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陈思论笔法与遒劲

陈思，宋代临安(今浙江杭州)人，宋开庆年间书法家。理宗时官成忠郎、国史实录院秘书省搜访。著有《书苑菁华》、《书小史》、《宝刻丛编》等，旁搜博证，用力甚勤。其《书苑菁华》是辑录古人论书之作，分三十二类编次，凡一百六十余篇，所收较为赅博，也失之芜杂，真伪互见。《书小史》为书学史传著作，采录自太古迄五代能书者，凡五百三十一人，各为小传，为汇叙历代书家史传草创之书。而《宝刻丛编》二十卷，此书搜录古碑以元丰九域志京府州县为纲，其石刻地理之可考者，按各路编纂，未详所在者，附于卷末，兼采诸家辩证审定之语，具著于下。陈思以其艰苦、卓越的劳作，为书苑作出了一份重大的贡献，他在书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陈思的书学思想是丰富的，这里我们选其论“笔法”与 “遒劲”,作一简略评述。其云：
夫书非但裹结流快，终藉笔力遒劲。蒙恬造《笔经》,犹用简略，变通斯意，曰： “若能用笔，当自流美。夫用笔之法，先急回，后疾下，如鹰望鹏逝，信之自然，不得重改。送脚若游鱼得水，舞笔如景山兴云，或卷或舒，乍轻乍重，善深思之，此理当自见矣。”( 《书苑菁华》 卷一)
书法要能“流美”,但要靠“笔力遒劲”,而“笔力遒劲”又得深知用笔。因此“笔法”——“笔力遒劲”——“流美”是陈思论书的一条贯串线索。
笔法是陈思最为关注的。他在《书苑菁华》第一卷卷首就辑录秦、两汉、魏四朝书家有关用笔的资料。又自云第一、第二卷，“取诸家笔法，删除丛脞，共得二十篇，分为二卷，学者其师之”。陈思对于从执笔开始的一系列笔法都有自己的见解。论执笔，其云 “学书之初，执笔为最”,“大约虚掌实指，平腕竖锋”。(引文均见 《书苑菁华》下同)论运笔，又云 “意在笔前，锋行画内，心想字形，轻重斜正，各得其趋”,“纵横落纸，笔无虚发，即能专成其势”。然后“取体势”,陈思云：“待其功成即转势，况殊不可榻模写样，轻自取拙，若槁行杂体。掇笔往来，悬管自在，但取体势雄壮，不可拘其小节。若思惧生疑，否臧不决，运用速于笔前，振动感于手下，师心固乎。独见弟子执其寡闻，耻请问于智人，忌艺能之胜已。若欲造玄未之有也。”他又认为，这些都“须其良师口授，天性自悟”,“切须襟怀沉静，自然思过半矣”。陈思的这些看法对学书者来说是有指导意义的。
而陈思又进而重视笔法与笔力遒劲、体势雄壮间的关系。这可以从他对于 “八法”的阐述中窥见。“永字八法”,书法史上曾被视为 “赅于万字”,“而为墨道之最”。相传王羲之攻书多载，廿七年偏攻“永”字，以其备“八法”之势，能通一切字也。智永欲存王氏典型以为百家法祖，授予虞世南，其后转相传述，“八法”广彰。陈思的《书苑菁华》卷二有其《永字八法详说》,可见其精研“八法”,而且始终注意到八法与笔力遒劲这一关键问题。兹择其要观之。
侧法，不言点而言侧，此谓笔锋顾右，审其势险而侧之。若只言点，就不明顾右，无存锋、向背、坠墨之势。若左顾右侧，则横敌无力。所以 “侧不险，则失于钝，钝则芒角隐，而书之神格丧矣”!
