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 | 五古 |
释义 | 五古五言,《诗》三百五篇中间有之。逮汉魏苏、李、曹、刘之作,号为“选体”。及沈休文出,以浮声切响作古,自谓灵均以来, 未睹斯, 一唱百和, 渐有唐风。 唐初如陈子昂 《戚寓》,平挹《骚》《选》,非开元、天宝以后作者所及。李大家数姑置勿论,五言如孟浩然、刘长卿、韦苏州、柳子厚,皆高简要妙; 虽郊、岛才思拘狭,或安一字而断数髭,或先得上句经岁始足下句,其用心之苦如此,未可以唐风少之。 五言之兴,源于汉,注于魏,汪洋乎两晋,混浊乎梁陈,大雅之音,几于不振。唐氏勃兴,文运丕溢。太宗皇帝,龙凤之姿,天文秀发,延览英贤,首倡斯道,其《幸庆善宫》等作,时已被之管弦,明良满庭,赓歌赞治。若夫世南属和,匡君以正; 魏徵终篇,约君以礼。辞之忠厚,岂曰文为? 及乎永徽以还,“四杰”并秀于前,“四友”齐名于后,刘氏庭芝古调,上官仪新体,虽未遏其微波,亦稍变乎流靡。……神龙以还,品格渐高,颇通远调。前论沈、宋比肩,后称燕、许手笔,又如薛少保之 《郊陕篇》、张曲江《咸遇》等作,雅正冲澹,体合风骚,骎骎乎盛唐矣。……曰正始,使学者本始知来,溯真源而游汗漫矣。 唐兴,文章承陈隋之弊。子昂始变雅正,敻然独立,超迈时髦。初为 《感遇》诗,王适见之曰:“是必为海内文宗。”噫!公之高才倜傥,乐交好施,学不为儒,务求真适,文不按古,佇兴而成。观其音响冲和,词旨幽邃,浑浑然有平大之意,若公输氏当巧而不用者也。故能掩王、卢之靡韵,抑沈、宋之新声,继往开来,中流砥柱,上遏贞观之微波,下决开元之正派。呜呼,盛哉! 诗至开元、天宝间,神秀、声律粲然大备。李翰林天才纵逸,轶荡人群,上薄曹、刘,下凌沈、鲍,其乐府古调若使储光羲、王昌龄失步,高适、岑参绝倒,况其下乎? 朱子尝谓:太白诗如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其《古风》两卷,皆自陈子昂 《感遇》中来,且太白去子昂未远,其高怀慕尚也如此。今揭二公为正宗,……使学者入门立志,取正于斯,庶无他歧之惑矣。 元微之曰:“予读诗至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总萃焉。唐兴,学官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炼精切,稳顺声势,谓为律诗。由是而后,文体之变极焉。然而,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秾莫备。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矣。如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矣。”严沧浪曰:“少陵诗宪章汉魏,而取材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先辈所谓集大成者也。”世称子美为大家,故略二贤论,以冠其端云。 夫诗莫盛于唐,莫备于盛唐。论者惟杜、李二家为尤,其间又可名家者十数公。至如子美所赞咏者王维、孟浩然,所友善者高适、岑参。乾元以后,刘、钱接迹,韦、柳光前,人各鸣其所长。今观襄阳之清雅,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江宁之声俊,高达夫之气骨,岑嘉州之奇逸,李颀之冲秀,常建之超凡,刘随州之闲旷,钱考功之清赡,韦之静而深,柳之温而密,此皆宇宙山川英灵间气,萃于时以钟乎人矣。呜呼,盛哉! 