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北到山东

华东地区一直是国民党军事进攻的重点所在。到1946年底，国民党军将华东中共军队主力从苏皖压到了山东，国民党因此认为中共部队实力受到重大损失，因此企图在山东与中共部队决战，华东主战场因此而由苏皖转入山东。
国民党军队虽在宿北战役中遭到严重损失，但在苏北战场仍居有兵力优势，同时在鲁南的四个师则直接威胁中共山东根据地的中心临沂。中共方面对于下一步作战行动，陈毅、粟裕等提出了三个作战方案，一是在苏北沭阳打整七十四师，但不易割歼；二是出击淮北，创造运动歼敌之机，但须有时间准备；三是回师鲁南，此地国民党军系统不一^[1],间隙较大，有利割歼，但须将我主力长途北调山东。虽然中共部队在苏北尚有一定的回旋余地，但毕竟国民党军队已占据苏北大半地盘，而山东为中共长期根据地，后方条件较好，有利内线作战，因而此时的主客观形势都要求中共部队转入山东，陈毅等提出的第三方案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毛泽东在为中共军委代拟的电文中指示：“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使苏北各城全失亦有办法恢复。……第一仗似以打二十六师三个旅为适宜，因该师系鲁南主力，该师被歼，全局好转。”^[2]
国民党军在鲁南的四个师自1946年12月中奉命向前推进，其中整二十六师推进最快，已进至向城一带，离临沂不过几十里路程，“惟以前进位置过于突出，兵力极感薄弱，形势极为孤立”。师长马励武曾建议后撤一步，但徐州绥署只令其就地固守而不同意后撤，使其“孤军久暴，既不进又不退，前后左右皆空，此诚军语所谓挂形也”^[3]。陈毅等抓住这一机会，决定集中山东野战军一纵和第八、九、十师，华中野战军第一师，共27个团的兵力，围歼整二十六师，同时苏北部队适时北撤，集中山东。中共部队作战部署的这一改变，并未引起其对手的警惕，从而相应改变其部署。
1947年1月2日晚，山东野战军突然出现于向城、傅山口、卞庄地区，包围了整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整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事先毫无察觉，元旦那天正在峄县后方欣赏京剧《风波亭》。结果风波来时，前方部队群龙无首，又无增援，只能决定于4日突围。但突围之日“天忽大雨，道路泥滑，人马车辆均陷泥淖，行动倍增困难”^[4]。快速纵队的战车在泥泞中无法发挥作用，两部于突围当日下午被全歼。蒋介石在得知整二十六师和快速纵队失利的消息后，认为“此乃徐州绥署指挥错误，对战车重炮皆置于最前方突出部分，且其时甚久，此无异以精械贻敌”^[5]。
整二十六师被歼后，山野原计划打冯治安部整五十九和七十七师。冯部原已奉令增援整二十六师，但为保存实力，进展极为迟缓，此时更迅速收缩至运河南岸固守。山野遂改变计划，于9日起分头攻击国民党军据守的孤立据点峄县、枣庄，11日占领峄县，俘整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20日占领枣庄，歼整五十一师全部，俘师长周毓英。至此鲁南战役结束，国民党两个整编师和一个快速纵队共五万余人被歼。在近二十天的战斗过程中，徐州绥署没有作出有力反应，尤其是陇海路南的十几万部队停留原地不动，令人莫明所以。
