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祖爱新觉罗福临

世祖爱新觉罗福临 

幼年登基

崇德八年 (1643) 八月十四日黎明，后金皇宫内纷纷嚷嚷，门外，两黄旗精兵张弓挟矢，层层设防，一派兵戎相见之势。五天前，清太宗皇太极突然病死，此时，诸王大臣们正在为王位继承一事僵持不下。

竞争主要在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和皇太极的弟弟睿亲王多尔衮之间展开。豪格有两黄旗及正蓝旗作后盾，有多年征战立下的卓着功勋作资本，对他特别有利的是，汉族皇子继承的正统观念已逐渐为满州贵族接收。多尔衮的势力也不可小觑，他得到两白旗的支持，还有一母同胞的阿济格和多铎作他的左膀右臂。“朕爱尔过于诸子弟，赖尔独厚，以尔勤劳国政，恪遵朕命故也。”皇太极生前对多尔衮的重视和信任，更是他争夺皇位的一张王牌。

豪格一派剑拔弩张、咄咄逼人，多尔衮兄弟轮番上阵、毫不示弱，一场流血冲突眼看就要发生。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多尔衮提出拥立皇太极的第九子福临继位，由郑亲王济尔哈朗和自己共辅国政。这一招确实厉害：将劲敌豪格甩在一边，另选福临作幼主，堵住了要求立皇子的两黄旗大臣的嘴； 提议济尔哈朗作辅政，又拢住了其统辖的镶蓝旗人的心； 据有两红旗的礼亲王代善本没有参加角逐的打算，自然顺水推舟地表示赞同。多尔衮的折衷方案被各方通过了。

福临就这样被推上了皇位。从表面上看，他的登基很有些偶然性。但是，皇太极身后有七个儿子，福临恰被选中，多尔衮自然有他的考虑： 只有立幼帝，他才有理由掌握辅政大权，这样，年龄较大的皇子叶布舒、硕塞就被排除在外。几个年幼的皇子中，福临的生母——永福宫庄妃是皇太极晚年最得宠的皇妃，子以母贵，福临承继皇位当最合先帝心意，诸王大臣对此自然也没有什么异议。

庄妃即后来的孝庄文皇太后，她不仅是福临得以继嗣的重要因素，即位之后，福临初能稳坐皇位，后又能有所作为，皇太后的辅佐之功也是不容忽视的。孝庄文皇太后颇具谋略，皇太极在世时，她赞助内政，很是得力，皇太极暴病身亡后，她悲痛欲绝。由于她的子女都很年幼，离不开母亲的抚养教育，诸王贝勒大臣又多方劝阻，她才没有以身殉葬。福临即位后，为了辅佐幼帝，她非常信任多尔衮，在顺治五年多尔衮被加封为皇父摄政王，以至于世传太后曾下嫁多尔衮，但从现有的历史记载看并无此事。福临亲政后，她更是鼎力相助。为了笼络汉官使其为清王朝效力，她破例让孔有德的女儿在宫中享受郡主的待遇，又将皇太极的第十四女和硕公主嫁与平西王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为妻。清初，战乱频仍，经济凋敝，为此，她提倡节俭，几次将宫中节省下来的银两散发给灾民进行抚慰。这些都对巩固福临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后来，她又辅佐福临的儿子玄烨当政。她身历三朝，为大清基业的建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崇德八年 (1643) 八月二十六日，福临在沈阳正式即位，第二年改元顺治。据史书记载，顺治怀胎十一个月后才出生，出生前，屡有红光围绕皇太后之身，出生后，宫闱中红光照耀，香气弥漫。顺治生而神灵，志量非常，稍长又聪明英睿。这种带有神奇色彩的描述给福临身上罩上了一层不同凡响的灵光。然而，福临登基时不满六岁，毕竟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幼童，让这般年龄的孩子君临天下不能不说是一种儿戏。同所有满族少年一样，他整日醉心于骑射围猎，从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对于其他事情则无心顾及。时刻觊觎着王位的多尔衮对此有意采取放纵的态度。福临刚刚即位，都察院承政满达海、给事中郝杰等就多次上疏，请求为福临选择博学明经之士，“朝夕论讲，及时典章”。后来，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等又联名上疏奏请为福临“择满汉词臣，朝夕进讲”。多尔衮均以皇上年幼为借口，加以拒绝。与此同时，他紧锣密鼓，迫不及待地将权利集于己身。他先是罢免了诸王贝勒管理部院事务的权利，宣布自己“身任国政”，又将同他一起任摄政王的济尔哈朗排挤到身后。为了除掉最主要的政敌豪格，豪格的心腹俄英克图、扬善、伊成格、罗硕等人以 “附王为乱”的罪名被处死。只是由于福临涕泣不食，豪格才幸免一死，被罚银五千两，废为庶人。就这样，在短短几个月内，多尔衮便大权独揽，成为清王朝的无冕之王。

