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美吟(其三)》

《五美吟(其三)》明妃

明妃

林黛玉

绝艳惊人出汉宫，红颜命薄古今同。

君王纵使轻颜色，予夺权何畀画工？

这首诗是吟咏王昭君的。它描写了昭君的不幸遭遇，指出了造成昭君悲剧命运的不是别人，正是昏庸的最高统治者，抒发了自己对“红颜

薄命”现象的愤慨之情，确实“命意新奇，别开生面”。

首句写昭君出塞。明妃即王昭君，因避晋文帝司马昭的讳，故后人改“昭”为“明”。据《后汉书·匈奴列传》记载：“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人以示之”，昭君便是其中之一。“绝艳惊人”，代指明妃。艳，艳质，指佳人、美人。艳而曰“绝”，曰“惊人”，极言其美。《后汉书·匈奴列传》说：“昭君丰容靓饬，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西京杂记》也说昭君“貌为后宫第一”，是绝代佳人。“出汉宫”三字，写昭君离开汉朝宫廷，远嫁单于。这七个字，不仅形象而且概括地表达了昭君出塞的完整故事，同时也暗示了黛玉对昭君出塞的不幸遭遇的同情。绝句贵在开门见山，起首突兀，这一句确是做到了这一点。“红颜命薄古今同”，承“出汉宫”三字而发，但又不限于指昭君出塞，含蕴极为丰富。就昭君而言，是天生艳质，故以“红颜”许之，但自古佳人多薄命，昭君也不例外。她由一个天真无邪的农村少女，被“送入掖庭”，离开父母，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这是她的一不幸；既已入宫，她希望能够得到君王的宠幸，平步青云，而命运却偏偏与她作对，“入宫数岁，不得见御”，这是她的二不幸；作为一个汉宫的绝代佳人，不但不能专宠后宫，反而被皇帝当做礼品，赐给匈奴，这是她的三不幸。因此，黛玉说她“命薄”，没有福分。《双珠记传奇》有云：“怎耐她血泪纷纷如霰，红颜薄命，古今常见。”和《双珠记传奇》看法一样，黛玉也认为从来红颜多薄命，昭君只不过是其中一例而已。“古今同”三字，把古与今、一般和个别联系起来，既是咏昭君，又是对自己命运的感叹，更是对大观园中的众姊妹与俏丫鬟们遭际的感叹。所谓“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或“哀哉千秋魂，薄命无二致”(脂评抄本《红楼梦》六十四回回前评)，都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

是谁造成了“昭君出塞”、远离故乡故国的悲剧结局呢？黛玉在后两句中做了明确的回答。《西京杂记》记载说：“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即明妃)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按图以昭君行，乃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这就是说，所以造成昭君的不幸，主要是由于画工收取贿赂、从中作祟，而元帝并没有责任。这个观点影响了后代许多诗人和剧作家，但许多不苟同前人的有识之士却大唱反调。王安石就认为昭君远嫁匈奴并非画工所为，毛延寿被杀实属冤枉。他在《明妃曲》二首中说：“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王安石为毛延寿叫冤，这是他的创见，但昭君的悲剧命运究竟要由谁负责，他却没有明说。欧阳修曾作《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和《再和明妃曲》二首，他在最后一首中对昭君悲剧命运的制造者，做了深刻的说明，他说：“汉宫有佳人，天子初未识。一朝随汉使，远嫁单于国，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欧阳修认为是“汉计诚已拙”，责任在于元帝糊涂。黛玉的观点显然受了欧阳修和王安石的启发，是在他们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的。“君王纵使轻颜色，予夺权何畀画工”二句，作者使用了一个让步句式，说明“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白居易《长恨歌》)。元帝本是好女色的，不然的话，他为什么要派人选天下美女入宫？再不然元帝为什么要“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不就是要挑个绝色美丽的女子吗？如果元帝真不“重色”，为什么他一见昭君，“大惊，意欲留之”呢？当然，他还是让昭塞出塞了，这似乎说明了“君王轻颜色”，即轻视女色，其实那是他“重信于外国”，是出于万不得已。退一步说，就算元帝“轻颜色”，他也应当先看看赐予匈奴的女子如何，而不该“按图以昭君行”，轻易地把决定昭君命运的大权交给画工。黛玉认为，不论怎么说，造成昭君的悲剧命运，元帝是难辞其咎的。

由此可见，黛玉的观点和欧阳修是不尽相同的。欧阳修一方面指责元帝昏庸无能，身边的事尚且如此，怎么能御敌于千里之外？同时，又说：“汉计诚已拙，女色难自夸。明妃去时泪，洒向枝上花。狂风日暮起，飘泊落谁家。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他要让昭君，也让和昭君有同样命运的人，不要怨别人，而要怨自己命不好，说来说去，还在是为皇帝开脱。而黛玉则不同，她把古往今来的“红颜命薄”者同最高统治者直接联系在一起，既不“怨春风”，也不“怨画工”，把矛头直指皇帝，说明昭君的悲剧归根结底是元帝造成的。从而使我们联想到，《红楼梦》小说中那些断送了青春、流干了眼泪、呕尽了心血的美丽女子，她们的不幸遭遇也正是由那些大大小小的统治者造成的。黛玉在诗中对这个问题看得十分准确，她的议论廉厉铎悍，击中要害，她的观点不苟同前人，精邃卓异，确实体现了她反传统的叛逆性格。

宝钗和黛玉思想性格不同，她对黛玉的说话“尖刻”、锋芒太露每有微词，但她对这首诗却赞不绝口，高度评价。她说：“做诗不论何题，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随人脚踪走去，纵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义，究竟算不得好诗。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诗甚多，有悲挽昭君的，有怨恨延寿的，又有讥汉帝不能使画工图貌贤臣而画美人的，纷纷不一。……今日林妹妹这五首诗，亦可谓命意新奇，别开生面了。”宝钗这个评论，切中肯綮，无疑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