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鬼负尸拔出手足头胁从人易之形改心存遇佛得道

昔人远行，独宿空舍。夜中有鬼，担一死人，来着其前。后有一鬼，逐来嗔骂：“死人我物，汝忽担来！”先鬼言：“是我物，我自持来！”后鬼言：“是死人实我担来！”二鬼各捉一足一手争之。前鬼言：“此有人，可问。”后鬼即问：“是死人谁担来？”是人思惟：“此二鬼力大，若实若妄，俱不免死。”语言：“前鬼担来。”后鬼大瞋，捉其人手，拔出着地。前鬼取死人一臂附之，即著，如是，两臂、两脚、头、胁，举身皆易。于是二鬼共食所易人身，拭口而去。其人思惟：“我父母生身眼见二鬼食尽，今我此身悉是他身肉。我今定有身邪？为无身邪？若以有者，尽是他身；若无者，今现身如是。”思惟巳，其心迷闷，譬如狂人。明旦寻路而去，到前国者。见有佛塔，众僧。不问余事，但问此身为有为无。诸比丘问：“汝是何人？”答言：“亦不自知是人非人。”即为众僧广说上事。诸比丘言：“此人自知无我，易可得度。”而语之言：“汝身从本已来，恒自无我。但从四大和合②故，计^③为我身。如汝本身，与今无异。”诸比丘度之，为道得阿罗汉。

这是一则形象地宣扬佛教“无我”教义的故事。但它所理解和阐释的“无我”,哲学意蕴极浅，反不如故事本身，写得虽短而生动，大有科幻小说意味。它曲折地显示出对“断肢再植”“器官移植”的追求。故事的缺点是虽神奇而过于恐怖。这些，经过中国作家的学习改造，颇有发展。
首先是佛教徒本身利用它，如《高僧传》中“求那跋陀罗”传就记载这样一则故事：谯王欲请讲《华严》等经，而跋陀自忖未善宋言，有怀愧叹，即旦夕礼忏，请观世音，乞求冥应。遂梦有人——白服持剑，擎一人首——来至其前，曰：“何故忧邪？”跋陀具以事对。答曰：“无所多忧。”即以剑易首，更安新头，语令回转，曰：“得无疼邪？”答曰：“不疼。”豁然便觉，心神悦怿。旦起，语义皆通，备领宋言，于是就讲。
这则故事，已经毫无恐怖气氛。再则，换的又是“头”,因为它主管思维和语言，换了头就能改变，增益这方面的能力。这种换头术，到了 《聊斋志异》中的 《陆判》,更有质变式的飞跃发展。首先，它已完全脱离佛教范围，全由汉民族本地神祇(虽然是由鬼升级而成)主刀。故事情节完全汉化，世俗化，不是任何宗教的宣传品。其次，换头，换的只是面貌，思维、语言依然故我，这倒是与二鬼换头之事遥相呼应，只不过一个全换，一个只换头部罢了。蒲松龄读过佛经中这类故事与否。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种新奇的器官移植思想是由佛经翻译文学作品传来，则是肯定的。再次，由于故事完全世俗化，不乏家人朋友间的亲切，极少恐怖感。人物自然也全部汉化了。蒲松龄真有化腐朽为神奇之妙笔也。
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本则故事中的几处心理描写，尽管比较简单，却是联缀上下文、说明主题思想的重要的必要的部分。中国小说数来缺乏心理描写，特别是不用来作为一篇作品的主要写作手法。从南亚次大陆作品中引入的这种新招数，对以后的中国作家与作品是产生了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