此时，正值明朝发生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崇祯十七年 (1644) 三月，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占了北京城，崇祯皇帝用一根绳索在景山了结了自己的生命。在这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降清汉人范文程上书为多尔衮出谋划策，力劝他要不失时机地攻取北京，取明朝而代之。遇事一向敏捷果断的多尔衮，也觉察到此乃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数日之内便聚集起大批兵马日夜兼程向山海关进发。

几天之后，在古长城的山海关一带，李自成的农民军与多尔衮率领的清军和对李自成降而复叛的吴三桂军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在清兵和吴军的夹击下，农民军败退到北京，但所剩兵力已难以据守京城，旋即仓皇撤离北京。大顺军来去匆匆，在北京城仅仅停留了四十余天，在历史舞台上留下了一幕令人深思的悲剧。当帷幕重新拉开的时候，古老的京都已再次易主。由于清军进占北京的最大障碍已不复存在，各地官绅望风而降，多尔衮的大队人马长驱直入开进了紫禁城。

顺治元年 (1644) 九月，顺治在济尔哈朗护送下由沈阳来到北京。十月初一，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开国大典。清晨，在诸王及文武百官的护卫下，顺治亲至天坛宣读告天礼文，正式宣告清王朝对全国的统治。随之是大封开国功臣，顺治命令将多尔衮兴邦建国的伟业刻于石碑以传告后世，还封他为叔父摄政王。可以说，尽管在隆重的大典上即位告天的是幼帝福临，但由此而威权并加的却是摄政王多尔衮。

多尔衮清楚地知道： 顺治在北京登基，远非真正的中原平定、全国统一。此时，大顺军尚有几十万兵马，各地农民武装更是出没无常、防不胜防。在南京，明朝遗臣奉福王朱由崧建立的南明弘光政权，是威胁清廷的另一支力量。为了清除心腹之患，十月十九日，英亲王阿济格被封为靖远大将军率部征讨大顺军。紧接着，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奉命挥师南下，征讨南明。在清军的剿杀下，大顺军也曾一度进行反攻，但终于丢弃西安，于次年二月进入河南，阿济格率清军紧追不舍。五月，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殉难。此后，坚持抗清的大顺军便大势已去了。偏安江南一隅的弘光政权，空有富庶的土地和明朝遗留的几十万人马，却君昏臣奸，大敌当前，还在醉生梦死、自相残杀。多铎的大军几乎是兵不血刃，就于顺治二年四月迫近江南重镇扬州。但是，人民是不屈的。面对异族的屠刀，督师扬州的史可法高呼“吾意早决，城亡与亡”，从容就义。守城兵士和百姓在城破后继续抵抗，给清军以重创。多铎遂下令屠城十日以示报复，至五月初二日“封刀”，扬州百姓死亡人数超过了八十万，血流成河，惨不忍睹。这就是历史上血腥的“扬州十日”。攻克扬州后，清军很快攻下镇江，兵临南京城下。此时，弘光帝已仓皇出走，南明大臣赵之龙等人冒雨迎降清军。弘光帝几天后被俘，在百姓的唾骂声中被解回南京。

平定江南的告捷文书传入京师，这时又传来了李自成遇难的消息，清廷上下欣喜若狂，似乎天下已尽入清军之手。多尔衮显然被迅速得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于六月初五日下达了 “薙发令”，命令江南各处军民尽行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薙发令”犹如火上浇油，激起了江南人民奋起抗清的斗争。“头可断，发不可丢！”各阶层人民纷纷揭竿而起，打出恢复明朝的旗号。江阴、嘉定先后爆发了规模浩大的反薙发斗争，市民和四乡农民群情激愤，守城抗清，在重创清军后，先后遭清军血洗。满清统治者的民族高压政策激起了反剃发斗争，又进而引燃了遍及全国的抗清斗争，这的确是多尔衮和满清贵族们所始料未及的。

