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史》前言

这是一部集体合作、分篇论述的中外文化交流史。编写的宗旨是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据确切可靠的材料，实事求是地叙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与外国的文化交流。因受目前研究状况的限制， 只包括了二十几个国家，有些只能以区域或洲为单位而未能按国叙述(各篇按国名英文字母次序排列，合数国或一洲为篇的，列在后面)。本书的重点放在文化(精神的和物质的两方面)的交流与相互促进， 力求避免只谈单方面影响。当然，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中国与外国的文化交流，也不排除中外的某一方， 某一时期中， 某一领域内单方面影响较大或较深。但千百年来中外文化交流的总趋势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总的成果是共同提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只有与外界交流，从各方面吸取营养， 以丰富充实自己，才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辉煌发展。历史上气象恢宏的汉唐盛世就是如此。今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 当然也要吸收世界各国人民的优秀文化成果。面对当前的形势， 学习和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无疑是迫切需要的。

文化究竟是什么？据说国内外所下定义不下数十种。依我看，文化应当包含一个民族通过长期体力和脑力劳动所取得的物质的、精神的全部成就。进一步，也许可以分成三个层次。一般说起文化，就想到哲学、文学、美术、音乐以至宗教等主要与精神文明有关的东西，这可以说是与政治、经济相对而言的狭义的文化。其实，政治生活中的典章制度，经济生活中的生产交换，社会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风俗习惯， 以及与衣食住行有关的物质条件如生产工具、服饰、房屋、饮食、车船等等生活用具，也莫不都是一个民族通过长期劳动和经验所取得的精神的或物质的成就， 是人们体力和脑力劳动的结晶，应该说是广义上的文化。无论狭义的或广义的文化， 它产生之后，就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作用， 并随着历史条件推移而变化， 其作用的性质(进步或落后)也会有所变化，要作实事求是的分析。我们今天吸取各国文化成果， 当然也需要区分其进步的、民主性的菁华和落后的以至反动的糟粕。抉择和判断， 有所去取， 择善而从。

除此之外，我认为还有一个层次，姑名之为深义的文化。这就是说， 在狭义文化的某几个不同领域， 或者在狭义和广义文化的某些互不相干的领域中，进一步综合、概括、集中、提炼、抽象、升华，得出一种较普遍地存在于这许多领域中的共同的东西。这种东西可以称为深义的文化， 亦即一个民族文化中最为本质或最具特征的东西。这样说也许太抽象， 不妨举例以明之。

以日本而言，我觉得仔细分析追究起来，她的文化中包含若干本质特征。其中之一是日本传统文学艺术中每每崇尚两个特点，可以译为“苦涩”和“闲寂”， 而二者又有相通之处。这二者的具体表现，可以形容为简单、质朴、纤细、含蓄、古雅、引而不发、不事雕饰等等。文学作品中，俳句讲求这种意境，而日本人民所最喜闻乐见的俳句体裁本身，是由五七五等共17个音节构成的短句， 当然也符合简单质朴的要求。再看宗教领域， 虽然富于思辨性的佛教宗派如法相宗、三论宗等很早传入日本，但未能长久流传。长期以来为日本人民所笃信的佛教， 乃是主张顿悟的禅宗、口念阿弥陀佛即可成佛的净土宗等，都是简单质朴， 与复杂思辨和繁冗仪式无干的宗派。再从广义文化来说， 日本吉庆仪节之尚白色， 建筑之喜本色木料不加油彩， 席地而坐的房中陈设之简单朴素， 用具如瓷器造形着色之古拙高雅， 以至日常饮食之清淡简单等等， 其间可说都贯串着“苦涩”、“闲寂”的精神，这难道不算是日本文化从深处考察所得的一种特征或本质吗？

