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朱自清
青年代的知识分子却不如此，他们无视传统的“气节”。特别是那种消极的“节”。替代的是“正义感”，接着“正义感”的是“行动”。
【演讲词】
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主要的是所谓读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但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代倒像不大理会这种传统的标准，他们在用着正在建立的新的标准，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中年代一般的接受这传统，青年代却不理会它，这种脱节的现象是这种变的时代或动乱时代常有的。因此就引不起什么讨论。直到近年，冯雪峰先生才将这标准这传统作为问题提出，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是在他的《乡风与市风》那本杂文集里。
冯先生指出“士节”的两种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他说后者往往因为脱离了现实，成为“为节而节”的虚无主义者，结果往往会变了节。他却又说“士节”是对人生的一种坚定的态度，是个人意志独立的表现。因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是这种人物的造就或完成，只有在后来的时代，例如我们的时代。冯先生的分析，笔者大体同意；对这个问题笔者近来也常常加以思索，现在写出自己的一些意见，也许可以补充冯先生所没有说到的。
气和节似乎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意念。《左传》上有“一鼓作气”的话，是说战斗的。后来所谓“士气”就是这个气，也就是“斗志”；这个“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气”似乎就是这个气的转变与扩充。他说“至大至刚”，说“养勇”，都是带有战斗性的。“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义”就是“有理”或“公道”。后来所谓“义气”，意思要狭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气”的分支。现在我们常说的“正义感”，虽然特别强调现实，似乎也还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气”联系着的。至于文天祥所歌咏的“正气”，更显然跟“浩然之气”一脉相承。不过在笔者看来两者却并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强调那消极的节。
节的意念也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左传》里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话。古代注重礼乐，乐的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节”。礼乐是贵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说是目的。他们要定等级，明分际，要有稳固的社会秩序，所以要“节”，但是他们要统治，要上统下，所以也要“和”。礼以“节”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着；乐以“和”为主，可也得跟“节”配合着。节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可以说所谓“圣达节”等等的“节”，是从礼乐里引申出来成了行为的标准或做人的标准；而这个节其实也就是传统的“中道”。按说“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节”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不乱，这就带上消极性了。
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那是所谓处士横议的时代。在野的士人纷纷的批评和攻击宦官们的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学。这些在野的士人虽然没有严密的组织，却已经在联合起来，并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们害怕了，于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领导人。这就是所谓“党锢”或“党”，“”是“连”的意思。从这两个名称上可以见出这是一种群众的力量。那时逃亡的党人，家家愿意收容着，所谓“望门投止”，也可以见出人民的态度，这种党人，大家尊为气节之士。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就是不合作。这敢作敢为是以集体的力量为基础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气”与世俗所谓“义气”只注重领导者的个人不一样。后来宋朝几千大学生请愿罢免奸臣，以及明朝东林党的攻击宦官，都是集体行动，也都是气节的表现。但是这种表现里似乎积极的“气”更重于消极的“节”。
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的，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偏向了“节”这个标准。在朝的要做忠臣。这种忠节或是表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有时因此牺牲性命；或是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这种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离于现实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隐逸之士了。这两种节，忠节与高节，都是个人的消极的表现。忠节至多造就一些失败的英雄，高节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汉，甚至于一些虚无主义者。原来气是动的，可以变化。我们常说志气，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志和气是配合着的。节却是静的，不变的，所以要“守节”。要不“失节”。有时候节甚至于是死的，死的节跟活的现实脱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结果变了节，冯雪峰先生论到周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从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臣到底是卫护着这个阶级的，而清高之士消纳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这个阶级的。所以宋朝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原先说的是女人，后来也用来说士人，这正是统治阶级代言人的口气，但是也表示着到了那时代士的个人地位的增高和责任的加重。