在对付此起彼伏的抗清斗争的同时，多尔衮将相当一部分精力用于国家的治理。《大清律》的颁行，就是一项重要措施。为此，多尔衮屡颁谕旨，满汉大臣们也纷纷上书。顺治三年，顺治作序的《大清律集解附例》编成。次年三月，《大清律》正式颁行。正如谈迁所说： “大清律即大明律改名也”。颁行《大清律》前，处理案例也基本遵循明制； 颁行后，就更有所遵循。有法不依和法外有法在封建专制下本是不可避免的，何况改头换面的明律—— 《大清律》也不能适应清初的需要，但它的颁行标志着满清的统治已由习惯法过渡到成文法，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直到多尔衮去世，他所期待的天下大一统的局面也没有出现。但是，清朝入主中原、天下初定的首功的确是非他莫属。随着地位愈加尊崇，他也愈加擅权专断，有恃无恐。他肆无忌惮地排除异己：豪格到底被罗织的罪名置于死地，济尔哈朗也因“擅谋大事”被削夺了辅政大权。一切政令皆出自多尔衮之手，他甚至将大内的“信符”贮于自己府中。每当他入朝时，诸臣皆下跪行礼，文武百官朝拜顺治时，也要同时朝拜多尔衮。多尔衮才是大清国实际上的皇帝，已成为当时朝野皆知的事情。而福临不过是“惟拱手以承祭祀”而已，凡军国大事，他既无法干预，也无人向他奏报详陈，因为满朝文武只知有摄政王，不知有皇帝。乃至后世，人们也往往大谈多尔衮的功过是非，而忽视入主中原的福临的所作所为。

应该说，顺治初年，多尔衮虽然权倾朝野，在君臣之礼上却不敢稍微越轨。有一次，他乘轿上朝，大臣们一齐在朝门行礼，他自称于心不安，返轿而还。随着他的地位日渐巩固，他已经不满足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才有了许多僭越之举。

多尔衮的心腹党羽们自然深谙其主心思，他们狐假虎威，时常对幼帝不恭不敬。跟随顺治外出打猎，当行至深山密林中时，他们故意刁难顺治，把他引上险峻的小道。顺治虽爱好骑射，但到底年幼，骑术未精，不得不下马步行，他们便借机大加奚落，从中取乐。他们所以敢如此放肆，顺治当然深知其中缘故。他恼怒不已，却又无可奈何。这也促使他发愤苦练骑术，终于达到了非常娴熟的程度，以致在奔驰的马上能命中各种飞禽走兽。从小养成的对骑射浓厚的兴趣，一直持续到他成年之后，有时甚至因此影响政务，受到大臣们的谏阻。南苑是他当时经常游猎的主要场所，他还曾两次在大队扈从前簇后拥下出张家口、独石口围猎，开日后历代清朝皇帝举行“塞外行围、“秋狝之礼”的先例。

少年亲政

几年过去了，当年的幼帝已步入少年。他不仅骑射之术日精，更关心治国用兵之道。但是，顺治的叔父、摄政王多尔衮并没有丝毫归政的意思。历史常常因偶然事件而改写。顺治七年 (1650) 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坠马受伤。他夙患风疾，入关后的过度操劳更使病情日渐加重，这次受伤后他卧床不起，于十二月初九日在喀喇城去世，年仅39岁。不久，多尔衮的灵柩运到了北京，顺治一直出迎到东直门五里之外的地方，“跪奠三爵”，极度的悲痛哀悼之情，简直难以言状。他在诏书中追述了多尔衮扶立自己、平定中原、统一天下的丰功伟绩，追尊这位功德无量的摄政王、皇叔父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照此看来，多尔衮虽中年早逝，但他生前威比天子，富过君王，死后又恩义兼隆，荣哀备至，可以称得上是善始善终、结局圆满了。但是，形势很快便出人意外地急转直下。多尔衮死后两个月，苏克萨哈、詹岱首告多尔衮曾 “谋篡大位”。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以首的诸王大臣也纷纷上奏，追论多尔衮独擅威权、挟制皇帝、逼死豪格、纳其妃子等一系列罪行。顺治皇帝下诏削夺了多尔衮的爵位，没收了他的财产，又命令毁掉他的陵墓。人们挖出他的尸体，棍打鞭抽，然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通过这些处置，顺治感到出了一口闷气，多年来他容忍多尔衮的僭妄之举所郁积的种种不快，一下子发泄出来。同时，安抚了诸王大臣的愤怒情绪，并给予那些想继续预政的诸王大臣们一个暗示： 想觊觎皇位、欺罔圣上是没有好下场的！

