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和各方面的评论

5月4日，因章宗祥刚刚回国，这天中午，徐世昌在中南海总统府内设宴款待，作陪的有钱能训、曹汝霖、陆宗舆。就在他们举杯投箸之间，五四运动爆发了。
1时许，北京十余所学校的三千多爱国学生，齐集天安门，他们手执书有“还我青岛”、“保我主权”、“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等标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面大白旗上写着的一副对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1]
爱国青年在天安门聚会的消息，立即报告到正在与曹、陆、章等人欢宴的徐世昌那里，徐世昌随即下令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妥速解决，不许游行。席散后，陆宗舆先行离去，大约在2时半左右，曹汝霖偕章宗祥一同乘车来到赵家楼曹汝霖住宅。这时，警察厅估计到学生将来曹宅示威，派了三四十名警察前来保护，但警察队长对曹汝霖说：上头命令，文明对待。
学生们在天安门举行集会后，决定到东交民巷向各国驻华使馆请愿。据《每周评论》记载，学生们来到东交民巷后，“先是打电话给美、英、法三国使署，他们都说很欢迎的，到西口的时节，美国兵营的军官也放行了，并且还要让我们从美兵营和美使馆的里〈面〉经过。只有巡捕房坚不让走。大家只好在美使署前连呼‘大美国万岁！’‘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世界永久和平万岁！’四声。”^[2]因当天是星期日，美国公使芮恩施到门头沟旅行，学生们推举段锡朋、罗家伦、许德珩、狄福鼎四人为代表，向美国使馆递交了一份说帖，内容是：“吾人闻和平会议传来消息，关于吾中国与日本，国际之处置有甚悖和平正义者。……吾国与贵国抱同一主义而战，故不得不望贵国之援助。……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贵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3]随后，学生们退出东交民巷，向曹汝霖住宅进发。
当游行队伍来到赵家楼胡同时，曹宅大门紧闭。据曹汝霖回忆：这时，“我于仓猝间避入一小房(箱子间),仲和(章宗祥字)由仆引到地下锅炉房(此房小而黑)。……我在里面，听了砰然一大声，知道大门已撞倒了，学生蜂涌而入，只听得找曹某打他，他到哪里去了。”学生们到处寻找曹汝霖，曹躲在箱子间内甚至可以听到学生与其妾苏佩秋的谈话。曹汝霖接着回忆说：“我想即将破门到小屋来，岂知他们一齐乱嚷，都从窗口跳出去了，这真是奇迹。”^[4]未找到曹汝霖，愤怒的人群便放起一把火，章宗祥见事不妙，立即从锅炉房中跑出，被学生发现，将他痛打一顿。随后，警察总监吴炳湘率大批人马赶到，逮捕了三十二名学生。
五四运动的爆发，是在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的情况下，中国各阶层人民大众奋起发动的一场伟大爱国运动的开端。陈独秀在五四当天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的短文，集中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醒。他在文中指出：“上海的和会，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什么裁兵废督，不过说说好听做做面子，实际上他们哪里办得了。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5]他提醒人们这两个会议实质都是“分赃”,不能指望这两个会议给人民带来幸福与和平，必须抛弃对帝国主义和南北军阀的幻想，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自己起来担负救国责任。五四运动正是人民群众自己站起来向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展开的示威行动。这是中华民族的一次历史性的觉醒。
五四运动爆发后，立即引起各方面强烈反响，纷纷撰文、通电，对内外时局发表评论，重新认识欧战后的世界与中国。
5月9日，《申报》发表主笔陈冷血所写题为《图穷而匕首见》的时评，其中说：“欧洲和会之始，所谓公理之战胜也，所谓密约之废弃也，所谓弱小国之权利也，所谓永久和平之同盟也，今和会之草约已宣示矣，其结果如何？所谓中国之主张者，今犹有丝毫存在者耶？由此可知，求助于人者，终不能有成，自作其孽者，终不能幸免。……若不能自谋、自助而欲望诸人，则终归于空想而已。呜呼，国人其自奋。”^[6]严峻的现实使人们意识到不能依靠帝国主义解决问题，“求助于人者，终不能成”,而必须“自谋”“自助”。这个论点，同巴黎和会召开前的舆论相比，确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国民外交协会原定5月7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耻纪念会，因五四运动刚发生，政府深恐再度引起动乱，下令禁止召开。国民外交协会当天就发表了一篇措词激烈的长篇宣言：“青岛何地也？山东何地也？此邹鲁之名邦也，此孔孟之圣迹也。