今俱列之名家。 昔朱晦庵先生尝取汉魏五言,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作,以为古诗之根本准则; 又取自晋宋颜、谢以下诸人,择其诗之近于古者,以为羽翼舆卫。余于是编,正宗既定,名家载列,根本立矣,奈何羽翼未成。爰自采摭及观诸家选本载盛唐诗者,唯殷璠《河岳英灵集》 独多古调。……若夫太白、浩然、储、王、常、李、高、岑数公已揭于前,他如崔颢,薛据、张谓、王季友诸人,皆李、杜当时所称许,相与发明斯道,赓歌鼓舞,以呜乎盛世之音者矣。……殷氏所收之外,若崔宗之,魏万之愿交于翰林,元结、孟云卿之见称于工部,张、裴、贾、岑唱和联翩,萧、李、独孤驰名先后。又如《箧中》、《丹阳》 采葺不少,虽众君子之全集罕得详览,然其言皆足以没世而不忘也。……题曰羽翼,窃效晦庵之意欤! 呜呼! 天宝丧乱,光岳气分,风概不完,文体始变。其间刘长卿、钱起、韦应物、柳宗元后先继出,各呜一善,比肩前人……时若郎士元、皇甫冉、李端、卢纶、顾况、戎昱、窦参、武元衡之属,以及乎权德舆、刘禹锡诸人,相与接迹而兴起,翱翔乎大历、贞元之间,其篇什讽咏不减盛时。然而近体颇繁,古声渐远,不过略见一二,与时唱和而已。虽然,继述前列,提挟风骚,尚有望于斯人之徒欤!……题曰接武,以绍天宝诸贤之后,俾学者知有源委矣。 唐诗之变,渐矣。隋氏以还,一变而为初唐,贞观、垂拱之诗是也; 再变而为盛唐,开元、天宝之诗是也; 三变而为中唐,大历、贞元之诗是也; 四变而为晚唐,元和以后之诗是也。夫元和之际,柳公尚矣。若韩退之、孟东野,生平友善,动辄唱酬,然而二子殊途,文体差别。今观昌黎之博大而文,鼓吹六经,搜罗百氏。其诗骋驾气势,崭绝崛强,若掀雷决电,千夫万骑,横鹜别驱,汪洋大肆而莫能止者。又《秋怀》数首及“暮行河堤上”等篇,风骨颇逮建安,但新声不类。此正中之变也。东野之少怀耿介,龌龊困穷,晚擢巍科,竟沦一尉。其诗穷而有理,苦调凄凉,一发于胸中,而无吝色。如古乐府等篇,讽咏久之,足有余悲。此变中之正也。……幸其遗风之变犹有存者,故曰正变。 元和再盛之后,体制始散,正派不传,人趋下学,古声愈微。韩愈、孟郊已述于前,他如张籍、王建、白居易、欧阳詹、李贺、贾岛诸人,各鸣于时,犹有贞观之遗韵。开成后,马戴、陈陶、刘驾、李群玉辈,黾勉气格,尚欲贾前人之余勇。 又如司马礼、 于𣸣 、邵谒之属, 研精覃思, 不过历郊、 岛之藩翰耳。虽然,时有废兴,道有隆替,文章与时高下,与代终始,向之君子,岂可泯然其不称乎?……合而题曰余响,以见唐音之盛,沨沨不绝,虽非阳春白雪,引商泛徵,而属和者不多,殆与下里巴人,淫哇之声,则有间矣。 五言长篇,自古乐府《焦仲卿》而下,继者绝少。唐初亦不多见,逮李、杜二公始盛。至其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意曲折,队仗森严,人皆雕饰乎语言,我则直露其肺腑,人皆专犯乎讳忌,我则回护其褒贬,此少陵所长也。太白又次之。韩愈晚出,力追前人,先辈尝谓《南山》诗与少陵《北征》互有优劣,斯言近之善乎! 五言古诗,源于汉之苏、李,流于魏之曹、刘,乃其冠也。汪洋乎两晋,靖节最为高古。元嘉以后,虽有三谢诸人,渐为镂刻。迨唐陈子昂出,一扫陈隋之弊,所谓上遏贞观之微波,下决开元之正派。 五言古诗,汉魏而下,此响绝矣。六朝至初唐,只可谓之半格,又曰近体,作者本至晓分,品者亦能区别。 五言古诗,载于昭明 《文选》者,唯汉魏为盛,若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固为一时之冠,究其所自,则皆宗乎《国风》 与楚人之辞者也。