十四岁的顺治此时才成了真正的一国之主。顺治八年 (1651) 正月十二日，他御太和殿亲政。

由于宫廷中良好的学习条件，顺治六岁时就对读书颇具兴趣，到了8岁，对满文俱已熟习。但由于多尔衮的一再阻拦，他失去了接受汉文化教育的最佳时机。到他14岁亲政时，对汉文十分陌生，每当阅读诸臣的奏章，便感到茫然不解。

为了学习中国历代帝王的治国修身之道并提高自己的汉文水平，顺治亲政后便发愤攻读。他以少年人所特有的热情和勤勉，阅读了大量汉文书籍，左史庄骚、先秦两汉、唐宋八大家、宋元着述，都在他的阅读之列，连刚刚刊印出版的金圣叹所批的 《西厢》、《水浒》也不曾遗漏。后来，他还曾回忆起这段读书生活。他说，那时除了处理军国大事，便是读书，但因当时顽心尚在，多不能记牢，就五更起来再读，到天大明便能背诵了。勤奋读书使他摆脱了先辈那种落后民族的草莽之气，而颇具文人学士之风，给他的政策以十分深刻的影响。从此，他不再象自己的先辈一样单靠 “武功”治天下，转而以 “文教” 作为治国之本。

由于汉文化的薰陶，顺治将《四书》《五经》奉为最高教义，把儒教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大力提倡德治和教化，反对苛政和嗜杀，来缓和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他接受了儒家的 “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思想，用来为自己统一天下的事业服务。当时一些明朝降官提出了 “惟有忠于明朝，才能忠于清朝”的观点，他也表示认可。顺治十年 (1653)，他为范景文、倪元璐、王承恩等明末殉难忠臣立碑旌表，赐地供祭，以之作为忠臣的楷模。他对誓死不降的史可法给予很高评价，并亲自着文赞颂。

孝道也是顺治所大力推崇的。他命大学士冯铨为总裁官，编制《孝经衍义》，还下令编写刊印 《范行恒言》、《幼善要言》、《顺天大戒》等书，要求使诸书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范文程曾对多尔衮说： “治天下在得民心。知识分子是最优秀的民，得了他们的心，所有民的心也就得到了。”多尔衮听后就马上跑到孔庙去行礼，还规定以后每年三月、九月都一定要派官致祭。顺治对范文程的见解显然也深信不疑，顺治九年(1652)，他也亲自到孔庙祭奠，并拨了三万两银子修缮孔庙。他还组织明朝文人修明史、编儒书，通过《顺治大训》、《资政要览》等书大力宣扬忠孝之道。

顺治力主以文教治天下，而他亲政后从多尔衮手中承继下来的天下又是什么样子呢？顺治十年(1653)，定南王孔有德、敬谨亲王尼堪在李定国于华南发动的强大攻势中双双战败身亡。消息传来，朝野震惊。吏部在上奏的题本中，十分沮丧地承认这是开国以来所遭到的最大挫折和耻辱。财政上则出现了阮囊羞涩的窘迫局面，当时仅官俸一项，就需用银六十万两，而国库的存银只有二十万两，顺治不得不动用内库支付这项开支。但最使他忧心忡忡、焦虑不安的是，多尔衮摄政时期实行的一些弊政，导致了民族矛盾的极端尖锐，各地抗清斗争此起彼伏，大清江山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一切都使年幼的皇帝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生性暴躁，但特殊的环境和地位又使他远比同龄人成熟稳健。经过与大臣们反复商讨，他决定在军事上首先采取以抚为主的怀柔政策和先西南后东南的战略措施。

