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刻拍案惊奇

凌濛初著。全书四十卷，每卷独立成篇。实收新撰小说三十八卷，初刊于明崇祯五年(1627),即尚友堂本；后有覆尚友堂本、清闲居本、万元楼本、鳣飞堂本、文秀堂本、同文堂本、同人堂本等。

长期以来，学术界总是把冯梦龙的 “三言”和凌濛初所作“二拍”相提并论，虽然大抵免不了贬“二拍”抬“三言”,但却对它们之间具体的差异和各自的优劣，极少作研究分析。其实，“二拍”跟“三言”的差异不言而喻，也是显而易见的。举例来说，“三言”绝大多数出自宋元明话本，冯梦龙充其量不过起了加工、润色的作用。“二拍”则不同了，基本上都出自凌氏之手，尽管其中许多故事也有某种蓝本或素材来源。再以题材来说，姑不论此有彼无、此多彼少这种不同，就是同一题材，也多有各自的特点。如同是描写男女婚恋的故事，冯梦龙虽然对“父母之命、媒约之言”也多有微词，对妇女的所谓“贞节”并不持道学家的腔调，但都没有“二拍”中那些肯定男女情欲等内容。就是同样写发迹变泰的主题吧，“三言”中的主角多为文士、武夫，“二拍”中则多为商贾。“三言”中的发迹变泰多表现为社会政治地位的改变，即由贱变贵； “二拍”中却以经济地位的变迁为主，即由贫转富。
其实，不但“三言”与“二拍”之间有许多差异，就是“二拍”之间也各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说吧，“初刻”中所写四十篇可以按题材大致分为六类，可“二刻”中的题材却要庞杂分散得多，远非六类所可涵盖。这是由于凌濛初在创作了“初刻”之后，大受欢迎，“翼飞走，较捻髭呕血笔塚研穿者，售不售反霄壤隔”,“贾人一试之而效，谋再试之”,于是又着手写作“二刻”。可是，那些精金美玉大多已在写作“初刻”时使用，现在再要短时间内收集同量材料，当然就有许多不尽如人意处，所以即是凌濛初本人也承认 “二刻” 中许多素材实为“柏梁余材，武昌剩竹”。这就不但使本书所写题材比较分散，甚至还出现了把“初刻” 中的 《大姊魂游完宿愿，小妹病死续前缘》 一卷原封不动收入 “二刻”,又拉了 《宋公明闹元宵》 杂剧来凑成四十卷的狗尾续貂做法。
当然，这决不是说 “二刻”就远不如 “初刻”,平心而论，它也有 “初刻”所不及之处。就以公案题材为例吧，在 “二刻”新收的三十八篇里，有这个内容的占了约一半，可见它在全书的地位。虽然也象 “初刻”一样，其中的官吏形象大多为公正廉明、精明能干者，但有的形象却是 “初刻” 所没有的。如《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著芳名》正文所写的内容可以说是白话短篇小说同类题材中所少有的。它不是一般地描写审案中的颟顸无能或草菅人命，而是揭露互相倾轧，凭借手中的执法大权来公报私仇的官场黑幕： 宋代著名的理学家朱熹，“见唐仲友少年高才，心里常疑他要来轻薄”自己。后来提举浙东常平仓时，唐正为其属吏，便存心找碴，声言唐所主持的 “台州刑政有枉，重要巡历”,突然来台州。唐仲友被闹了个措手不及，收去印信，还殃及池鱼，连前此曾有交往的本州官妓严蕊“也拿来收了监，要问他与太守通奸情状”。朱熹认定：“仲友风流，必然有染。