至晋陆士衡兄弟、潘安仁、张茂先、左太冲、郭景纯辈,前后继出,然皆不出曹、刘之轨辙;独陶靖节高风逸韵,直超建安而上之。元嘉以后,三谢、颜、鲍又为之冠,其余则伤镂刻,遂乏浑厚之气。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既拘声韵,江文通又过模拟,而诗之变极矣。唐初,承陈隋之弊,惟陈伯玉专师汉魏以及渊明,复古之功,于是为大。迨开元中,有杜子美之才赡学优,兼近众体; 李太白之格调放逸,变化莫羁。继此则有韦应物、柳子厚,发秾纤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有非众之所能及也。自是而后,律诗日盛,而古学日衰矣。 五言之源,生于《南风》,衍于《五子之歌》,流于《三百五篇》,而广于《离骚》,特其体未备耳。逮汉苏、李,始以成篇。嗣是,汪洋于汉魏,汗漫于晋宋,至于陈隋,而古调绝矣。唐初,承前代之弊,幸有陈子昂起而振之,遏贞观之微波,决开元之正派,号称中兴。于是李、杜、王、孟之徒,相继有作。元和以下,遗响复息。……至论其体,则刘勰所云“五言流调,清丽居宗”者是也。 五言盛于汉,畅于魏,衰于晋宋,亡于齐梁。汉,品之神也; 魏,品之妙也; 齐梁陈隋,品之杂也。汉人诗质中有文,文中有质,浑然天成,绝无痕迹,所以冠绝古今。魏人赡而不俳,华而不弱,然文与质离矣。晋与宋文盛而质衰,齐与梁文胜而质灭,陈隋无论其质,即文无足论者。 魏之气雄于汉,然不及汉者,以其气也; 晋之词工于汉,然不及汉者,以其词也; 宋之韵超于汉,然不及汉者,以其韵也。 统论五言之变,则质漓于魏,体俳于晋,调流于宋,格丧于齐。 古诗浩繁,作者至众。虽风格体裁,人以代异,支流原委,谱系具存。炎刘之制,远绍 《国风》; 曹魏之声,近沿枚、李。陈思而下,诸体皆备,门户渐开。阮籍、左思,尚存其质; 陆机、潘岳,首播其华。灵运之词,渊源潘、陆; 明远之步,驰骋太冲。有唐一代,拾遗草创,实阮前踪; 太白纵横,亦鲍近矱。少陵才具,无施不可,而宪章祖述汉魏六朝,所谓风雅之大宗,艺林之正朔也。 曹、刘、阮、陆之为古诗也,其源远,其流长,其调高,其格正; 陶、孟、韦、柳之为古诗也,其源浅,其流狭,其调弱,其格偏。 仲默称曹、刘、阮、陆,而不取陶、谢。陶、阮之变而淡也,唐古之滥觞也;谢、陆之增而华也,唐律之先兆也。 唐初五言古,殊少佳者。王、杨、沈、宋集中,一二仅存,皆非合作,无论汉魏,远却齐梁。此时古意垂烬,而律体骤开,诸子当强弩之末,鼎革之初,故自不得超也。 唐初承袭梁隋,陈子昂独开古雅之源,张子寿首创清淡之派。盛唐继起,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之清淡,而益以风神者也; 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孟云卿,本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气骨者也。 备诸体于建安者,陈王也。集大成于开元者,工部也。青莲才之逸,并驾陈王,气之雄,齐驱工部,可谓撮胜二家。第古风既乏温淳,律体微乖整栗,故令评者不无轩轾。 杜之《北征》、《述怀》,皆长篇叙事,然高者尚有汉人遗意,平者遂为元、白滥觞。李之《送魏万》等篇,自是齐梁,但才力加雄、辞藻增富耳。 世多訾宋人律诗,然律诗犹知有杜,至古诗第沾沾靖节,苏、李、曹、刘邈不介意,若《十九首》、《三百篇》殆于高阁束之。如苏长公谓《河梁》 出自六朝,又谓陶诗愈于子建,余可类推。黄、陈、曾、吕,名师老杜,实越前规; 欧、王、梅、苏,间学唐人,靡关正始。南渡尤、杨、范、陆辈,近体愈繁,古风逾下。新安论鉴洞达,诸所制作,颇溯根源,然非诗人本色; 其所宗法,又子昂也。