国民党军虽在鲁南又遭损失，但其统帅部判明中共部队主力已经移至山东，符合其原先作战设想，因此策划发起鲁南会战。蒋介石判断，“关内土匪计有四大股，为贺龙、聂荣臻、刘伯承、陈毅等，现贺聂已无大能为，如陈刘两股能一举击灭，则中原大局可早安定”。他指示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此次陇海东段与鲁南之决战，实为堵遏共军成败之唯一关键，万不可以一隅之得失，而置根本计划于不顾……必须先集中我主力对付陈毅一股以后，再肃清刘伯承股，此为既定不易之方针。”^[6]参谋总长陈诚认为，经过上年的作战，政府军已获“莫大之成功”,华东中共部队“大势已去，不得不作困兽之斗”,而鲁南“为主要战场所在地，同时更为匪我决战所关”^[7],为此，他亲临济南，策划鲁南会战。他命令将攻击部队编为南北两个兵团。南兵团为主攻兵团，由整编第十九军军长欧震指挥整编第十一、二十五、五十九、六十四、七十四、七十七、八十三师和第七军，由陇海路沿沂河、沭河分三路直指中共华东区的中心所在地临沂；北兵团为助攻兵团，由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指挥第十二、七十三军和整四十六师，由胶济路出莱芜、新泰，断中共部队后路。整个战役部署是南北对进，企图以优势兵力在沂蒙山区夹击中共部队而歼之^[8]。1月30日，国防部决定鲁南会战计划，2月初，蒋介石亲至徐州、郑州部署，“责令前方将领乘此有利形势，把握战机，督率所部继续前进”^[9]。此时徐州绥署下辖四个绥靖区，24个整编师，7个军(20个师)及特种部队，总兵力达八十余万人，实为国民党军最大的一个战略集团。
1月中旬，中共部队放弃在苏北的最后一座县城沭阳，原在苏北的部队大部撤至山东，酝酿已久的中共华中与山东两支部队的合并在2月初最后完成。2月3日，中共华东野战部队正式合编为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委，陈士榘任参谋长，所辖部队编为十一个纵队(野司直接指挥九个纵队)及一个特种兵纵队，总兵力达到30万人，实现了完全意义上的统一指挥，部队数量和战斗力有了较大增长，具备了打大仗的条件。中共中央在整二十六师被歼后即指示陈毅和粟裕：不要轻动，而要休整部队，充分准备，创造战场，吸引对手北上到适当地区，然后歼灭最为有利，“总之，一切以打大歼灭战为目标”^[10]。因此国共两军可谓都有了在山东打大仗的心理与物质准备。
1月28日，徐州绥署发出作命第十号，各部开始行动。或许是吸取了几次失利的教训，南线十余万兵力在宽不过几十里的战线上，以密集平推方式缓慢推进，而且稍遇阻击便停止不前，七天才走了不到七十里，且各部互相观望，都不愿过于突出，行动非常谨慎。绥署的作命特别规定：“如匪集中全力向我某一纵队猛犯时，则其他纵队除以一部向原任务迈进外，应以主力策应该纵队之作战。”^[11]而北线国民党军未遭败绩，表现冒进，2月1日开始行动，4日便到达莱芜，8日，整四十六师已前出至新泰，三个军(师)的兵力沿莱芜、新泰公路摆成了一字长蛇阵，且脱离了胶济路后方。按国民党统帅部原计划，北线为助攻，但在南线主攻部队迟疑不进的情况下，北线助攻部队过于突出，已经处于不利地位。
对于国民党军的进攻，中共已经有了准备^[12]。根据情报，1月底中共中央指示华野：“我军方针似宜诱敌深入，不但不先打陇海路，即敌至郯马地区是否就打亦值得考虑，似宜待其进至郯马以北发起全力歼击，可连续打数个大歼灭战，使自己处于完全主动地位，丝毫不陷于被动(如打得太早即有打成胶着陷于被动可能)。”^[13]华野最初的设想是在南线诱敌深入，争取歼其一路，为此采取了种种手段逼其突出一路。但因欧震所部行动谨慎，没有暴露明显弱点，2月4日，陈毅和粟裕报告中共中央，南线各路“进攻之敌前进甚为稳重”,“如目前我军进行出击，只能击溃，很难达成歼灭”^[14]。他们提出三个作战方案，重点放在转兵北线、先打弱敌，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据此，2月10日，合并后的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发布命令：南线“尚未获歼敌良机，局部战斗虽能获胜，亦难获得彻底解决整个战局问题，经我们研究后目前战局，以先解决李仙洲所部然后肃清胶济线之王耀武部，再全力南下歼灭南线之敌较为有利”^[15]。