况且妇女柔脆，吃不得刑拷，不论有无，自然招承，便好参奏他罪名了”。为了个人发泄私愤，竟完全置天理公道和关天人命于不顾。后来“朝打暮骂，千箠百拷”严蕊，也没法使她诬服，但还是仗权枉断，“将他痛杖了一顿，发去绍兴，另加勘问”。绍兴太守也是朱熹一路货，只凭严蕊模样标致，便一口咬定： “从来有色者，必然无德”。又为了讨好奉承朱熹，对严蕊同样是不问青红皂白，一味严刑拷打，“要他招与唐仲友通奸的事”。直到朱熹调官他处，严蕊才被释放出狱。连凌濛初都同情地说道： “严蕊恁地悔气，官人每自争闲气，做他不着，两处监里无端的监了两个月，强坐得他一个不应罪名，到受了两番科断； 其余逼招拷打，又是分外的受用”。
其它公案题材故事中的官吏，虽不象朱熹这样出于私心故意枉断官司，但也是糊涂无能之辈。《徐茶酒乘闹劫新人，郑蕊珠鸣冤完旧案》里的嘉定县令，接到一件拐带妇女连及人命的案子，却除了严刑逼供以外束手无策。后来还是在外地案发，人证俱全，才得真相大白，避免了冤案的铸成。连县令本人也承认： “若非那边弄出，解这两人来，这件未完，何时了结了也？” 又如《两错认莫大姐私奔，再成交扬二郎正本》入话里的县官，也是临案不作三推六问，只相信重刑之下何求不得，硬是屈打成招，诬枉无辜。同样是后来在别处寻获真凶，才得辨明真相。而《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受芳名》入话所写的勘案故事，同样让我们看到朱熹这位配享孔庙的 “大儒” 因刚愎自用，一手制造了冤狱，还自以为得意的不光彩形象。以上这几篇里的官吏形象，都是“初刻”所不曾写到，也是“二刻”此类题材中有新意、值得称道之处。
“二刻”中关于世风人情的描写也值得肯定。这类作品约占全书四分之一篇幅，反映的生活面相当广泛，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对家庭内部和亲戚、朋友之间争财夺利行为的不齿。如《赵五虎合计挑家衅，莫大郎立地散神奸》、《贾廉访赝行府牒，商功父阴摄江巡》、《痴公子狠使噪脾钱，贤丈人巧赚回头婿》、《懵教官爱女不受报，穷庠生助师得令终》等篇都是。下面我们分别加以介绍。
第一篇写家庭财产纠纷中的众世相： 莫财主与丫鬟双荷偷情有喜后，将其嫁与朱三为妻，生下一子小三。十多年后莫翁去世，当地几个地痞撺掇双荷夫妻为其子与莫家争家产，以便他们从中渔利。若按莫妈的态度处理，必然要经官动府打官司，势必造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局面，就正好中了那班地痞恶棍之计。亏得莫家大儿子大郎老成有见识也讲兄弟情义，先是稳住其母：“妈妈不可造次！这件事了不得。我家初丧之际，必有奸人动火，要来挑衅。扎成火囤落了他们的圈套，这人家不经折的。只依我指分，方免祸患。”然后又将小三及双荷夫妇一一安顿停当，认了兄弟，消除了一场眼看要降临的祸灾。故事的最后，作者写太守旌奖莫家，赠给一个“孝义之门”的匾额，还直接站出来告诫世人： “世间弟兄不睦靠着外人相帮起讼者，当以此为鉴。”再一次点明主题，明确表示了自己鲜明的态度。反之，象《迟取卷毛烈赖原钱，失还魂牙僧索剩命》里的陈祈，对手足心存不良之意，串通外人帮同自己瞒骗产业，结果反而耗去自家的许多财产，比其他弟兄的更不如，还白白受了许多闲气和苦痛。
