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意识的觉醒及其道学渊源——《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审美追求与思想底蕴探索

人文主义意识的觉醒及其道学渊源——《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审美追求与思想底蕴探索 

 

江春萌

 

大凡读过李白的浪漫主义杰作《梦游天姥吟留别》 (以下简称《梦》) 一诗的人， 常常很自然地联想到屈原“楚辞”的风格， 并以屈子为其始祖。然追根究源， 尚可继续上溯到老庄， 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浪漫主义风格和表现方式酷似， 而且李白诗中所流露的思想感情和人生态度， 与老庄的哲学思想及人生态度有着更为直接和明显的承继关系。前者乃外在形式上的相似， 后者才是内在实质上的接近。也正是因为有了后者的“神似”, 才会产生前者的“形似”, 而只有发掘出它们内在的“神似”, 才能真正理解其“形似”, 从一定意义上讲， 也才能真正把握住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历史的脉搏与律动。

 

众所周知， 老庄道学的最高哲学概括便是“道”, 而“道”具有“自发性”的特点， 所谓“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说到底， 其实就是人必须遵循天地间的客观规律， 顺应自然， 从而使人类自身由“必然王国”进入到“自由王国”的境界。如此， 人方可立身处世， 也才能化解各种复杂的矛盾冲突乃至生存危机， 而又随心所欲、游刃有余。于是便有了“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和“见素抱朴， 少私寡欲”的生命哲学， 便有了庄子《逍遥游》中的神游天地、飘然欲仙、超然物外、物我两忘的神仙境界与感悟。

 

我们认为， 这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人生态度和精神需求， 从某种意义上讲， 正包含着强烈追求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意识的思维特征。然而这在老庄哲学中却是以承认并遵循 (更确切地说是“暗合”) 物质世界的自然法则———客观规律为前提条件的， 因而它在本质上又远远超越了西方人文主义所追求的极端的个人自由乃至放荡不羁思想的局限性， 达到一种更高层次的思维境界和人生追求。这是一种自由放旷而又美妙和谐的理想的生存境界———审美境界。

 

于是在李白《梦》诗中便也有了“梦游天姥”、皈依自然的美妙憧憬。在李白看来摧眉折腰事权贵以谋取高官厚禄而穷奢极欲， 乃有违人伦天性的悖谬之事；世俗的生活与追求乃束缚个性自由的枷锁；社会的黑暗、官场的势利与尔虞我诈， 会扭曲人性， 有辱人格尊严， 从而“使我不得开心颜”。因此在李白眼中解除这一桎梏的最好办法就是远离污浊官场， 远离世俗生活， 而最好的途径便是回归大自然， 纵情山水， 怡情悦性。“且放白鹿青崖间， 须行即骑访名山”, 踏遍名山大川， 赏尽天下美景， 悠哉游哉， 犹如神仙境界， 岂不快哉！难怪李白笔下把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化作梦境中的天姥山， 将其描绘成天上人间的绝佳的洞天福地， 其景如诗如画， 如真似幻， 迷离恍惚， 美不胜收。入此佳境， 可与仙人为友， 可与虎鸾共乐， 可听熊咆龙吟， 可闻天鸡啼鸣， 可与天地比寿， 可共日月同光。直可与庄子《逍遥游》的境界相媲美， 甚或有过之， 而其实这种审美意趣也正是庄子养生哲学思想和审美情感的继承、发扬和形象化再现， 是遵循其生命哲学所追求的一种最高生存境界

 

《梦》中的思想态度既是对老庄思想的继承与借鉴， 也是对老庄思想的身体力行与人生感悟。其时李白因性格傲岸， 不为权贵所容， 以致应召入京， 供奉翰林后， 仅一年多就被排挤离开了京城长安， 开始了以东鲁、梁园为中心的漫游生活， 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二次漫游。仕宦生涯虽短， 却给李白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和教训， 使他直接而又深刻地认识到官场的卑污难耐和社会的黑暗腐败。这是年少时“读书破万卷”所未曾有过的深刻体验， 也与奉召初入京时“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心态有如天壤之别， 使他清醒而又充分地意识到自己的自然天性与社会现实的格格不入。而这种人文主义意识的觉醒又唤回了被世俗生活传统与仕途经济观念所湮没了的理性良知， 在一种更深的程度上重新激发了与老庄思想的强烈共鸣， 而这与少年时代读书得来的肤浅的理念印象是有本质区别的。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这是其前期生活的自我写照。无论是少年时代蜀中二十五载苦读， 还是紧接其后的十年壮游， 即第一次漫游生活， 其思想意识的主体还仍是束缚于世俗生活传统和仕途经济观念， 其苦读与壮游的根本目的无非是“出仕”, 即所谓的儒家“入世”思想。在世俗看来这是高于一切的人生既定目标， 传统又使这一信念深深植根于莘莘学子们的耳际。这也就无怪乎即使是傲视权贵、酷爱自由如李白这样的文人学者在其生活前期也被这一世俗观念与传统所束缚， 也就无怪乎他当初为一介白衣寒士时竟一度写过《闺意献张水部》之类的应时奉承诗 (何况其时科举前士子们中间有向考官或有关官宦名流“行卷”之风气) , 更无怪乎当初奉召入京、供奉翰林时的手舞足蹈、得意忘形了！

 

然而， 这种“迷失”对于李白来说， 只是暂时的甚或偶然的。他的强烈自尊， 他的傲岸不羁， 不甘屈膝事权贵， 以及酷爱自由的自然本性又使他与以上所追求的目标水火不能相容再加上老庄思想的熏陶， 因而在官场的排挤打击下， 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 他幡然悔悟了， 人文主义意识终于真正觉醒了， 他又重新接纳了道家思想， 即后世之所谓“出世”思想， 并让它主宰了自己的一言一行和未来的生活道路。

 

于是， 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自己曾经强烈向往和留恋过的京都长安， 开始了他思想转型后的新的漫游， 即前文所说的人生第二次出游。和前次以交游仕林为主要目的的漫游所不同的是， 这次主要是漫游山林， 寄情于自然风景， 流连于山川风物， 并专意结交旧友和隐者， 去功名之心避尘世之俗虽不免偶有伤感或牢骚， 倒也大致落得个清心恬淡， 自由快活。这其实是一种脱胎于庄子的“超世”“游世”的人生态度。尽管后世难免有所谓“消极避世”之议， 我看却也无伤大雅， 这总比身在官场， 勾心斗角， 尔虞我诈， 追名逐利， 或与世俗同流合污不知要强多少倍吧？

 

况且此时几可名副其实的“诗仙”还为后人留下诸如《梦》等一类的大量的脍炙人口、流芳百世的名篇佳作， 成为中华文化园林中一颗颗晶莹璀璨的艺术瑰宝。

 

试想， 倘若没有这种生活的逆转， 没有这种人文主义意识的觉醒和思想的转型没有这种老庄哲学的继承和发扬， 何来李白的仙风道骨， 何来盛唐诗坛的摩天高峰， 又何来垂范千古的文风人格， 更何来我中华文化思想的源远流长与继往开来？

 

总之， 李白从《梦》中所表现的“出世”思想和审美追求与庄子《逍遥游》等作品中所表现的“超世”“游世”的人生哲学和审美意识在本质上是极为接近的， 可谓是“神似”之至， 而也正是由于这种“神似”决定了他们作品中浪漫主义风格的“形似”。无论是丰富奇特的想象与联想， 还是比喻、对比、衬托与夸张等手法的运用， 无不充分体现了这一关系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