“士”或称为“读书人”，是统治阶级最下层的单位，并非“帮闲”。他们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尝不如此。固然在野的处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缚，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是他们得吃饭，这饭恐怕还得靠农民耕给他们吃，而这些农民大概是属于他们做官的祖宗的遗产的。“躬耕”往往是一句门面话，就是偶然有个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渊明，精神上或意识形态上也还是在负着天下兴亡之责的士，陶的《述酒》等诗就是证据。可见处士虽然有时横议，那只是自家人吵嘴闹架，他们生活的基础一般的主要的还是在农民的劳动上，跟君主与在朝的大夫并无两样，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识形态，彼此也是一致的。
然而士终于变质了，这可以说是到了民国时代才显著。从清朝末年开设学校，教员和学生渐渐加多，他们渐渐各自形成一个集团；其中有不少的人参加革新运动或革命运动，而大多数也倾向着这两种运动。这已是气重于节了。等到民国成立，理论上人民是主人，事实上是军阀争权。这时代的教员和学生意识着自己的主人身份，游离了统治的军阀；他们是在野，可是由于军阀政治的腐败，却渐渐获得了一种领导的地位。他们虽然还不能和民众打成一片，但是已经在渐渐的接近民众。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而变成了“知识分子”，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残余的“士”或“读书人”自然也还有，不过只是些残余罢了。这种变质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的一段，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在这过程中也会尽了并且还在想尽他们的任务，跟这时代世界上别处的知识阶级一样，也分享着他们一般的运命。若用气节的标准来衡量，这些知识分子或这个知识阶级开头是气重于节，到了现在却又似乎是节重于气了。
知识阶级开头凭着集团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种种传统，那时候是敢作敢为一股气。可是这个集团并不大，在中国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与民众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来的压力，就抵挡不住。而一方面广大的民众抬头要饭吃，他们也没法满足这些饥饿的民众。他们于是失去了领导的地位，逗留在这夹缝中间，渐渐感觉着不自由，闹了个“四大金刚悬空八只脚”。他们于是只能保守着自己，这也算是节罢；也想缓缓的落下地去，可是气不足，得等着瞧。可是这里的是偏于中年一代。青年代的知识分子却不如此，他们无视传统的“气节”。特别是那种消极的“节”。替代的是“正义感”，接着“正义感”的是“行动”，其实“正义感”是合并了“气”和“节”，“行动”还是“气”。这是他们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这个尺度成为标准，知识阶级大概是还要变质的罢？
【鉴赏】
1947年4月9日，为庆祝联大新诗社成立三周年，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分社作了诗歌讲演。11日晚，又应通俗学识之邀，作了《论气节》的演讲，充分肯定了五四以来青年知识分子用正义的斗争行动代替消极的“气节”的“新的做人的尺度”。随后该演讲在《知识与生活》杂志发表，成为广为传颂的名篇。
“气”、“节”的概念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后来渐渗透于我们民族的精神之中，尤其深入到读书人的骨髓，成为士人立身处世的标准。但因“气节”一词沿用已久，人们对它的认识并不是那么清楚。作为清华大学古典文学教授，朱自清作这次通俗学术演讲，一来是为了澄清对“气节”一词的认识误区，二来是为了为知识分子指明行动的方向。
该演讲本是朱先生的一篇学术札记，因读了冯雪峰杂文集中《谈士节兼论周作人》一文，有颇多思索。这篇因讲稿而成的演讲，材料翔实，论证严密，照应周到，浑然一体。
为什么一些坚持气节的人到了紧要关头往往不彻底，甚至变节呢？冯雪峰先生并没说透彻。为论清这个问题，朱先生追本溯源，对“气”、“节”二字作了训诂学上的考释，并评价了气节的价值，以一种不同于激情式演讲的严谨的学者风度征服了听众。
他指出，气和节原是两个独立意念，气是士气、斗志，是积极的、有生命活力的；节带有消极性，是统治阶级出于“礼”的需要，为调节阶级矛盾、维护社会秩序而为人们制定的做人的标准，故不犯上作乱谓之“持节”。消极的“节”注重个人的明哲保身，而积极的“气”则建立在“集体行动”之上，富有战斗力。“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这种“气”重于“节”的表现，在东汉末年、宋朝、明代都有。但在专制时代集体行动不容易实现，士人往往偏向消极的“节”，无论在朝的“忠节”之士或在野的“高节”之士都是如此。一旦“死的节跟活的现实脱了榫”，就导致“守节之士变了节”的结果。这些“忠节”或“高节”之士归根到底都是统治阶级的卫道士，因此往往迷失了自己。
在演讲中，朱先生又对现代知识分子的道路进行了探索，融入了自己强烈的使命感和鲜明的时代感。他将古代的“士”和今天的“知识分子”作了深刻的比较分析。“士”虽为封建统治的最底层，但毕竟是“仕”的候补一员，他们羸弱的身躯总是寄生在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身上。他们不事稼穑，与“君相”同利害共呼吸。实际上，在野的“士”与在朝的“士”并无两样。所谓处士的横议，也只是“自家人吵嘴闹架”，都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有话好商量。“士”阶层的软弱性注定了他们对统治阶级的反抗是不彻底的。
五四运动以来，逐渐形成了一批有别于“士”的现代化知识阶层。他们以自己的知识直接为社会服务，又以自己的新意识引导社会前进。他们不一定再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对统治阶级的依附相对减弱，在野者“获得了一种领导地位”，不是作为“候补的官”，而是作为“渐渐接近民众”的集体。这无疑是五四运动导致的知识分子最深刻的变化。
然而，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没有成为强大的独立社会力量，缘由何在呢？朱先生对“中年一代”的“节重于气”偏向作了深入剖析：集团不大，力量有限，再加之遭到外来的武力和压力就抵挡不住了，作为领导而又不能满足“饥饿的民众”，想“落下地去”“与民众打成一片”又“底气不足”，只好退而守节，静观待变。
由此，在演讲中，朱先生将他满腔的热情和希望寄托在“青年代的知识分子”身上，认为他们用富有正义感的行动，取代了传统消极的“气节”，用他们“新的做人的尺度”，为中国探索了一条光明之路。
这篇演讲由朱自清来作是再合适不过了。他自己就是一个刚正不阿、严于操守的人。大学时代改名为自清，就是为了勉励自己在困境中不丧志不灰心，他自始至终保持了这次改名的初衷。他多次拒绝国民党的高官厚禄，积极寻求现代化的道路，严厉斥责独裁者的暴政和侵略者的伪善。毛泽东称颂他“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年仅50岁的朱自清就这样在贫病交加中与世长辞，把他的高尚气节、人格尊严永远留在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