宋末严仪卿识最高卓,而才不足称; 谢皋羽才颇纵横,而识无足取。 元名家称赵子昂、虞伯生、杨仲弘、范德机、揭曼硕外,如元好问、马伯庸、陈刚中、李孝光、杨廉夫、萨天锡、傅若金、余廷心、张仲举辈,不下十数家,视宋人才力不如,而篇什差盛,步骤稍端。然高者不过王、孟、高、岑,最上李供奉、陈、杜二拾遗耳,六代风流,无复染指,况汉魏乎? 国初季迪勃兴衰运,乃有拟古乐府诸篇,虽格调未遒,而意象时近。 由大历而国初,五百余载中间。歌行、近体未尝绝也,独古体寥寥宇宙间。中兴之绩,信阳、北地断不可诬。 古诗杜少陵后,汉魏遗响绝矣,至献吉而始辟其源; 韦苏州后,六朝遗响绝矣,至昌榖而始振其步。故谓杜之后便有北地可也,谓韦之后便有迪功可也。 汉魏五言,源于《国风》,而本乎情,故多托物兴寄,体制玲珑,为千古五言之宗。详而论之,魏人体制渐失,晋宋齐梁日趋日亡矣。 汉魏五言,深于兴寄,故其体简而委婉; 唐人五言古,善于敷陈,故其体长而充畅。 汉魏五言,声响色泽,无迹可求; 至唐人五言古,则气象峥嵘,声色尽露矣 魏之于汉,同者十之三,异者十之七; 同者为正,而异者始变矣。汉魏同者,情兴所至,以不意得之,故其体皆委婉,而语皆悠圆,有天成之妙; 魏人异者,情兴未至,始着意为之,故其体多敷叙,而语多构结,渐见作用之迹。故汉人篇章,人不越四五,而魏人多至于成什矣。此汉人潜流而为建安,乃五言之初变也。 汉魏同者,情兴所至,以情为诗,故于古为近; 魏人异者,情兴未至,以意为诗,故于古为远。同者乃风人之遗响,异者为唐古之先驱。 建安五言,再流而为太康。然建安体虽渐入敷叙,语虽渐入构结,犹有浑成之气。至陆士衡诸公,则风气始漓,其习渐移,故其体渐俳偶,语渐雕刻,而古体遂淆矣。此五言之再变矣。 五言自汉魏至六朝,皆自一源流出,而其体渐降。惟陶靖节不宗古体,不习新语,而真率自然,则自为一源也。然已兆唐体矣。(下流至元次山、韦应物、柳子厚、白乐天五言古) 太康五言,再流而为元嘉。然太康体虽渐入俳偶,语虽渐入雕刻,其古体犹有存者。至谢灵运诸公,则风气益漓,其习渐移,故其体尽俳偶,语尽雕刻,而古体遂亡矣。此五言之三变也。 元嘉五言,再流而为永明。然元嘉体虽尽入俳偶,语虽尽入雕刻,其声韵犹古。至玄晖、休文则风气始衰,其习渐卑,故其声渐入律,语渐绮靡,而古声渐亡矣。此五言之四变也。 永明五言,再流而为梁简文及庾肩吾诸子。然永明声虽渐入于律,语虽渐入绮靡,其古声犹有存者。至梁简文及庾肩吾之属,则风气益衰,其习愈卑,故其声尽入律 (句虽入律而体犹未成),语尽绮靡,而古声尽亡矣。此五言之五变也。 五言至梁简文而古声尽亡,然五七言律、绝之体于此而备。此古律兴衰之几也。 徐、庾五言,语虽绮靡,然亦间有雅正者。徐如《出自蓟北门行》及《关山月》,庾如《别周尚书》,皆有似初唐。 王褒五言,声尽入律,而绮靡者少。至如 《饮马》、《从军》、《关山》、《游侠》、《渡河》诸作,皆有似初唐。……乐府七言亦近初唐。 卢思道、李德林、薛道衡五言,声尽入律,而卢则绮靡者尚多。薛转韵诸篇本于刘孝绰,至《出塞》二篇,则已近初唐矣。 武德、贞观间,太宗及虞世南、魏徵诸公五言,声尽入律,语多绮靡,即梁陈旧也。……至如(虞)《出塞》、《从军》、《饮马》、《结客》及魏徵《出关》等篇,声气稍雄,与王褒、薛道衡诸作相上下,此唐音之始也。 五言自汉魏流至陈隋,日益趋下,至武德、贞观,尚沿其流。永徽以后,王、杨、卢、骆则承其流而渐进矣。四子才力既大,风气复还,故虽律体未成,绮靡未革,而中多雄伟之语,唐人之气象风格始见。此五言之六变也。 绮靡者,六朝本相; 雄伟者,初唐本相也。故徐、庾以下诸子语有雄伟者,为类初唐,王、卢、骆语有绮靡者,为类六朝。 