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莱集

又名《东莱文集》。文集。四十卷。宋吕祖谦撰。原由其弟祖从俭、侄乔年同编。(撰者事迹参见“《近思录》”条)
该集含文集十五卷、别集十六卷、外集五卷、附录三卷、拾遗一卷。为撰者各种杂篇汇聚之作。其中《易说》、《杂说》及一些往来信牍等反映了其哲学思想。
《易说》以解释《周易》诸卦而发挥撰者自己的观点。中以为天地万物生生灭灭，而唯“理”恒久而没有增损。理统天下，就如同“元气之在万物”,因而一切世上不同之事，都可以以理统一，以理看万物，则没有什么不同的。“理”是自然与社会的最高原则，凡涉“天理”,都应“了然不可乱”,顺理而动者则谓君子，反之则小人。又主张“天下事必有对”,比如盛衰、强弱、进退、荣辱等，而此则基于“太极”之生“两仪”,即“一阴一阳谓之道”。两者同而见异，而又互为其用，“相反处乃是相治”,又“盈虚消长”而互相转化等。又由于两极的这种运动，从而产生了“一之内自有新，新之内自有一”的同中有变，并提出了“天下之事向前则有功”的命题。正如河水如果静止不动则日涸一日，只有常流不息，才能以至无穷。另外，又主张在发展中的适“中”,以为“凡事不可过甚”,如此等等。谈到人性，以为“吾之性本与天地同其性，吾之体本与天地同其体”,是尽善尽美的，故“当件件守初心”,“本性既失，已是私心”。
《杂说》篇也谈到人性问题，以为“性本善，但气质有偏，故才情亦流而偏耳”。又进一步区分“人心”与“道心”,以为人心是“私心”,而道心则是“本心”,即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撰者又解释“微”为精一、仔细，以为“既能精一，则信能执中耳”。该篇还谈到“三德三行以立其根本”的意见，尤其强调“教”的意义，而教即教以“国政”,使子弟能从孩幼时便“通达政体”,洞晓“国家之本末源委，然后用之”。批评当时读书不讲实用，读了二、三十年圣人书，到临事时则格格不入，“学而无所用，学将何为也？”因而须有“惇厚笃实”的学风，学以致用。
《史说》参据历史而发挥之意。关于读史，以为“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盖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因而总能借古论今，借古见理。如借东汉桓帝时党锢之祸的教训而说“大抵为学须当推广大心，凡执卷皆是同志，何必与亲者方谓之同志，而疏远者便不是同志之理，此只是一个忌心”。中还谈到史书的两种传统写法，即编年体与纪传体“互有得失”,因而不可偏废。另外，如《与朱元晦书》谈治学，《与周子充》谈民间疾苦，《官箴》谈为政之道，一些墓铭志谈以富恤贫，等等，皆可反映撰者的一贯思想。
该集入《四库全书》集部。初有宋版，孝慈堂目列正集十五卷、别集十六卷、外集三卷、《丽泽论说》七卷、附录三卷，《金华丛书》即以此本刊行。《四库》本移《丽泽论说》入经部。又有一种《两宋名贤小集》辑《东莱集》为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