《痴公子狠使噪脾钱，贤丈人巧赚回头婿》是写浪子回头的：姚公子独承祖业，家世富饶。但他自恃富足，豪奢成性，专与淫朋狎友交往，喜听他们的奉承之言，结果不几年便把家产挥霍一空。而那些胁肩谄笑者骗去许多钱财之后便把姚公子视同瘟神，避之唯恐不及。“公子手里罄尽，衣食不敷，家中别无可卖，一身之外，只有其妻”;最后连妻子也卖了，自己则连乞丐、奴仆都做不成。在这之前，任凭岳父、妻子和亲朋怎么好心相劝，姚公子都听不进去。到了山穷水尽，无处存身之时，才开始悔悟，说道：“……昔日繁华人羡我，一年一度易蹉跎。可怜今日我无钱，一时一刻如长年……一生两截谁能堪，不怨爹娘不怨天。早知到此遭坎坷，悔教当时结妖魔。而今何计可奈何，殷勤劝人休似我！”后来亏得岳父将其收容，逐渐磨去以前那些野性，知道生活的苦辣酸辛，懂得惜光阴惜财物，连赏给的一钱银子也舍不得花去，而要拿去生息或做些本等手业。这时岳家才赠给一些家产，姚公子也果然“省吃俭用，勤心苦胝，”并且“记恨了日前之事，不容一个闲人上门”。作者认为，姚公子以前会那样大肆挥霍，败尽家产，乃是由于“不曾吃得苦楚过，世间富贵子弟，还是等他晓得些稼穑艰难为妙。”最后又说： “今朝败子回头日，便是奸徒运退时。”
《贾廉访赝行府牒，商功父阴摄江巡》是写亲戚之间见财起意，欺诈骗取的：入话写富户陈定与一妻一妾生活，由妻弟巢大郎管理家计。后其妻病死，大郎串通几名光棍诬告陈定宠妾害妻，他又两面讨巧，从中诈骗姐夫许多钱财，并害得陈定家破人亡。不过后来巢大郎也遭阴谴不得好死。正文写贪财无行、诡诈百端的贾廉访贪图知县商某富有，为儿子娶商女为妻。商知县死后，商女帮同商妾管家，贾廉访便设计派人以假府牒骗去商家大批金银器皿。后来商家儿子长大，生性刚直，颇有才干，得姐夫、姐姐扶持，家事逐渐丰裕起来； 姐夫死后，又代为管理家务，“贾廉访昔年设心拐去的东西，到此仍还与商家用度了”。作者在结束诗中指斥道： “周亲忍去骗孤孀，到此良心已尽亡。”
《庵内看恶鬼善神，井中谈前因后果》则写朋友、邻里之间因财施诈。正文写家道丰裕而善良忠厚的元自实与同里缪千户从小相契，后来缪向元借银三百两作路费往福建做官，元不但慨然应允，而且不收对方借卷。其后元自实因家乡盗贼四起，被劫掠一空，便举家迁往福建投缪。在福州见面后，缪先是假装不认识，不得已相认后又绝口不提当初借债一节。元因客边贫困无法度日，开口催还，缪仍推三阻四，害得元家过年连粒米束薪都没备。最后元得仙人指点迷津，不但脱祸免厄，而且拾得一宗银子，正好三百两，“自此安顿了老小，衣食也充足了些，不愁冻馁，放心安居。”缪家则满门抄斩，全部家财都为他人所有。
至于《懵教官爱女不受报，穷庠生助师得令终》则批评子女不孝养老人，称赞子侄、门生的正义行为。正文写丧妻无子的高广任教官攒了点钱，“三个女儿晓得老子有些钱在身边，争来亲热，一个赛一个的要好。”哄得老人把身边积蓄全分给她们后，便开始厌弃起来，几乎把老人逼上绝路，亏得侄子高文明及时发现，接回家中奉养。高广在教官任上曾资助过的门生发迹后，也不忘旧恩，上任时特地迂道拜师，又把他接去衙署住了半年，挣得许多钱财相送。三个女儿见财眼开，又来套热乎，献殷勤。经受过一番世态炎凉的老教官再不为她们的甜言蜜语所诓，“到底不往女儿家去，善终于侄儿高文明之家。所剩之物尽归侄儿，也是高文明一点亲亲之念不衰，毕竟有所报也”。