五言自汉魏流自元嘉,而古体亡; 自齐梁流自初唐,而古律混淆,词语绮靡。陈子昂始复古体,效阮公《咏怀》为《感遇》三十八首,王适见之,曰:“是必为海内文宗”。然李于鳞云:“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弗取也”。何耶?盖子昂 《感遇》虽仅复古,然终是唐人古诗,非汉魏古诗也。且其诗尚杂用律句,平韵者犹忌上尾,至如《鸳鸯篇》、《修竹篇》等,亦皆古律混淆,自是六朝余弊,正犹叔孙通之兴礼乐耳。故刘须溪谓子昂于音节犹不甚近,独刊落凡语,存之隐约,在建安后自成一家,虽未畅达,如金如玉,概有其质矣。 初唐五言,虽自陈子昂始复古体,然辅之者尚少。沈佺期、宋之问,古诗尚多杂用律体,平韵者尤忌上尾,即唐古而未纯。 唐人五言古,自有唐体。初唐古、律混淆,古诗每多杂用律体。惟薛稷《秋日还京陕西作》,声既尽纯,调复雄浑,可为唐古之宗。 初唐五言古自陈、张《感遇》、薛稷《陕郏》而外,尚多古律混淆,既不可谓古,亦不可谓律也。杨伯谦编《唐音》,以初唐四子为始音,而不名古律,良是。或以初唐五言声律稍不谐者列为古诗,非也。高廷礼选唐诗,以陈子昂诸公杂体而列于古诗,杨用修譬之盲妁以新寡诳孱婿,可谓善喻,然其中亦间有声调尽纯者,抑亦可为唐古之正宗也。 初唐沈、宋二公古、律之诗,再进而为开元、天宝间高、岑、王、孟诸公。高、岑才力既大,而造诣实高,兴趣实远,故其五七言古,调多就纯,语皆就畅,而气象风格始备,为唐人古诗正宗。唐人五七言古至此始为正宗。 汉魏五言,体多委婉,语多悠圆。唐人五言古变于六朝,则以调纯气畅为主。若高、岑豪荡感激,则又以气象胜。或欲以含蓄酝藉而少之,非所以论唐古也,歌行不必言矣。 元结五言古,声体尽纯、在李、杜、岑参外另成一家。……其诗不为浮泛,关系实多; 但其品高性洁,激扬太过,故往往伤于讦直。中如《贱士吟》、《贫妇词》、《下客谣》等,质实无华,最为淳古。其他意在匠心,故多游戏自得,而有奇趣。盖上源渊明,下开白、苏之门户矣。惜调多一律耳。 五言古至于唐,古体尽亡,而唐体始兴矣。然盛唐五言古,李、杜而下,惟岑参、元结于唐体为纯,尚可学也。若高适、孟浩然、李颀、储光羲诸公,多杂用律体,即唐体而未纯,此必不可学者。 唐人沿袭六朝,自幼便为俳偶声韵所拘,故盛唐五言古自李、杜、岑参、元结而外,多杂用律体,与初唐相类。其仄韵犹可观者,盖仄韵多忌“鹤膝”,声调四句一转,故古声虽没,而音节犹可歌咏耳。平韵者,虽杜子美“纨绔不饿死”、“往者十四五”,亦未免稍杂律体。太白仄韵诸篇,又多忌“鹤膝”,他人不足言矣。 开元、天宝间,高、岑二公五七言古,再进而为李、杜二公。李、杜才力甚大,而造诣极高,意兴极远 (李主兴,杜主意)。故其五七言古,体多变化,语多奇伟,而气象、风格大备,多入于神矣。……然详而论之,二公五言古,实所向如意,而优于圣; 七言古,则变化不测,而入于神矣。此格有所限,非五言有未至也。 胡元瑞云:“古诗窘于格调,近体束于声律,唯歌行大小短长,错综合辟,素无定体,故极能发人才思。李、杜之才不尽于古诗,而尽于歌行。孟襄阳辈才短,故歌行无复佳者。”故予谓其古诗为圣,歌行为神也。 五言古、七言歌行,其源流不同,境界亦异。五言古源于《国风》,其体贵正; 七言歌行本乎《离骚》,其体尚奇。李、杜五言古虽不能如汉魏之深婉,然亦不失为唐体之正,过此则变幻百出,流为元和、宋人,不得为正体矣。 五言古,自汉魏递变以至六朝,古、律混淆; 至李、杜、岑参,始别为唐古; 而李、杜所向如意,又为唐古之壶奥。故或以李、杜不及汉魏者,既失之过; 又或以李、杜不及六朝者,则愈谬也。 五言古、七言歌行,太白以兴为主,子美以意为主。然子美能以兴御意,故见兴不见意。元和诸公则以巧饰意,故意愈切而理愈周。此正变之所由分也。 