勒法，勒是趯笔而行，承其虚划，取其劲涩，则功成矣。今只言划者，虑在不趯，一出便划，则锋拳而怯薄也。夫勒者，借于竖趯，趯则笔劲涩，亡其流滑，微可称工矣。
努法，不宜直其笔，笔直则无力，立笔左偃而下，最须有力，直则众势失力，滞则神气怯散。在乎𫏬笔下行，若直置其画，则形圆势质，书之病也。
趯法，须蹲锋，得势而出，出则暗收。势不劲，笔不挫，则意不深。趯与挑一也，锋贵于涩出，适期于倒收，所谓欲挑还置也。夫趯自努出，潜锋轻挫，借势而趯之。
策法，策之与划，理亦故殊，仰笔趯锋，轻抬而进，故曰策。若得纸便划，不务迟涩、向背、偃仰者，此备画究成耳。
掠法，掠乃徐疾有准，随手遣锋，自左出，取劲险，尽而为节，发则一出，运用无的，故掠之精旨可守矣。夫掠之笔趣，意欲留而必劲。又孙过庭曰 “遣不常速”,明矣。
啄法，撇者，蒙俗之言，啄者，因势而立，故非妄饰贻误学者。啄用轻劲为胜，去浮怯，重体为工。啄笔速进，劲若铁石，则势成也。
磔法，凡磔若左顾右，则势钝矣。𫏬重锋缓，则势肥。须遒劲而迟涩之。凡险劲风骨，泥滞存亡。以法师心，以志专本，则自然暗合旨趣矣。
陈思，确实思考得很精思，但是其卓识处不仅是在于能透视到“八法”的每一个方面，而在于他能在更高层次上看到笔法的融汇贯通之重要和必要。《书苑菁华》卷二在《张怀瓘论用笔十法》后他曾引用释亚栖的话来表明自己的这一观点，云： “凡书通则变者，则王变白云体，欧变右军体，柳变欧阳体，至于永禅师、褚遂良、颜真卿、李邕、虞世南等，并是书中得仙手，皆得法后，自变其体，以传后世，故俱及其名也。若执法不变，纵能入木三分，亦被号为奴书，终非自立之体，是书家之大要。”又 《笔意》云，书学之难，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便到古人。以斯而言，岂易多得？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遗情，书不忘想。要在求之不得，考之即彰也。因此通过变通，自立其体，兼得形质、神采，方可力追古人。
陈思倡导笔法与笔力遒劲，也不仅是一种技艺的研究，而是出自一颗热爱书学、欲振兴书学的心灵。这位在宋理宗时代的书法家，已处在南宋的尾声，这时宋四家书学高峰已涌过，宋代书学退至峰谷，走向衰微。他曾借用李嗣真的话来表明当时的情况：“今之驰鹜，去圣逾远，徒识方圆，而迷点画，亦犹庄生之叹盲者，《易·象》之谈日中，终不见矣。太宗与汉王元昌、褚仆射遂良等皆授之于史陵，褚首师虞，后又学史，乃谓陵曰： ‘此法更不可教人。’是其妙处也。陆学士柬之受于虞秘监，虞秘监受于永禅师，皆有法体。今人都不闻师范，又自无鉴局，虽古迹昭然，永不觉悟，而执燕石以为宝，玩楚凤而称珍，不亦谬哉！”由此可见他对当时书学情况的看法，因此他发愤编纂《书苑菁华》、《书小史》、《宝刻丛编》,其真正的出发点是让学者有所师法，有所觉悟，能具鉴局，从而使南宋已衰微的书学得以振兴。这里不禁使人联想到朱长文及其《墨池编》,陈思与朱长文一前一后何等默契，都怀有振兴宋代书学的志趣，都痛下功夫编纂书学资料为学者提供资粮，都在书学史上留有重要地位。但是时代不同，朱长文处于宋代上升时期，终于有宋四家的雄峙，形成宋代书法在书史上的又一高峰。而陈思之后的不长时间内南宋被灭，书学更加衰落，等到元代赵孟頫出，书学才得以真正振兴。不过陈思的撰作、他的书学思想仍是书法史上的一份珍贵的遗产，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