再举一个例子。也许由于岛国山川秀丽、气候宜人的原故吧， 日本人民自古以来对大自然特别爱好， 因而对于季节的转换，对于山川草木，都表现出特别的敏感。这也构成日本文化的特征之一。最早的诗歌集《万叶集》里， 其分类之一就是按春夏秋冬四季之歌。俳句在短短17个音节中，还要包括能透露写作季节之词。日本人住宅庭院尽管窄小，也往往布置纤巧的“泉石之胜”。东京闹市中一座高层建筑的楼上，有一家日本式餐馆。虽非户外，却在入口处布置了水池一泓， 山石数块， 用白砂铺成曲径， 使人忘记是刚从铁笼般的电梯走出来。插花艺术和具有“咫尺天涯”之妙的盆栽在日本盛行，也不外这个道理。还可以从社会领域考察。日本在江户时代除大名武士公卿以外，老百姓是不许有姓的。明治维新以后， 一般人民方得称姓。今天日本最多的姓， 东部是铃木、佐藤， 西部是田中、山本，都离不开大自然。至于以山川草木花卉开名的习惯，就更为普遍。这些都说明，爱好大自然是日本文化的特征之一。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芳贺矢一(1867—1927)曾写过一本《国民性小论》。他的观点与所列10项内容姑不置论，但其中有三项和我目为日本文化特征者不约而同， 即：爱草木喜自然， 淡泊、纤巧， 而他认为这都属于国民性亦即民族性。民族性应如何理解，提炼到最后的文化特征是否即属于民族性范畴，我都不敢妄论，但我认为，这种文化特征是认识一个民族所必需的，这才是一个民族灵魂深处的特征。譬如认识一个人， 只知其姓名籍贯身材面貌当然不够，还必须了解其经历。但如果说真正认识一个人，最根本的还须了解其灵魂深处的思想性情，这才算得上真知其人。同样，对于一个民族， 只了解其政治经济制度当然不够，还要通晓其历史语言，但更重要的， 还要了解其文化——不仅狭义、广义的文化， 而且要了解深义的文化， 亦即一个民族的灵魂深处。研究一个历史时代也是如此。政治事件、经济制度以外，如果对文化了无所知， 或者只具备狭义以至广义的文化方面的知识， 而不能从深义上有所了解，亦即不了解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和精神风貌，这种历史知识也是不完整的。顺便说一句，今天学习外国语言， 学习本国和外国历史，在这一点上，不是都存在着亟待充实加强的地方吗？

从千百年来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来看， 很明显， 文化也不应只包括狭义的即思想、文学、艺术而已。唐代中国典章制度之影响日本，科举制度之影响朝鲜高丽王朝， 中国文字之影响周围国家(日本假名、朝鲜吏读与谚文、越南字喃)， 甚至考试制度在近代时期之传入英国，这些交流都应归入文化之列。至于各国与中国之间衣食住行婚丧礼俗之交流濡染， 不但史不绝书， 而且今天还在不断进行之中。所以， 回顾中国与外国交流的历史， 还可帮助我们正确理解什么是文化。另一方面， 在这三个层次的文化之中， 狭义和广义的文化可以互相学习、引进， 在对方国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而深义的文化， 由于是长时期在特定的、自然的、历史的和社会的条件下所形成、成为民族精神的结晶， 已经近乎民族性的东西，也可以互相交流学习， 加深理解， 作为参考。如上文所举日本文化若干特征中的两点， 它们是日本民族之所以成为日本民族的构成成分，我们愿意理解它、欣赏它，但又不像狭义或广义的文化那样容易移植引进， 拿过来化为我有。看来， 无论哪一层意义上的文化， 交流吸收过程中都必须考虑并结合自己的情况。放之四海皆准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不是还要使它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吗？

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有许多途径。官方派遣使节、学生、乐舞团体等， 赠送各种礼品(包括手工艺品和动植物等)及书籍， 是一条通常的渠道。宗教与贸易，是另外两条重要的途径。宗教不是一出现就变成人民的鸦片烟。初期佛教和基督教都曾是在下层人民一边， 反抗当时社会秩序的。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某些派别， 都曾经成为人民起义的思想武器。只是当宗教被反动统治阶级所利用时，才成为欺骗麻痹人民的东西。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 宗教也起过正面的作用， 虽然传播宗教的人本身并没有意识到。随着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印度富于思辨性的哲学、逻辑学、文学、音乐、绘画、雕塑、舞蹈等等， 都随之而来， 大大丰富充实了魏晋到隋唐这700年间的中国的思想学术与社会文化生活。我们今天欣赏云冈龙门的石窟和敦煌的壁画雕塑， 只是惊奇古代劳动人民能工巧匠的聪明智慧， 当年开凿石窟，雕像绘画的最初宗教目的， 脑中早已不复存在。鉴真东渡日本，带去了唐朝建筑、雕塑、绘画等工艺技术和医药之学， 作为重要的文化使节，至今为日本人民所怀念。耶稣会士东来传教， 同时带来了当时西方先进的算学、天文、地理等门学问和工艺技术。如果这些学问不受阻碍继续传播， 发扬光大， 中国历史的面貌可能与今天不大相同。法显、玄奘、义净、樊守义^①等宗教信徒， 客观上对中外文化交流都不同程度地起了作用。尤其有趣而无独有偶的， 是明末的耶稣会士意大利的利玛窦， 和清末民初的基督教牧师德国的卫礼贤^②。他们都抱着用自己的宗教来感化异端的目的而来， 最后倾倒于中国数千年传统的思想文化， 没能有效地传播天主教与基督教，反而变成了中国文化的积极宣传者。他们的著作在西方所起作用影响， 绝不在马可·波罗传播的东方地理知识之下。所以，对宗教特别对传教士的看法同样应当坚持辩证观点。