当时，江、浙、闽、粤一带有郑成功的水师出没，滇、桂、川、黔的大部又被李定国等分据，清军穷于应付，疲于奔命。因此，集中兵力于一隅，改变两个战场同时作战的被动局面，是尽快结束战争、再造一统的上策。八旗劲旅娴于骑射，“固习于陆战”。郑成功指挥的三千多艘船只云集在厦门附近的港湾河口，令清兵望而生畏。根据当时清军的实力，惟有采取先西南后东南的战略最为适宜。为了实现这一战略部署，顺治采取了两项措施： 一方面极力争取招抚郑成功，以便集中兵力对付西南战场； 一方面任命洪承畴为五省经略，直接负责西南的战争。他还谕令兵部，对各地小股农民武装，不管人数多寡，罪行大小，只要能真心改悔，主动投诚，全部赦免其罪，由当地政府安置。命各级官吏将告文遍布通衢要道，使之家喻户晓。

早在顺治九年 (1652) 十月，顺治即敕谕浙闽总督刘清泰，令其加意招抚郑氏，明确指出： “若成功等来归，即可用之海上……今已令郑芝龙作书，宣布朕之诚意”。次年五月即封郑芝龙为同安侯，郑成功为海澄公，并特令满州章京硕色赉赐郑成功海澄公印一颗，敕谕一道，前往福建与郑氏谈判。同年七月又颁谕催促郑成功尽快受封归附。至十一月再次敕谕郑氏，如其归顺，依然允其驻防泉、漳、惠潮一带地方，“其管民文官，俱听部选，尔原辖武官，听尔酌量任用……”前后仅一年就给郑氏下了四道敕谕，足见顺治用心之良苦。

与此同时，西南方面的军事活动也在加紧进行。顺治十年 (1652) 五月，洪承畴出任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经略，总督军务，兼理粮饷。顺治给予他节制升迁地方文武官员、决定进兵时机的大权，特令他遇到紧急情况，可以 “便宜行事，然后知会”。这种知人善任、事权划一的作法，有利于指挥者主动灵活地捕捉战机，为西南战局的根本改观提供了重要保证。洪承畴对皇帝的意图自然心领神会，他谋略很深，又十分熟悉西南的山川形势，到任不久便有了起色。他先是控制了湖广，在南下时机业已成熟之际，适逢孙可望为权欲所驱袭击李定国，后来又走投无路投靠清军。孙可望“开列云贵形势机宜”作为进见之礼，使洪承畴尽知义军内情，遂大举向西南进军。清军相继攻克贵阳、重庆、遵义等地，于顺治十六年 (1659) 一月进入云南，在永昌磨盘山一带歼灭了李定国主力，桂王朱由榔逃入缅甸。至此，最后一个维系明朝遗民的南明政权已经名存实亡。

西南形势出现根本好转后，郑成功仍在坚持抗清拒不受抚。这时，顺治的态度开始强硬起来。顺治十四年 (1657)三月，他下令对郑成功“当一意捕剿，毋复姑待”，一个月后又将郑芝龙及其亲属子弟等“俱流徙宁古塔地方，家产籍没”。在顺治的招抚下，郑氏部将黄梧、施琅、苏明相继降清，抗清形势趋于低潮。在这种情况下，郑成功率师东渡，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持续了近二十年的大规模武装反清斗争已接近尾声，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王朝终于在刀光剑影中完成了草创。

顺治深知 “帝王临御天下，必以国计民生为首务”，为了迅速改变国穷民匮的局面，他十分重视恢复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顺治十年 (1653)，他采纳了范文程等人的建议，设立兴屯道厅，在北方推行屯田开荒。在四川等地，则实行由政府贷给牛犋种银，任兵民开垦的鼓励政策。由于当时清政府自身财政困难，无力筹措大量牛种银两，因此收效不大，也未能推行全国。此后，他先后颁发了督垦荒地劝惩则例和官员垦荒考成则例等，鼓励垦荒。顺治十四年(1657)，清政府以明代万历年间的赋役额为准，免除天启、崇祯年间繁重的杂派，编成《赋役全书》颁行天下。政府还向税户发放“易知单”作为缴纳赋税的凭据，以防止各级官吏的加征和私派。第二年，河南巡抚贾汉复就递上了清查垦荒土地九万余顷、每年可增收赋银四十万八千余两的报告。鼓励垦荒的措施立见成效，使顺治十分喜悦，他对贾汉复大为称赞，并立即加以提拔重用。

