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外国史的研究与著作

解放前各大学有西洋史没有世界史，解放初改西洋史为世界史，许多大学的教师不同意，因为西洋史已成体系，而世界史还不成体系。下面谈谈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西洋史研究的出现和展开。
1.教科书的编纂
中学堂办起后，称世界史或万国史，但没有专门的研究，一般是翻译一下而已，到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较有水平的教科书。第一部中国人自己著的西洋史教科书是陈衡哲的《西洋史》(1924年出版),虽是高中课本，但也被列为大学的参考书，也为社会上学西洋史的人所用。该书从上古写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陈衡哲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女史学家，1914年到美国留学，1920年回国任北大教授，后在东南大学任教授。她不仅是近代第一个写西洋史的人，还是第一个研究西洋史的人。20世纪20年代还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与谢冰心同时，也是女文学家。20世纪30年代还在做学问的同时在当时有影响的《大公报》上发表一些政论文章。其中有影响的有《救救中学生》等，抓住了当时的社会问题。抗战时她住昆明，曾在西南联大作讲演，许多西洋史专家去听，奉之为西洋史前辈。解放后已六十多岁，退休在上海，任政协委员，1976年去世时八十多岁。其《西洋史》是当时水平最高的：(1)融会贯通，线索分明。(2)夹叙夹议，有说明有论断。(3)完全用自己的语言文字来写，深入浅出。(4)文笔优美，使人感觉是在看文学书，引人入胜，尤其宗教革命、法国革命等写得很精彩。此书不知出过多少版，风靡一时。到20世纪30年代人们学习世界史的要求高了，此书才不适用了。
何炳松的《外国史》,1934年出版。此书是应商务印书馆要求写的，从出版到20世纪40年代一直被采用为中学教科书，其内容比陈衡哲的书广泛，增加了埃及、印度、澳洲的历史，但与陈书相比研究的力度不够，主要是根据美国的世界历史著作编的，文字也不如陈衡哲。何炳松从1921年在北洋大学教书，以后长期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后任上海暨南大学校长，抗战初期去世。
以上是两部中学教科书，还有大学教科书：何炳松的《中古欧洲史》(1924年)、《近世欧洲史》(1925年),李季谷的《西洋近世史》。大学教科书影响不大，因为当时教西洋史的大学都用外国原文的课本。
2.中外比较的研究
对中外历史进行比较，较知名的有陆懋德、雷海宗、齐思和，他们都在大学教书，陆懋德在北师大，雷海宗在燕大，齐思和在清华。他们都教两门，中国上古史和世界中古史，讲中国史时用世界史比较，讲世界史时用中国史比较。
雷海宗抗战前是清华的教授，抗战中在西南联大任历史系主任，抗战后回清华任历史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到南开大学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他原来讲四门课：中国通史、中国上古史、世界通史、世界中古史，到南开后，专讲世界上古史。雷海宗20世纪40年代以前是有名的研究世界史的学者，许多人向他请教。他解放以前没接触马克思主义，解放后开始学，由于世界史知识较丰富，所以学习时有自己的见解，1957年被打成右派，身体垮了，1963年去世，卒年六十三岁。
雷海宗研究世界史是中国少有的，他写世界史都用中外比较法，文章较多，书有两本：《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文化形态与史观》(与林同济合写)。雷海宗解放前非常有名，解放后批判的是其战国策派的史学，他1940年在昆明办《战国策派》半月刊，1942年在重庆办《战国副刊》,他们认为20世纪40年代初期世界形势是中国战国时代的重演，他们用战国时的七雄比喻当时的中、日、德、意、美、法、苏。这种比喻是历史重演论。战国策派有各方面的人，历史方面是雷海宗。同时雷海宗还写了许多政论性文章，许多是帮国民党的忙，政论很不高明，与钱穆相似。解放后发表的是学术文章，主张奴隶社会不是普遍存在的，这些观点在当时受到了激烈的批判。
3.史学理论的译著
这时有关史学理论的书，有翻译，有著作。最早是何炳松提倡翻译外国史学理论的书，他于20世纪20年代翻译了《新史学》,此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论著。接着李思纯译《史学原论》,董之学译《新史学与社会科学》,翻译的都是资产阶级史家的论著。在翻译的同时，有人也写著作，何炳松写《历史研究法》、《通史新义》,介绍资产阶级史学理论。还有三部流行较广的史学理论著作是周容的《史学通论》、胡哲敷的《史学概论》、杨鸿烈的《史学通论》。杨的书介绍西方的史学理论，其中有影响的论点有：第一，关于历史的范围，历史应当包括人类过去全部的活动。以前认为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不是历史，从这时开始重视，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出现了“先史时代”、“史前时代”之词。后来有人专门研究史前时期的历史。第二，西方过去历史书都偏重于政治和战争，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扩大到政治、经济。第三，十年以内的历史不能写，因为很多资料都没有公布，只从报纸上看不行，三十年以内是政治，这在当时史学界有争论，解放以后也有人提出此论。第四，历史是一门综合的学问，要解释历史必须用综合的知识和眼光。第五，历史研究的目的。西方认为研究的目的一是求真，一是求用。求真就重视史料学，欧美史家总结出了一套史料学的理论，对中国影响很大，当时中国史家讲史料学就是吸收他们的理论讲的。求用就是学历史要了解现在推求将来，用历史知识进行社会改革，很多历史学家参加政治，做顾问。用历史提高人的智慧，历史知识能使人聪明。
对西方史学史进行翻译研究的有何炳松、郭斌嘉译的《西洋史学史》,向达译的《史学史》。
总之，资产阶级史学发展的成绩有以下几方面胜于封建史学：(1)整理资料。用近代的科学方法才得以保护发掘的文物。(2)考证事实。是在清代考证学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吸取了外国资产阶级的方法，多数资产阶级史学家都是考证专家。(3)说明现象。虽不能进一步说明本质，但比封建史学进步多了。有的整个解释虽不对，但部分的解释是对的，有的至今还有意义，所以解放后也曾印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4)编纂工具书。《中国大事年表》、《世界大事年表》、《中西纪年对照表》、《历代名人生卒年代对照表》、《人名地名大辞典》以及历史地图、索引(《二十五史人名索引》、《二十四史传记引得》)等，都是以新的或科学方法重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