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第三党”相标榜的统一共和党

统一共和党由共和统一会、国民共进会和政治谈话会联合组成，是一个以“第三党”相标榜的政党。
共和统一会等三个政团，以共和统一会成立最早，1911年12月，由景耀月、陈其美、胡瑛等同盟会员与立宪派张謇、赵凤昌、伍廷芳等人联合发起，同时创办机关报《大中华报》。他们宣称唯一的天职是“设一共和政治进行时代有力之枢机，而期成一巩固健全之大共和国家”^[1]。国民共进会的全称是“中华民国国民共进会”,1912年1月初由褚辅成、殷汝骊、沈钧儒等浙江都督府各部长及部分省议会议员发起。拟设总会于南京或上海，曾举沈钧儒等四人为特派员，前往宁、沪联络。它以组织完全“共和政体”为宗旨，以政体统一主义、民族共和主义、社会民生主义为政纲^[2]。政治谈话会为同盟会员刘彦所组织，其成员多为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
以上三个政团均以实现“完全共和”为根本任务，又都主张“绝对统一制”和组织所谓健全的大政党。因此，1912年2月，随着全国组党高潮的出现，它们也开始谋求合并，另组新党。在此过程中，以景耀月表现最活跃。他原先认为“共和建设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奏功，亦非片面单独之见解所能办理”,曾倡议同盟会“易名改组”,“以接纳热心革命与运动共和之贤豪者”^[3],但遭到多数同盟会员的反对。他于是改而提出联络国民共进会、政治谈话会另组一党。经多次协商，2月底，共和统一会等三政团在上海达成合并为“统一共和党”的初步协议。
此外，云南都督蔡锷也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不久，他便在财政十分匮乏的情况下筹资十万元，准备“合全国军界、政界极有能力及社会上极有学识资望之人，组织一稳健强固之政党，借以监督政府，指导国民”,并为此邀约萧堃、袁家普、石陶钧等入滇“面授机宜”。起初，他欲与中华民国联合会和民社等反对同盟会政团相联合，派萧、袁二人前往上海“筹商一切”^[4]。对于蔡锷这一主张，章炳麟等人也十分赞成，曾复电表示“万里一心”,待萧、袁抵沪后，即“筹合并进行之法”^[5]。可是不久，章炳麟因和张謇发生矛盾，拒绝与民社等政团合并，此议遂告失败。随后，蔡锷同意萧、袁继续留沪，与粗具规模的“统一共和党暂时周旋”,“以暗移旧日有力之一部以同趋一途”^[6],即企图通过组党办法，将同盟会势力引上立宪派的轨道。由于他答应以十万元党费相助，又有云南都督的显要地位，加上该党本有他不少昔日留学旧友，所以反而后来居上，被拥为最主要的发起人。
从此，蔡锷不等统一共和党本部正式成立，便在云南积极展开了筹组支部的活动。他命回滇不久的萧堃、袁家普与当地“政学社”协商合并，“更新组织”,并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吸收政学绅商各界百余人参加^[7]。4月7日，统一共和党云南支部举行正式成立大会，选举蔡锷为支部长。他在就职演说中强调指出：1.统一共和党务要以“国家为前提”,因为“国权为拥护人权之保障”,“欲谋人民之自由，须先谋国家之自由；欲谋个人之平等，须先谋国家之平等”。“故吾党主义，勿徒骛共和之虚名，长国民凌嚣无秩序之风，反令国家衰弱也。”“苟国家能跻于强盛之林，得与各大国齐驱并驾，虽牺牲一部之利益，忍受暂时之苦痛，亦所非恤。”2.“务期本党内部之巩固。”这就要求“党内分子之健全。