根据这个命令，华野集中在山东的全部主力投入此次作战，其中一、四、六、七纵自临沂北上围歼李仙洲部(另加由胶济路南下的八、九、十纵),二、三纵由参谋长陈士榘指挥，在南线担任牵制任务。2月10日，参战部队秘密撤离临沂，以急行军速度北上^①。由于华野严格保密，并部署了一系列佯动(临沂外围伪装主力节节抗击，在运河上架桥，筹集渡船等),国民党方面一时难以判断华野的真实企图，作战部署难免失误。　
2月9日，徐州绥署发出第十二号作命，令南线各部于10日起“向临沂及其以西地区攻击前进，诱致匪主力于当面一举歼灭之”^②。由于华野主力已转兵北上，南线部队佯作抵抗后即行撤离，国民党南线部队于15日占领临沂。蒋介石对此颇为得意，认为“陈毅已失其老巢，就再不能发生过去一样大的作用了”;“国军占领临沂以后，如果我们计划周密，部队努力，则鲁南、胶东不难收复，以后的问题，都在黄河以北了”。对于外传中共是主动撤退的说法，蒋不屑一顾，声称“他们退出老巢，放弃军事重镇，便证明他们是受了严重的打击，不能不出此穷途末路的一着了”^③。然而南线部队未经大战便占领临沂的情形，使第二绥区司令王耀武起了疑心，他得到中共部队正在北移的情报，遂判断“由南向北急进之匪军，应为其主力之转用，显有打击北路兵团之企图”^[16],因此急令李仙洲部收缩。然而国民党统帅部的判断与王耀武正相反，他们以为中共部队是“无力与我军主力作战，有北渡黄河避战的企图”,因此命令王耀武执行原南北夹击之作战方案，“勿使其继续北窜”,并派飞机向李部空投命令，严令其回防，否则以抗命论处^[17]。本来李仙洲在接到王耀武的命令后已于16日开始将整四十六师自新泰后撤颜庄，七十三军自颜庄后撤莱芜，十二军自莱芜后撤胶济路，次日又因徐州绥署和南京统帅部的严令，各部重回原地。部队来回运动，疲于奔命。及至19日，中共大部队已出现在李部四周，王耀武不等批准命李部火速后撤。但就是这两天的动摇与延误，注定了李仙洲部的覆灭命运。
华野主力北上后，虽然其对手的行动反复变化，华野部署也随之变化，但歼灭李仙洲部的决心不为所动。2月20日，华野首先以八、九纵在莱芜北设伏，歼灭了由博山南下莱芜归建的七十三军七十七师；又以六纵攻吐丝口，封闭李部向北退路；以十纵阻击莱芜西北可能来的增援。此时整四十六师自新泰北撤，且战且走，21日到达莱芜南，而莱芜城外各要点多已为华野占领。南线欧震兵团自占领临沂后，因对华野动向判断不明，迟迟未有行动，距李部尚有相当距离。王耀武认为，李部孤守莱芜，粮弹缺乏，援军无望，因此下令李部突围，先至吐丝口与新三十六师会合。莱芜至吐丝口不过二十余里路程，王耀武认为“以如此强大力量，在空军掩护下作短距离之战斗前进，绝未料其失败”^[18]。但李仙洲属下的两个军(师)互有矛盾，李本人既非军事长才，又无与中共作战的经验，突围不过无奈之举，注定很难成功。还有一个很长时间不为人所知的情况使得李部注定难逃覆灭命运。整四十六师师长韩练成与周恩来早有联系，上年11月调往山东前，韩在南京曾受董必武交待与华野联系的办法。战役开始前，韩与华野建立了联系，并透露了己方的行动部署。战役开始后，整四十六师因韩之拖延而行动迟缓，及至李仙洲接令突围，韩坚持准备不及而要求将突围时间自22日延至23日，使李部进一步陷于不利境地^[19]。
23日晨，李仙洲部开始突围行动。临行前，韩练成不知去向，此时李仙洲尚不知韩已在中共安排下离队出走，他以七十三军和整四十六师并列行动，因突围心切，出莱芜城后即径行向北，未派有力部队占领突围路线外侧山地要点掩护，也未派一部留守莱芜以为支持，而华野已派一、七纵在左，四、八纵在右，六纵在北既定阵地设伏。李部后尾刚刚脱离莱芜，华野便占领莱芜城，断李部回城之路，预伏各部发起有力攻击，李部全军陷入重围^[20]。因北撤队列位于一狭长地段，正面宽不过几公里，机动空间有限，无法展开，李部被迫向内收缩，互相拥挤，队形大乱，已无法实施有效指挥。整四十六师因韩练成离队，全军失去指挥，在中共部队打击下，迅速崩溃解体，并直接影响了七十三军的队形与士气。四万人的部队，不过四个小时即遭全歼，李仙洲和七十三军军长韩浚及多名高级将领被俘^[21]。当晚，驻守吐丝口的十二军新三十六师弃城而走，又遭华野九纵伏击，大部被歼。华野乘胜占领博山、张店等地，再次切断胶济路。