或问予: 子尝言元和诸公之诗快心露骨,故为大变。今观李、杜五言古、七言歌行,实多快心,与元和诸公宁有异乎?曰: 太白快心,本乎豪放; 子美快心,本乎沉着,自是诗歌极致,若元和诸公,则凿空构撰,议论周悉,其快心处往往以文为诗,方之李、杜,其正与变不待较而明矣。 开元、天宝间高、岑、王、孟古律之诗,始流而为大历钱、刘诸子。钱、刘才力既薄,风气复散,故其五七言古气象风格顿衰,然自是正变 (五七言古正变止此,权德舆、李益正而非变,元和、开成诸子变而非正)。 大历以后,五七言古、律之诗流于委靡。元和间,韩愈、孟郊、贾岛、李贺、卢仝、刘叉、张籍、王建、白居易、元稹诸公,群起而力振之,恶同喜异,其派各出,而唐人古、律之诗至此为大变矣,亦犹异端曲学,必起于衰世也。 元和诸公之诗,其美处即其病处,乐天谓所长在此,所病亦在此,是也。 元和诸公五七言古,其资性庸下者既不能读,资性高明者又未可遽读。元和诸公如异端曲学,多纵恣变幻,资性高明者未识正变而遽读之,不免为惑耳。 元和、晚唐诸公,各立门户,实以才力相胜。其才力有大小,故其门户亦有大小耳。以韩、白二公与余子相比,则知之矣。宋人才大者学韩、白,若欧、苏二公是也; 才小者学李贺、李商隐、温庭筠,若杨大年诸人是也。 或问予: 子尝言“元和诸公以议论为诗,故为大变,若靖节‘大钧无私力’、‘颜生称为仁’等篇,亦颇涉议论,与元和诸公宁有异耶?”曰: 靖节诗乃是见理之言,盖出于自然,而非以智力得之,非若元和诸公骋聪明,构奇巧,而皆以文为诗也。 韩、白五言长篇虽成大变,而纵恣自如,各极其至; 张、王乐府七言虽在正变之间,而实未尽佳。选者于韩、白五言长篇不录,而多采张、王乐府,盖元和主变,而选者贵正也。 元和间五七言古,退之奇险,东野琢削,长吉诡幻,卢仝、刘叉变怪。唯乐天用语流便,似若矫时弊,然快心露骨,终成变体。 杜牧、李商隐,其才实胜于 (许) 浑,故其古诗又多大变也。……(杜) 奇僻处多出于元和。五七言古恣意奇僻,且多失体裁,不能如韩 (愈) 之工美; 援引议论处,益多以文为诗矣。……(李) 用事诡僻,多出于元和。五言古多用古韵,《井泥》一篇,援引议论又似杜牧,但更冗漫耳。七言古唯《韩碑》、《安平公》二诗颇类退之,而《韩碑》为工,其他多是长吉声调,诡僻尤甚,读之十不得三四也。 晚唐五言古,温、李而后,作者绝响。大中、咸通间,诸子多习为之,而实无足取。李群玉学太白,尽力摹拟,亦稍有可观,惜才力太弱。司马札间有远韵,亦能成篇。邵谒学孟郊, 而浅鄙者实多。 曹邺间学六朝, 亦无足采。 于𣸣、 苏拯,鄙陋益甚。 唐人五言古自有唐体,故盛唐自李、杜、岑参而外,五言古多不可选。王昌龄体虽近古,而未尽善; 储光羲格虽出奇,而不合古。其它体制未纯,声韵多杂,未若李、杜、岑参滔滔自运,体既尽纯,声皆合古耳。 五言之制,衰于齐,几绝于梁,而大裂于唐,历下之云非过激也。顾衰之自生恒乘乎极盛,以知晋宋之五言,犹东周之四言,足亘千古,非韩退之一流敢以爝火争光矣。 五言风味,凋于盛唐,至大历尽矣。 夫古诗,难言也。《诗三百篇》 中“何不日鼓瑟”、“谁谓雀无角”、“老马反为驹”之类,始为五言权舆。至苏、李、《十九首》,体制大备。自后作者日众,唯曹子建、阮嗣宗、左太冲、郭景纯数公,最为挺出。江左以降,渊明独为近古,康乐以下其变也。唐则陈拾遗、李翰林、韦左司、柳柳州独称复古,少陵以下又其变也。综而论之,则刘勰所谓“结体散文,直而不野”,汉人之作,夐不可追;“慷慨磊落,清峻遥深”,魏晋作者,抑其次也;“极貌写物,穷力追新”,宋初以还,文胜而质衰矣。 《十九首》之妙,如无缝天衣,后之作者,顾求之缄缕襞绩之间,非愚则妄。此后作者代兴,钟记室之评,韪矣。愚尝论之: 当涂之世,思王为宗,应、刘以下,群附和之,唯阮公别为一派。