以上这几篇所写都是亲朋好友之间善善恶恶之事。本书还广泛地描写了当时的浇薄世风、险恶人心。《沈将仕三千买笑钱，王朝议一夜迷魂阵》和《赵县君乔送黄柑，吴宣教干偿白镪》可以作为例子。前一篇正文写一位姓沈的将仕赴京听调时倚红偎绿，挥金如土。后来嫌城内玩腻了，便同二位篾片出郊游逛。岂料被拉入事先设下的圈套，以女色作诱饵，留沈夜饮，骗其入彀开赌。先是让沈连掷连蠃，后来反而输去三千余金。过后再到其处查问，才知是几个恶少串通一气，挟妓设局。后一篇也与此相仿佛： 正文写一位宣教郎吴约，在京候调期间，为客馆对过一位自称县君的女人所撩拨，以为她对自己有意，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为官所得大批珠宝送上门去。对方假意应允与之交好，却未得手便被其夫撞破，饱受羞辱，又白白丢去几千金。后来方知原来是一场骗局，结果官没当成，却连性命也搭上了。
本书还有一些篇章也能触及了当时世风人情方面的一些陋习薄俗，告诫人们不要上当受骗。由以上描写可以看出，作者在这些故事中虽然参杂因果报应说教，但是不能不说，故事本身相当形象、真实地展示了当时社会、家庭中的一幅幅生活景象，所表现的伦理道德倾向也大都积极健康，是我国人民中长期积淀而成的传统美德。而且，作者在其中表达出来的鲜明倾向也让我们清楚看到他的思想中积极进步的一面。
如果说在题材方面的多样性已使“二刻”与“初刻”相比较表现出了自己的特色，那么在人物形象的丰富多样方面，同样也值得称道。其中婚恋故事中的青年女性形象尤其引人注目。
首先来看那些大家闺秀。《权学士权认远乡姑，白孺人白嫁亲生女》里的徐丹桂、《莽儿郎惊散新莺燕，㑇梅香认合玉蟾蜍》里的杨素梅和《同窗友认假作真，女秀才移花接木》里的闻蜚娥都属于这一类女性。徐丹桂未出嫁便守寡，“年正当时，误了佳期，心中常怀不足”,甚至对镜长叹：“如此好容颜，到底付之何人！”后来与冒认为表哥的权学士在母亲房中见面，看到权丰姿俊雅，颇为动心，“甜言软语，更不羞缩”;甚至在权公开挑逗时，她虽“通红了面皮”,却不动怒。此后两人“时常相遇，便眉来眼去，彼此有情”,徐“日日无情无绪，恹恹欲睡，针线慵拈”。不过，当权闯入闺房拥抱求欢时，她一面劝其向母亲提亲，一面则峻拒对方的非礼之求。义正词严地说道：“若要苟合，妹子断然不从！他日得做夫妻，岂不为兄所贱！”这种种言语、行为和想法，既切合思春少女的特点，又符合千金小姐讲究礼教、自重自爱的身份。
杨素梅则与徐丹桂有所不同。她虽然也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礼，可自小父母双亡，同兄嫂生活在一起，故而对自己的婚事虽然要比徐丹桂更关心，自主的愿望更强烈，思想上的顾虑也更少些。所以她可以凭窗而立，又大开楼窗叫唤丫鬟；看到陌生男子也“毫不躲闪”,“四目相视足有一个多时辰”,而且从此“失魂丧魄的，掉那书生不下。每日上楼几番，但遇着便眉来眼去”。后来通过丫鬟与凤生鱼雁往来，互通心曲，并主动约对方效仿张生、莺莺那样待月西厢。但是，她到底是个有见识、知礼义的稳重正派女子，“只恐书生薄幸，且顾眼下风光，日后不在心上，撇人在脑后了”,所以难免一时犹豫不决。