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

苏轼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

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

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

何如此二幅，疏淡含精匀。

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

这二首诗是元祐二年(1087)苏轼任翰林学士时写的，借着题画，发表他的论画追求神似和诗画同一的精辟艺术见解。这里选第一首。鄢陵王主簿，未知其名，邓椿《画继》记载这位画家，但云： “长于花鸟。”折枝，是中国花卉画法之一，画面上不画全株，只画一枝或数枝。

题画诗常常先从画面入手，咏写、描绘画像，然而相机发挥画论，或则抒发情感。而苏轼这首题画诗，却独辟蹊径，先从画论入手，再带出王主簿所画的两幅折枝画。这种题画诗的写作方法，在唐代是罕见的，这与宋诗哲理化有直接的关系。苏轼开风气之先，不断有人继武于后，如黄庭坚的《题子瞻〈枯木〉》、元赵孟頫《枯木竹石图》等。

诗以“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开端，这是说如果只以形似来论画，那种艺术见识接近于儿童。接着，诗人又从诗歌艺术的角度加以发挥， “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如果说赋诗粘着题目，停留在字面意义上，那他一定不是一位真正的诗人。四句诗，互文见义，写出苏轼关于诗画艺术的美学准则：绘画要形神兼具，诗歌要情韵齐备。在此基础上，苏轼进而阐明“诗画本一律”的道理，这两种艺术同样需要“天工与清新”。 “天工”，艺术品浑成自然，没有人为痕迹，指极高的艺术造诣； “清新”，流利新颖，不落俗套。 “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两句，是用实例来说明上述理论的，又承接下文，在诗里起着承上启下的结构作用。边鸾，是唐代花鸟画家，京兆(今陕西西安)人。他最擅长画花鸟折枝，在当代“居其第一”，重视写生， “得动、植物生意”(《宣和画谱》)。赵昌，宋代著名花鸟画家，广汉(今属四川)人，擅画花果，多作折枝。每日清晨，他在花栏前谛视，然后调彩色将鲜花描画下来，自号“写生赵昌”。 《宣和画谱》评说： “昌之作不特取其形似，直与花传神者也。”这两句是说绘画描绘客观物象，要有“生意”、要能“传神”，像边鸾、赵昌那样。为什么苏轼要举出边、赵两位画家呢？因为这两人都擅长画折枝，诗意便很自然地转入到鄢陵王主簿所作的折枝画上。

最后四句诗，称赞画家王主簿的绘画艺术，回应到题上来。 “何如此二幅”，即鄢陵王主簿所画的折枝。从这组诗第二首的内容看，王主簿画的一幅是雀，一幅是花。这句诗与上面“边鸾”两句蝉连，着“何如”一词，是说边鸾的雀和赵昌的花不如这两幅“疏淡含精匀”。这里使用反衬法，有意推重王主簿，事实上王主簿的花鸟画的艺术成就，远远不如边、赵两位。 “疏淡”，指王主簿折枝画构图疏朗，色泽淡雅； “精匀”指王画笔墨精妙匀净。这句诗阐发了疏淡与精匀的艺术辩证法，寥寥数笔，于淡雅之中有精丽之美，于写意之中有工笔之韵。为了进一步突现王画艺术造诣的高深，苏轼用“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收煞全诗，意为谁说“一点红”便能寄托无边的春意，我过去体会不深，今天观看了王主簿的折枝画，才真正领会到这样的艺术真谛。

这首题画诗，主要谈了两个绘画艺术理论问题。先说论画追求神似的问题。苏轼此诗传布以后，有人曾加非议，以为有重“神”轻“形”之偏，明杨慎说：“其言有偏，非至论也。”(《升庵诗话》)清邹一桂说： “未有形不似而反得其神者。”(《小山画谱》)其实，完整地体识苏轼诗意，便不会产生这种误解。就本诗看，诗人将“写生”与“传神”并举，画雀，先要形似，才能有“生意”;写花，先要形似，才能“传神”。结句“一点红”，通过这有限的形，才能透出无边的春意，神是通过形表现出来的。就《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 (其二)诗看，苏轼细腻地描绘了画面上的种种物象，并称赞说：“若人富天巧，春色入毫楮。”无形的春色，正是通过有形的花、雀、竹、蜂传达出来的。总观两诗，说明苏轼正是针对“多取形似”的时代风尚，立言的本意在于阐发绘画艺术必须形神兼具的审美特征。王若虚《滹南诗话》说： “然则坡之论非欤？曰：论妙于形似之外，而非遗其形似；不窘于题，而要不失其题，如是而已耳。”王氏可说是真正领悟这首诗的理论精髓的。

再说说诗画本一律的问题。诗是语言艺术，画是造形艺术，属于两种不同的艺术门类，然而，它们却是可以融通的。苏轼在本诗里表述了诗人、画家共同追求“神似”的审美理想，又认为诗画艺术同样要求“天工与清新”。苏轼又在其他题画诗里说过： “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象略与诗人同。”(《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 “古来画师非俗士，妙想实与诗同出。” (《次韵吴传正枯木歌》)总之，苏轼认为诗与画这两门艺术在进行艺术想象、摹写客观物象方面，确有相通的地方，它们都要创造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或意境)，达到“巧夺天工”、 “形神兼具”的艺术高度，抒发艺术家的情感，唤起读者的想象，产生艺术魅力。这是它们共同的创作规律。诗歌艺术与绘画艺术具有相通的规律和特点，前人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也给以必要的重视，但是，像苏轼这样具体地、明确地阐发出来，在我国文学史上和艺术史上还是第一次。后来张舜民将这个深奥的诗画理论概括成一联诗， “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 (《画墁集·跋百之诗画》)，十分形象，便于记忆，基本反映了诗画同一、融通的艺术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