奇怪的是，就在国民党统帅部严令北线各部不得后退之时，南线欧震兵团在占领临沂后，却在原地停止不动，徘徊近十日之久。既然判断华野主力向北“溃退”,正应令欧兵团从速北上，以实现南北夹击之原定计划，而且也不至于使北线李仙洲部其后处于孤立无援之境^[22]。16日，蒋介石电令陈诚与薛岳，望吸取以往之教训，“务希激励所部积极扫荡，以为一劳永逸之计”^[23],但直到23日，李仙洲部被歼当天，徐州绥署才发出第十三号作命，以一部“监视临沂以北山地之匪”,主力向临沂西北费县、曲阜、汶上、东平“进剿，会师兖泰，将匪压迫于黄河右岸而歼灭之”。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国民党之想当然于此可见^[24]。
莱芜战役，国民党军在四天内损失七个师(旅),五万余人，开其大兵团被歼之例，为内战开始以来之空前失败，王耀武自认为“不仅损失重大，使党国蒙忧，而本部一年来在鲁省艰苦奋斗所开创之新局面亦悉告破产，每一回忆实有无限之沉痛与惭愧”^[25]。此次战役，连同先前之鲁南(峄枣)战役，使国民党军在鲁南的攻势顿挫，被国民党战史称为“其对双方战力与士气之消长，影响尔后作战者甚巨，所以此次作战，实为双方在主战场上胜败之转捩点所在”^[26]。在战后总结中，陈诚认为：“匪以轻装，我以重装，面大线长，消极防守，未有不败。”王耀武认为：“此次南进兵团之失败，为战场上诸种错误之总和。本部在奉令向新泰进出之前，已深感态势不利，既进出新泰之后，尤觉兵力分散过于突出，随时有被敌各个击破之虞，共军放弃临沂后，本部即已判断共军必打击我南进兵团，以挽回其颓势，故一再要求机动作战，但层峰因有整个计划，始终未能采纳。”结果，国民党军“旋进旋退，轻进轻退，举棋不定，措置乖方，涣散了军心，打乱了步骤，以致造成了不可收拾之局”^[27]。
莱芜之败，使蒋介石极为恼火，他在日记中写道：“莱芜所造成之最大损失，实为国军无上之耻辱……本月下旬，实为军事最危急之时期也。”^[28]2月24日，他亲飞济南部署善后。他将失败的原因总结为“全在于李仙洲司令官指挥部署之错误及其怕敌心理所造成”,并训斥王耀武说：莱芜既已被围，你为什么又要撤退，遭到这样大的损失，你是不能辞其咎的。这次你选派的将领也不适当，李仙洲的指挥能力差，你不知道吗？撤退时他连后尾也不派，这是什么部署？你为什么派他去指挥？如派个能力好的人指挥，还不致失败^[29]。在追究失利责任时，徐州绥署主任薛岳成了替罪羊。3月3日，国民党统帅部下令撤销徐州与郑州两个绥署，设立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和郑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坐阵徐州，统一指挥华东战事。此举实际是将陆军总部搬到了徐州，由此也可见国民党对华东战场的重视。然而顾祝同其人并非大将之才，守成有余，进取不够，即在国民党内亦被评为“太无军事天才”,“军事上之庸才耳”^[30],很难期望他能够改变华东战局。中共得知国民党换将的消息后，评论为：“薛岳用兵尚机敏果断，而顾祝同则历来是我军手下的败将，这无异以庸才代替干才。在高级军事指挥人员的更迭上，正象征着国民党的日暮途穷，最后必然会走向崩溃。”^[31]果不其然，不出三个月，国民党军便在山东遭受了又一次惨重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