即便后来在凤生房中相会时答应“成欢”,但仍坚持对方要先把话“说得明白”,认定：“终身之事，岂可草草？你咒也须赌一个，永不得负心！”直到后来看出对方确实情真意切，可以付托，才不再象徐丹桂那样坚拒不允。不过，中途被惊散后，终究又羞又怕，所以一时萌生后悔之意，下定决心：“今后切须戒着，不可如此！”可最后还是舍不得从此断了来往，而是听从丫鬟的建议，准备再去相会。并且当家里为她择亲时，她虽“不好说得出来”,但又下定决心： “临期无奈，只得寻个自尽，报得他那一点情分便了，怎生撇得他下！”
相比之下，闻蜚娥与她们都不一样。她出生在武夫之家，自己识文断字，又“自小习得一身武艺”,“模样虽是娉婷，志气赛过男子”。她自幼女扮男装进学，与二个男生魏造、杜亿意气相投，便“有意要在两个里头拣一个嫁他”,为此私下里以箭卜婚，自托终身。后来其父遭人诬陷下狱，他上京替父辩冤途中，为一家小姐相中，强要结亲。面对这种窘境，她又巧妙地移花接木，替学中好友代为下聘定亲。后来在京为杜亿识破女身，她“推拒不得，只得含羞走入帏帐之中，一任子中 (杜亿字)所为”。结局是父冤既白，自己也得佳偶，还成就了他人的终身大事。
由以上介绍可以看出，“二刻”所写的这几位闺秀形象，既有共同之处，又各有其不同面目，不同特点，决非一个模子里铸造出来的。
同样，那些小家碧玉们的形象，不但与这些大家小姐有异，而且其性格、言行也都各有自己的特点。《小道人一着饶天下，女棋童两局注终身》里的妙观，虽非什么名门千金，但她身为辽国围棋第一国手，被朝廷册封为女棋童，又受国人的尊重。故尔心高气傲，自视颇高，“要等待对手，等闲未肯嫁人”。《李将军错认舅，刘氏女诡从夫》里的刘翠翠，自小与学中男生金定相爱而坚拒父母将她许聘别人。“翠翠但闻得有人议亲，便关了房门，只是啼哭，连粥饭多不肯吃了。”最后终于说服了两家老人，得遂心愿。而《错调情贾母詈女，误告状孙郎得妻》里的贾闰娘虽因其母拘管得紧，不敢公然与书生孙小官过分亲热，但毕竟有意，所以便约他晚间前来。后来机事不巧，受母亲辱骂，对姻缘绝望，便决心一死了之，“与他结个来生缘罢。”可以看出来，单就自己的终生大事一节，以上三人虽然同样是出生普通人家的青年女子，却因身份、心性与想法各异，所以对自己的终身大事的态度、做法也都不同。
其实，《二刻拍案惊奇》中人物形象的丰富多样不仅仅表现在以上所说待字闺中的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们人各面目上，此书另有许多人物，也是《初刻拍案惊奇》中不曾写过的。《小道人一着饶天下，女棋童两局注终身》里的棋童，《襄敏公元宵失子，十三郎五岁朝天》里的五岁孩童，《田舍翁时时经理，牧童儿夜夜尊荣》里的牧童，都是以往不曾在凌濛初笔下出现过的。而《赠芝麻识破假形，撷草药巧谐其偶》里的女狐精，更是在明代话本、拟话本小说中绝无仅有的，她上承唐代传奇《任氏传》,下启 《聊斋志异》,弥足珍贵。
平心而论，《二刻拍案惊奇》无论在内容和艺术方面，都并非没有缺陷，有的比《初刻拍案惊奇》明显要逊色一截。但是，它也确有前者所不及处而显示了自身的独特价值。以上所举不过荦荦大者，相信读者自可举一隅反三隅，得到更多的思想启迪和艺术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