司马氏之初,茂先、休奕、二陆、三张之属,概乏风骨。太冲挺拔,崛起临菑。越石清刚,景纯豪隽,不减于左。三公鼎足,此典午之盛也。过江而后,笃生渊明、卓绝后先,不可以时代拘墟矣。 宋代词人,康乐为冠,诸谢奕奕,选相映蔚。明远篇体惊奇,在延年之上,谢之与鲍,可谓分路扬镳; 仲伟之品,于明远多微词,愚所未解。 齐有元晖,独步一代,元长辅之。自兹之外,未见其人。 梁代右文,作者尤众。绳以风雅,略其名位,则江淹、何逊,足为两雄。沈约、范云、吴均、柳恽,差堪羽翼。…… 陈朝寥寥,孝穆称首。总持流品,视徐未宜并论,然华实兼美,殆欲过之。子坚芜累,愧其名矣。 北朝魏齐之间,颜介最为高唱。高敖曹短章,不减斛律金,二君可敌南朝沈庆之、曹景宗。至于邢、魏之流,未强人意。刘昶、萧慤,踰淮不化,亦未易才。 北周寥寥,仅得子渊、子山。二人之才,一时瑜亮,而钟仪之悲,开府为至矣。 隋混一南北,炀帝之才,实高群下,《长城》、《白马》二篇,殊不类陈隋间人。杨处道沉雄华赡,风骨甚遒,已辟唐人陈、杜、沈、宋之轨,余子莫及。 唐五言古诗凡数变。约而举之,夺魏晋之骨·变陈梁之俳优,陈伯玉之功最大,曲江公继之,太白又继之,《感寓》、《古风》诸篇,可追嗣宗《咏怀》、景阳《杂诗》。贞元、元和间,韦苏州古澹,柳柳州峻洁,二公于唐音之中,超然复古,非可以风会论者。今辄取五家之作,附于汉魏六代作者之后,……四唐古诗之变,可以略睹焉。 新城阮亭王先生五言诗之选,盖其有见于此深矣。于汉取全。于魏晋以下递严而递有所录,而犹不废夫齐梁陈隋之作者。于唐仅得五人,曰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盖以齐梁陈隋之诗,虽远于古,尚不失为古诗之余派; 唐贤风气,自为畛域,成其为唐人之诗而已。而五人者,其力足以存古诗于唐诗之中,则以其类合之,明其变而不失于古云尔。 昔渔洋……五言古诗之选止于六朝,于唐之陈、张、韦、柳别为附录,非谓六朝胜于唐人,盖古诗之音节兴象,则至唐而一变矣。 五言诗始于汉元封,盛于魏建安,陈思王其弁冕也。张、陆学子建者也,颜、谢学张、陆者也; 徐、庾学颜、谢者也。其先本无排偶; 晋,排偶之始也; 齐梁,排偶之盛也; 陈隋,排偶之极也。齐永明中,沈约、谢朓、王融创为声病,一时文体骤变。谢玄晖、王元长皆没于当代,沈休文与是时作手何仲言、吴叔庠、刘孝绰等并入梁朝,故通谓之齐梁体。自永明以迄唐之神龙、景云,有齐梁体,无古诗也。虽其气格近古者,其文皆有声病。陈子昂崛起,始创辟为古诗,至李、杜益张而大之,于是永明之格渐微。今人弗考,遂概以为古诗,误也。 汉魏古诗,浑朴古雅,以理胜,不屑于字句计工拙,或于拙处反见其工。虽汉魏微有不同,总皆境与神会,自然浑成,不可寻章摘句。迨建安,陈思杰出,牢笼群彦,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即唐三杰如太白、少陵、退之,俱学建安而泯其迹。六朝藻丽秾纤,澹远韶秀,始有佳句可摘,然元气渐漓,日趋于薄,亦由运会使然。至如谢灵运诗之警策,谢朓诗之高华,各辟境界,不欲依傍前哲,已开唐诗之端。观其大概,由渐而来,诗至此不得不变而为唐矣。 五古……唐初犹带陈隋余习,比调谐声,渐趋于律。王、杨、卢、骆,似律犹古。自景龙以下,实始劈分。求其近古者,陈伯玉变调于前,李、杜诸公力振于后,然后气体格力远轶六朝,斯亦物极则变之一候也。 五言古体,发源于西京,流衍于魏晋,颓靡于梁陈,至唐显庆、龙朔间,不振极矣。陈伯玉力扫俳优,直追曩哲,读《感遇》等章,何啻在黄初间也。张曲江、李供奉继起,风裁各异,原本阮公。唐体中能复古者,以三家为最。 唐初五言古渐趋于律,风格未遒,陈正字起衰而诗品始正,张曲江继续而诗品乃醇。 