以我国之耶路撒冷，为数千年民族信仰之中心，文明吐露之源泉；……无端而有德国之豪夺于前，有日本之巧取于后，侵犯我文化之发祥地，弥天大辱，九世深仇，凡有血气，谁能忍此！”同时，宣言将矛头直指签署山东换文的皖系军阀：“因此换文曾借日本金圆二千万，此则应由当局者设法清还，与我国家何与，与我国民全体又何与也？”最后，宣言责问西方列强说：“公等既日以正义人道标榜于众，今乃许野心之国犹为侵略之举动，然则巴黎之和平会议，直无正义可言耳。威尔逊之种种宣言，直当视同取消耳。……若仍以野蛮之举动，而偏悬文明之招牌，竟容受此横暴侵凌之所为，则殊有损文明国家之声价，正义和会之威严，使人觉所谓正义云者，人道云者，其实际不过尔尔，则人类对于大同之理想，将绝望于今后之世界。”^[7]该宣言从列强对山东问题的处置中，看出“大同”理想的破灭，看出巴黎和会“直无正义可言”,应该说，这反映出中国某些上层人士也在一定意义上有所觉醒。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发表的许多言论，是中华民族政治觉醒的集中体现。《每周评论》特辟山东问题专栏，李大钊在该栏撰文指出：“威尔逊君！你不是反对秘密外交吗？为什么他们解决山东问题，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伦敦密约，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某某军阀间的秘密协定？……你自己的主张计划如今全是大炮空声，全是昙花幻梦了。我实为你惭愧！我实为你悲伤！”^[8]威尔逊的十四条宣言，曾经是最动听的言论，现在，他以自己的行动揭穿了自己的谎言。《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更怒斥道：“呵！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9]在他们的推动下，“五四”火种广泛而深入地燃烧起来。
综上所述，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处置，深刻地教训了中国各阶层人士，从陆徵祥到陈独秀，都从不同的认识角度，程度不等地否定了“公理战胜强权”的神话。
五四运动首先是一个爱国运动，爱国主义在近代中国具有最广泛的政治基础，爱国运动往往能够赢得最广泛的各阶层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曾经发动并领导过著名的“公车上书”的康有为，于5月6日迅速表态支持学生。他指出：“曹汝霖、章宗祥等力行卖国，以自刈其人民，断绝其国命久矣。举国愤怒，咸欲食其肉而寝其皮。”“幸今学生发扬义愤，奉行天讨，以正曹汝霖、章宗祥之罪。举国逖闻，莫不欢呼快心，诚自宋太学生陈东、欧阳澈以来希有之盛举也。试问四万万人对于学生此举，有不称快者乎？”他接着说：“在今政府或上承从前专制之旧，或以学生擅殴大僚为应有之罪，而忘今之为民国，政府只有奉行民意，而不得专擅也。”对于学生此举，康有为高度评价道：“自有民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有之，自学生此举始耳。”最后，他呼吁：“吾全国人宜唤醒以救被捕之学生，而日请诛卖国贼。政府宜亟释放被捕学生，而诛卖国贼。”^[10]康有为把五四运动看作是北宋末年太学生伏阙上书要求抗金的爱国行动的继续，或者看作是“公车上书”的继续，这说明他对五四运动的实质是不理解的。康有为尽管在政治上已堕落为保皇党人，但仍旧执著地保持着青年时代“公车上书”时那样的救国热忱，这在他晚年的历史上，还是值得称道的一页。
与广大进步舆论相反，皖系势力则充分调动其舆论机关，对五四运动大肆攻击。5月5日，安福系机关报《公言报》发表一篇题为《昨日北京各校学生之大捣乱》的评论文章，公开为曹、章二人辩护，并哀叹道：“吾人骤闻是种消息，几疑法兰西革命史所记载恐怖时代一般乱民之暴动，及路透电所报告布尔札维克党人在俄国各地之骚扰，又发见于吾华首都，为之太息不已。”文章还指出：“当兹社会主义思想输入，民情易于激动之际，一任血气未定之青年为此无意识之纷扰，教育当局实不能不负相当之责任也。呜呼！曹、章所受之损害固为无妄之灾，而世道人心之变，已有涓涓不塞将成江河之势。吾书至此，不觉悲从中来也。”^[11]
《公言报》这篇评论，反映出统治当局对于五四运动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他们所哀叹的，并不只是曹、章二人的焚屋被殴之祸，而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传入，导致“世道人心之变，已有涓涓不塞将成江河之势”。他们凭着统治者所特有的政治嗅觉，察觉到这次事件非同寻常，而是“布尔札维克党人在俄国各地之骚扰，又发见于吾华首都”。
此外，梁漱溟在《国民公报》上撰文说：“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去遵判服罪。”他的理由是：“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然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12]梁漱溟的论点，试图脱离五四运动爆发的政治背景，孤立地从法纪的角度看待这一事件，实质上站到了人民运动的对立面，说出了反动当局不便说、不敢说的话。这篇文章当时就遭到进步舆论的猛烈抨击，是理所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