人、正义党第一副主席伊萨贝尔当即接受大会提名，表示将不辜负代表们的期望。
但当时阿根廷国内以致正义党内，都有不少人反对伊萨贝尔成为未来国家的第二号人物。他们认为伊萨贝尔是舞蹈演员出身，缺乏政治经验，不足以肩负重任。于是他们便到处放风，说伊萨贝尔拒绝当副总统候选人，力图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社会和伊萨贝尔本人。不料，伊萨贝尔根本不吃这一套，拒不向这些势力让步。她执着地向记者们强调，妇女参加政府活动是革命行动，她将坚决地作党代会所要求她作的事情。随后，她奔赴全国8个省，硬着头皮到一些抵制她的地方去开展竞选活动。作为庇隆的竞选伙伴，由于庇隆声望极高，因此，伊萨贝尔实际上无需与其它政党的候选人苦斗拼搏。
1973年9月23日，阿根廷大选揭晓：庇隆夫妇以62%的压倒多数票当选为阿根廷正、副总统。庇隆是第三次任总统，伊萨贝尔则是阿根廷历史上第一位当选副总统的妇女，也是拉美第一个女副总统。
1973年10月20日，伊萨贝尔正式就任阿根廷副总统。她踌躇满志，表示要突破妇女条件的限制，充分地行使职责。她通过新闻界要求阿根廷妇女通力合作，以便使她和庇隆领导的阿根廷更加强盛。
在阿根廷的政治体制中，只有总统才握有最大的权力，副总统历来都是陪衬的角色，不掌实权。但是历史却给伊萨贝尔提供了实现抱负的机会。
既是总统，又是执政党领袖的庇隆，这一年已经78岁了，繁重的公务使他重病缠身。支气管炎复发威胁到心脏和血液循环系统，幸亏三位心脏病专家的精心护理，好不容易捱过了1973年。
1974年6月14日，庇隆总统染上了流行性感冒，保健医生立即禁止他公开活动。然而，几天后总统的流感又发展到喉炎和呼吸道感染，接着又引起了心脏病复发，病情十分危急。此刻，伊萨贝尔正在欧洲访问，得知总统病危后，立即中断访问连夜赶回阿根廷。这时，一向被人们视为“闲官”的副总统顿时身价百倍，其地位和作用不容人们忽视。
根据阿根廷宪法第76条规定，如果总统生病、出国、死亡、辞职和离职，行政大权将由国家副总统行使。这样，领导和治理国家的重任就历史地落到了伊萨贝尔的肩上。6月28日，伊萨贝尔回到了首都。翌日，政府发表了庇隆的病情公报，说总统旧病复发，需要绝对休息。紧接着，各部部长、三军司令和最高法院院长被秘密召到总统官邸开会。庇隆总统当着大家的面签署了移交总统权力的证书。随后，在最高法院院长的主持下，伊萨贝尔宣誓就任总统。会议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举行的。散会后两小时，议会里传出了伊萨贝尔掌权的消息，各政党均表示支持按宪法程序行事。
其实，庇隆总统早已着手安排他的后事了。他曾多次公开地说：他的唯一继承人是“人民”。言下之意，就是他死后，总统职务要由人民选举的副总统伊萨贝尔接任。为了增强伊萨贝尔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庇隆总统常委任她在公众集会上谈重大政策问题，或代表总统会见外宾、出国访问及参加签字仪式等等。
1974年7月1日，也就是庇隆总统移交权力的第二天，这位深受阿根廷人民尊敬和爱戴的老总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当天晚上，伊萨贝尔签署法令通知议会，她已按照宪法规定担任国家总统。她表示国家的内外政策不变，凡是庇隆认为合适的，她也认为是合适的。
为期一周的丧期过后，女总统在首都大教堂第一次公开露面。她身穿一套黑色衣服，佩带着蓝白两色总统缓带，手里拿着胡桃木手杖。数以千计的阿根廷群众热情欢呼：“伊萨贝尔！伊萨贝尔！”
但是，伊萨贝尔毕竟是靠已故总统丈夫的声望和提携登上权力顶峰的。因此，庇隆去世后，伊萨贝尔的执政基础大为削弱。而且，伊萨贝尔从庇隆那里继承下来的不仅是国家总统和正义党主席两顶桂冠，还有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治安方面的一副烂摊子。
当时的阿根廷自1955年庇隆被流放后，政权曾八易其手。然而，无论是军人独裁还是文人统治，阿根廷国内的政局一直没有安定过。到头来军人走头无路，文官又因害怕军人政变而无心理政，弄得这个南美第二大国暴力横行，动乱迭起，通货膨胀犹如脱缰之马，害得老百姓苦不堪言。庇隆回国后，提出了“国家复兴”和“民族解放”两大任务，但由于他年迈力衰，尤其是有效治理的时间很短，因此，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危机未得到根治。当这位至高无上的权威离开人世时，2500万人口的阿根廷欠下的外债就达100亿美元，执政党内部的派别斗争宛如爆发前夕的火山，已在表层底下轰轰作响，恐怖分子已在明火执杖地为非作歹。伊萨贝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任阿根廷总统的。她既缺乏治国安邦之经验，又没有庇隆那种把各党派拢到一起的凝聚力，处境之艰难，挑担之吃力，完全可以说是受任于危难之时。
但是，伊萨贝尔并没有气馁，她发誓要把庇隆开创的“和平革命”进行到底，“丝毫也不偏离”已故总统制定的内外政策轨道。她清楚地知道摆在她面前的路还很曲折，但她下定决心要一如既往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