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柱戏

两个人在交谈。
“哦，督学先生，怎么一身深色，在服丧？”
“哪里， 哪里。参加了一个庆典。年轻人上前线。讲了两句话。追溯了斯巴达。 引用了克劳塞维茨。还灌输了几个观念： 荣誉、祖国。要他们读读荷尔德林。并提到了朗格马科。激动人心的庆典。实在是激动人心。年轻人还唱了歌：上帝炼铁成钢。个个目光炯炯。激动人心，实在是激动人心。”
“我的上帝， 别这样，督学先生。这真是可怕。”
督学先生惊愕地望着其他人。说话时，他不断往纸上画小十字，尽是些小十字。他站起身，笑着，取过一个新球， 沿球道扔去。一阵轻微的轰呜声传来，后面的小木柱倒下了。它们看上去仿佛一个个小人儿。

——鲍希尔特寓言(刘海宁译自《鲍希尔特全集》)

《九柱戏》显然是一篇反战作品，体现了作者对德国法西斯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在众多的表现和揭露侵略战争罪恶的作品中，这篇寓言以其新颖独特而引人注目。
首先，寓言不是泛泛地谴责战争惨无人道，而是旨在揭露法西斯教育的欺骗性和虚伪性；同时，这一揭露又不是直言指斥，而是通过这一教育的具体体现者督学先生形象的塑造，从作品的叙事角度中表达出来的。归纳起来，督学先生在寓言中共有一段话，两三个举动和几种表情。这一段话概括性地表明了法西斯教育的基本内容：不是赤裸裸的侵略叫嚣，而是举起所向披靡的“荣誉”和“祖国”的旗帜，宣扬古老的军事强国斯巴达，著名的军事家克劳塞维茨(1780—1831),杰出的爱国诗人荷尔德林(1770—1843), 以及第一次大战中德国人引以自豪的朗格马科大捷。督学罗列上述光荣词儿时的利索劲儿和它们对年轻人产生的作用令人感到这些神圣的符号已在变味，它们已成为某种危险的工具。古往今来，没有什么大规模的集体行动不是在冠冕堂皇的口号和“无可置疑”的偶像下进行的，而无数热血青年的青春和生命则成了一个个大骗局的牺牲品。督学先生伴随着兴奋的叙说而不断画出的小十字及其随后漫不经心击倒的一连串小人儿似的木柱就象征着这一代青年震憾人心的悲剧，而作为这几个动作的实施者的督学先生与这一悲剧制造者之间的联系，显然也是无法挣脱的。他谈话中透露出的那种兴奋，他对旁人反应的“惊愕”和惊愕一闪便开始玩球的笑容，都既表明了他的狂热和异化，又说明了他的残忍和麻木。伟大、神圣引导出可怕的罪恶，热烈笃信的教育者倒成了地地道道的毒害者、刽子手。寓言的发人深思之处不正在于此吗？
寓言的构思也很巧妙。它以督学先生的言行作为载体，而引发督学的言和行的是一位未交代姓名和身份的对话者，约略可以看出他是督学的一位熟人，并不难察见他作为督学的反衬形象所显示的人道思想。他一共只说了两句话：开头的提问和中间的搭腔。但这问话和搭腔都设计得巧妙含蓄，不仅承上启下，而且帮助深化主题。问话中一个无意的“服丧”,与督学答话的“庆典”,既在表层相抵触， 又于深层相交融， 自然而又不无深意地引出了本文的主体部份，有开门见山之妙。他的搭腔是对督学慷慨之辞的反应。一句“这真是可怕”,虽然微弱，却发出了一个清醒的抗议，同时提供契机，让中毒至深的督学进一步暴露了他的丧尽天良。作者把严峻的战争题材放到轻松、闲散的九柱戏球场来表现，其意蕴是深厚的：残酷无情的战争、成千上万血肉之躯的死亡，对于某些人实在不过如同一场游戏；而被欺骗、丧失了判辨能力和独立人格的人们便充当了玩偶，变成了一种异已力量。包括督学，他在这场大游戏中，也不过是少数当权者的工具。与其说他是玩球者，无宁说他更象那只球，那只被掷出后顺着轨道冲向小木柱的球。 (按： 九柱戏是西方流行的一种游乐。用6磅重的球滚过约30米长的球道，击中竖立在球道末端的9个木柱。木柱各有名称， 以击倒的木柱计分。)
鲍希尔特当过兵、多次因“敌对国家的言论”被捕，甚至被判死刑，后又被交前线考察。他的创作几乎全部集中在战后的两年， 也就是他短暂生命的最后两年里。战争是他的基本主题。他以全部身心呼吁人性、 人道，揭露罪恶，使其作品具有一种颤人心弦、发人深思的力量。他特别善于写小小说(《九柱戏》实际也是一篇小小说),语言简洁凝炼，极具功力。这也是《九柱戏》的一个明显特点。督学的一大段话基本都是不完全句，省略了主语，很口语化，也很符合说话人的思想和情绪，使读者如闻其声， 如见其人。行文的方式也简约新颖，省略了一切可省的文字和符号(不标明说话人，原文甚至未标引号),既干净利索， 又非常耐人咀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