故本党党员与其骛多数之虚名，广为征引，致涉于滥，不如定格稍严，取具有常识、足以为齐民之表率者而结合之，庶足以举国利民福之实，而罔滋流弊”。3.党员绝不可“藉党势以谋私利，图个人之侥幸，或藉党援以为倾陷排挤之资”;“即对于他党，纵主义不同，趋向互异，可以言竞争，而不可以施排挤。尤不可以异党之故，伤及个人相互之友爱”。总之，统一共和党“宜鉴世界之趋势，察本国之情形，务择最有利于国计民生、最稳健之政策而采用之。陈义不求过高，着眼务求远大”^[8]。足见他与同盟会存在原则分歧，而对该党寄于满腔希望。为了“恢张党势”,他又电催各府厅州县迅设分部。仅一月之间，云南“入党者已有数千人之多”^[9],成为该党势力最雄厚的省份。
在蔡锷推动下，4月11日，统一共和党在南京召开正式成立大会，选举蔡锷、张凤翙、王芝祥、孙毓筠、沈秉堃为总务干事，殷汝骊、袁家普、陈陶遗、张树森、彭允彝为常务干事，景耀月、刘彦、欧阳振声、吴景濂、沈钧儒、萧堃等二十人为参议，褚辅成、李曰垓等二十五人为特派交际员^[10]。蔡锷虽以“滇居边远”,力辞总务干事一职，但对“筹维扩张”党务却仍十分“竭力”^[11]。他电令陆鸿逵、章遹协助组织本部，委派萧堃、殷承𪩘为滇省常驻代表，甚至不惜自食“军人不预闻党社”之言，电请唐继尧、戴戡、李烈钧等发起组织贵州、江西支部。正因如此，所以他仍被奉为当然领袖。至于孙毓筠、张凤翙等则莫不欣然就职。特别是张凤翙，不仅公开表示：“同盟会以革命为宗旨，我即为同盟会员，现在革命目的已达，破坏之后急宜建设，故我注意于统一共和党”^[12],而且发起组织陕西支部，亲任支部长。以上组党过程清楚表明，统一共和党主要由同盟会员和立宪派两部分人组成，并“多为政治界人物”,具有一定实力。据该党自己宣布，成立不过数月，支部即“遍十余省，党员达数万人，参议院议员亦占有三分之一之席次”^[13]。
统一共和党宣称“以巩固全国统一，建设完美共和政治，循世界之趋势，发展国力，力图进步为宗旨”。其政纲为：1.厘定行政区域，以谋中央统一；2.厘定税则，以期负担公平；3.注重民生，采用社会政策；4.发达国民商工业，采用保护贸易政策；5.划一币制，采用虚金本位；6.整顿金融机关，采用国家银行制度；7.建设铁路干线及其他交通机关；8.实行军国民教育，促进专门学术；9.振新海陆军备，采用征兵制度；10.保护海外移民，励行实边开垦；11.普及文化，融合国内民族；12.注重邦交，保持国家对等权利^[14]。与同盟会、共和党政纲相比较，这个政纲显然具有“调和”的色彩。对此，统一共和党并不隐讳。它明确宣布说：“本党党纲于积极的民生主义暨积极的国家主义，均不偏重，折中损益，中道而行。”又说：“国基初定，安危之机，间不容发。若两党皆走极端，相持不下，难免感情有伤，实非国家之福。本党奔走于折中政纲之下而取调和之态度者，正因时势之要求，不得不如此也。”^[15]
随着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北迁，统一共和党本部也迁到北京。经过一番角逐，其议员吴景濂、谷钟秀被选为北京临时参议院议长和全院委员长，并由此成为该党实际领袖。在参议院，它以“第三党”自居，声称与同盟、共和两党“无所偏持”,一切“以调和为主旨”^[16],专意于“融洽两党之感情，措国家于安全之地位”,“绝无把揽政权之思想”^[17]。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为了发展党势，它时而附和共和党，时而转向同盟会，一切视其自身利益为转移。所以到后来，社会舆论普遍指斥它为“反复无常的党”,是“混杂的官僚派”^[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