在朝贡形式之下的贸易互通有无， 内容十分广泛， 商人经营的贸易就更加如此。以中国的输出而言，物质文化方面较高级物品，如丝绸、瓷器等固无论， 明清时代铁器输出到菲律宾、缅甸、泰国，木制家具输出到菲律宾，也莫非文化交流。而精神文明的产品， 同样是历代商人贩运的对象。唐代白居易的诗和张鷟的文章， 都为朝鲜日本所喜，唐朝商人甚至伪造白诗以图利， 反映文学作品在中外交流市场上的需要。明清时赴泰国的商人对《三国演义》的爱好与谈论， 引起了泰国人民对这部名著小说的兴趣， 产生了几种泰文译本。清代中国商人到日本通商， 贩运货物之外， 书籍也是大宗。帮助日本了解世界起了很大作用的魏源《海国图志》，就是清朝商人几次舶载进口的。今年获得日本学士院奖的大庭修教授的《江户时代日本接受中国文化之研究》，所依据的主要史料之一，就是清商历次贩运进口的大批书籍的目录， 和这些书籍售出后的下落。说明商人贸易与文化交流也是密切相关的。

在这三方面之外， 文化交流还有意外的渠道， 为当时的人所意想不及的， 即战争与掠夺也会造成文化交流的机会。13世纪蒙古统治者向西扩张， 为中西文化交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唐代高仙芝与大食交战的咀逻私一役(751年)，被俘走的唐朝工匠把造纸术传入阿拉伯世界，进而远播西方。中国开始与拉丁美洲的接触与交流， 有赖于16世纪末叶以来西班牙殖民者占据马尼拉并控制它与墨西哥的海上商业往来。这样的事在世界历史上尚不乏其例。

本书参加编写者是(以姓名笔画为序)：丁建弘、王宏纬、戈宝权、叶奕良、朱龙华、何芳川、陈玉龙、陈炎、张广达、张芝联、杨兆钧、杨通方、周珏良、周南京、季羡林、罗荣渠、耿引曾、夏应元、葛治伦。有的同志担负了一篇以上。由于同志们的专业有历史、文学、语言之别， 在围绕文化交流这个共同要求之下，各篇侧重点可能略有不同，但于全书整体似无妨碍。各篇学术观点及材料依据一依作者之旧， 主编只作了纠谬补缺和整齐划一的工作。关于尚无定论的问题，如中国的甘薯究传自缅甸或传自菲律宾， 两篇之间暂不强求统一。如果全书有原则错误， 则主编不能辞其咎。

我国与不少国家文化交流的历史内容异常丰富， 而有些国家的材料又尚待广泛深入发掘。由于概述性质和字数限制， 本书的论述远远不够充分。为了给有意进一步钻研的同志提供一点线索， 有的篇后列了参考书目， 有的文中关于材料来源作了详细脚注，也起到书目的作用。这里附带对有志于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同志们提供两点建议：一、要研究中国与某一国家文化交流的历史， 除去必备的比较全面而细致的中国史知识之外， 必须通晓对方国家的语言文学， 研究其历史， 才能更有效而深入地理解文化交流史。二、要使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取得更好的成果， 一方面必须广泛搜集狭义的、广义的文化内容在两国之间如何交流， 另方面还必须在此基础上追究文化的影响是否和如何在对方国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样全过程的阐明，才能使这门学科向纵深发展。