贞元、元和以降,诗家尊尚近体,于古风渐薄,五言古尤入浅率。沿及宋元,尠遵正轨,复古转在明代也。 五言盛于汉魏,大衍于晋,衰于齐梁,杂于唐,亡于宋。至有明中叶,李、何之徒,稍稍复古,而真伪杂出其间,艺苑以为口实,此风雅所以终不振也。 唐初五言古,犹沿六朝绮靡之习,唯陈子昂、张九龄直接汉魏,骨峻神竦,思深力遒,复古之功大矣。 太白五言古犹是魏晋遗则,唯天才超妙,逸气横生,遂有尺寸未合处。岑嘉州五言古源出鲍照,而魄力已大,至《慈恩寺塔》诗:“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濛濛。”雄劲之概,直与少陵匹敌矣。高达夫气骨自遒,微失之窘。 少陵五言古千变万化,尽有汉魏以来之长而改其面目。叙述身世,眷念友朋,议论古今,刻划山水,深心寄托,真气坌涌。《颂》之典则,《雅》之正大,《小雅》之哀伤,《国风》之情深文明长于讽喻,息息相通,未尝不简质浑厚,而此例不足以尽之。故于唐以前为变体,于唐以后为大宗,于《三百篇》为嫡支正派。 摩诘五言古,雅淡之中,别饶华气,故其人清贵。盖山泽间仪态,非山泽间性情也。若孟公,则真山泽之癯矣。 大历刘、钱古诗亦近摩诘,然清气中时露工秀,澹字、远字、微字皆不能到,此所以日趋于薄也。 唐之五言,始缘陈隋。陈、张奋兴,始追魏晋,大要以议论为宗旨,所谓出于《百一》者矣。李犹有词藻,杜乃纯露筋骨,故非正格。香山因之作 《秦中吟》,而面貌亦变。质言之,则五字俚歌,无复章法。元结、孟郊,各露其才。元犹博大,郊乃枯瘦,要之自成一派,陶元亮之枝流,亦诗家一派也。昌谷、义山,稍加粉泽,骎骎欲复齐梁,而气体特小,尚不及王维、岑参。故论唐五言,自杜、孟成家外,只可篇选,并无家法,语句之似,不得指为某家也。 五言古诗,当探源 《三百篇》,而取法汉魏。《古诗十九首》钟记室称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殆非后人所能企及。建安而后,雄浑沉郁,曹、阮为宗; 冲澹高旷,渊明为隽。宋齐以来,渐趋绮丽,而精深华妙,大谢称工,沉奥惊创,明远独擅。太白低首于玄晖,少陵托怀于庾信,各有其独到者在也。唐初犹沿梁陈余习,未能自振。陈伯玉起而矫之,《感遇》之作,复见建安、正始之风。张子寿继之,涂轨益辟。至李、杜出而篇幅恢张,变化莫测,诗体又为之一变。韩退之排风硬语,雄奇傲兀,得杜公之神而变其貌。……而王、孟、韦、柳风神远出,超以象外,又别为一派。 汉魏以还,四言章法、韵调并宗《风》《骚》,唯五言如《古诗十九首》及苏、李诸作无迹可求,颇疑伪托,故曾文正辑《三十家诗钞》删之不录,而断自建安、黄初为始,良有以也。然古诗五言,一篇之中,大抵意转调变,不拘一格。至唐人,始各以心得,采为诸体。建安、黄初,一体也; 齐梁,一体也; 以齐梁之声调,行建安、黄初之句法,又一体也。 古诗自两汉至魏晋间不拘句法,故五仄五平相连成句,数见不鲜。至宋中叶渐涉声调,四平者必间以仄,四仄者必间以平。五平五仄之句,唯拟古之作,尚仍其旧耳。 盖五言不粘者,汉魏古诗也; 有粘有不粘者,梁齐也; 上下全粘者,初唐也。初唐者,虽意转而体仍不变也; 齐梁则或四或六,随意而变者也。作者但能避去律句,上下平仄相对可矣。而齐梁一体,则转宜律句多,杂古句便非齐梁,盖唐人于齐梁无一用古句者。然律而又异于律,与初唐古诗不同。初唐古诗虽上下相粘而平匀,上句第五字皆落仄,无用乎韵者,且古句律句互参者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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