最后，应该说明的是， 编写这本《中外文化交流史》， 是周扬同志久已提出的建议，而且是在他亲自关怀下才得以组织编写的。我们谨把这本书奉献给他。

1986年7月

(《中外文化交流史》，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

注释 ①见本书“从‘丝绸之路’到马可·波罗”篇。②见本书“视线所窥，永是东方”篇。卫礼贤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青岛，先父叔弢先生(名暹，以字行)曾从之学德文，并在其指导下翻译了康德一封信札，定名《康德人心能力论》。此书191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最早的汉译康德著作，也算是中德文化交流一个小小的侧面。

赏析 周一良先生这篇5000余字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前言》极具学术价值，闪发着熠熠思想光焰。作者用十分经济的笔墨，在文章首尾分三处略述《中外文化交流史》一书编写的起因、宗旨、内容、体例、重点、特色、作者以及本书的缺憾，而将主体部分全用来阐释以中外文化交流为核心的相关论题：文化影响的双向性、文化定义中的狭义性广义性和深义性、宗教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积极性和消极性、文化交流中的自我性和渠道的广泛性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与阐释，既说明了《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主旨和特色，从而起到了一篇前言所应起到的作用，又回答了中外文化研究中的一些敏感问题、疑难问题，进而增强了这篇前言的思想价值与学术价值。

本篇前言最具启示力的观点首先在于第一次提出了深义文化这一论题。作者认为，文化应当包括一个民族通过长期体力和脑力劳动所取得的物质和精神的全部成就。其中既包括与精神文明有关的哲学、文艺、宗教等狭义的文化现象，也包括除此之外的典章制度、风俗习惯以及工具、服饰、房居、饮食等广义的文化现象。除此，还有深义文化这一层次：“在狭义和广义文化的某些互不相干的领域中，进一步综合、概括、集中、提炼、抽象、升华，得出一种较普遍地存在于这许多领域中的共同的东西”， “亦即一个民族文化中最为本质或最具特征的东西”。作者结合日本文化的具体内容，通过由表及里、由个别到一般的深入分析，指出深层文化这种“东西”是具有传统性的“民族精神的结晶”，是来源于“民族灵魂深处”的“思想性情”，因此，文化特征归根结底是国民性格、民族性格的特征。作者这一论断的重要价值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文化的本质属性、本质特征，拓展了加深了文化研究的领域和层次；而且它还具有文化研究方法学方面的意义：有形的文化现象来源于无形的文化特质，狭义文化、广义文化受制约于深义文化，准确地认识狭义文化和广义文化现象首先或根本上应认识深义文化，这样才能避免空泛、虚飘、游离、偏差和形而上学。由此，文化研究的意义也就不仅仅在于认识文化本身，更在于认识民族的优秀品质、发扬民族的优良传统、光大民族的不朽精神，乃至改造优化民族性格。

本篇前言对文化影响双向性的强调同样是十分精彩的见识。在作者所强调的“千百年来中外文化交流的总趋势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总的成果是共同提高”这一朴素真理中，我们既能领悟到学习和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必要性，又能纠正我们在文化借鉴方面的一些认识和实践方面的偏颇。本世纪我国容纳西学的高潮先后出现在世纪初的“五四”时期和世纪末的八九十年代。在西学引进容纳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忽略、冲淡乃至于绝对否定极端反叛的不良倾向，真所谓东风难挡西风、输出弱于输入、汉语不敌洋字、外文压倒国粹。周一良先生在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过程中“力求避免只谈单方面影响”，在本篇“前言”亦涉猎中国典章制度之影响日本、科举制度之影响朝鲜高丽王朝、中国文字之影响周围国家、考试制度传入英国以及鉴真东渡和瓷器铁器输出等现象，这既体现了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科学态度和基本原则，揭示了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具有相当的合理性经典性这一基本规律，同时也显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宝库中的宝贵价值和独特地位，强化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本篇前言以说为辅——篇幅只占十之一二——以论为主；论述中主次分明，重点放在深义文化上。论证中又集中以日本文化为例，论据经典，视野开阔，显示出思想性与知识性的完美统一、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完美统一。行文无情绪型的起伏波动，完全是理性的平静持恒， 自信与自谦恰到好处，既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又不显骄妄，以理示人，平实可信。在语言方面喜用者、方、尚、亦、其、乎、所等文言词语和之字句，偶有“水池一泓、山石数块”等骈句和“苦涩”“闲寂”“古雅”等蕴意精确深长的词语，具有一种学者型的准确练达洁净的语言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