圈地，这是摄政王时期一项很大的弊政。这一时期曾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圈地。开始声称只圈无主荒地和明朝勋贵的土地分给满族官兵，实际上随意将民地指为官庄，把私人熟田硬说成是无主荒地，后来索性不论土地有主无主，一律圈占。田地一旦被圈，田主也马上被驱逐，家中一切财物都被占有。许多百姓被搞得倾家荡产，无以为生。被圈的土地中只有少量分给了八旗旗丁，大部分落入皇室王公和八旗官员之手。由于兵役繁重，旗丁的土地往往抛荒不能收成。鉴于圈地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顺治亲政后便下了严禁圈地的谕令。他认为，田野小民全仰赖土地为生。听说各地都在圈占土地作为打猎、放鹰的往返住所，便迅速令地方官将以前所圈土地全部退还原主，使其抓住时机耕种。后来，他再次重申，永远不许圈占民间房屋和土地。以后，虽然零星圈占土地的行为时有发生，但在顺治统治期间再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圈地，这种危及千家万户的滋扰总算暂时中止了。顺治还多次赈济京畿一带因圈地而流离失所的汉民，于顺治十年、十一年和十二年在京城广设粥厂，用以缓和广大汉民的不满。

满族的习惯是薙发梳辫，清军入关后接连下达薙发令，强迫汉民薙发。在他们看来，汉人只有改变自己的习惯，服从满族的习俗，才是真心归顺，因此实行了 “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的政策。这就引起了汉族人民的强烈义愤，他们纷纷起而反抗。一位目击当时情景的外国传教士曾这样写道：剃发令宣布之后，“士兵和老百姓都拿起武器，为保卫他们的头发拼死斗争，比为皇帝和国家战斗得更英勇”。清军相继占领西南诸省后，顺治接受了汉臣的建议，暂免剃发，允许这里的人民照旧装束。命令下达后，西南百姓欢欣鼓舞，纷纷争先出山贸易和耕作，运交粮米，与多尔衮占领南京后强制推行剃发所造成的后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清初大量圈占土地后，满族贵族为了补充庄田上的劳动人手，强迫当地汉人 “投充”，使之沦为满族贵族和八旗官员的庄丁和奴仆。这些庄丁遭受残酷的经济剥削，没有人身自由，甚至被主人任意买卖。为了跳出火炕，他们纷纷逃亡。为此，清政府颁行了严厉的逃人法，对逃亡者严加处罚，窝藏逃者、邻居不告都要治以重罪。亲政后，顺治也一度放宽了对逃人法的实施，将处窝主以死刑改为充军，还规劝满洲贵族说： 你们也应当想想这些庄丁奴仆为什么要逃亡而去，这其中肯定不会没有原因。如果你们平时能使他们衣食俱足、不过度劳累，对他们不任意刁难侮辱和严刑拷打，他们只会感恩效力，哪里还会考虑逃跑呢？你们如果能容他们之身，他们自然能体谅你们的心思。如果只是依靠严刑峻法禁止逃亡，对他们全不体恤，逃亡者必然很多，这又有什么好处呢！ 短短数语，足见顺治对于逃人法的弊害看得一清二楚，而且颇有些统治之术。

清朝初年，多尔衮对文武官员的烧杀掳掠、贪污行贿多持放纵态度，造成吏治腐败。这些人奸淫劫掠、刻剥民财、强买强卖、占产索食、私受民词、草菅人命……可谓无恶不作。吏治惊人的腐败威胁着清政权的巩固和稳定，也影响着与南明的对峙。顺治十分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说，朝廷要治理国家、安抚百姓，首要任务就是惩处贪官污吏。他下达了惩治贪官的谕令，明示臣下。谕令督抚对所属官员严加甄别，对那些扰民的官吏立行参劾。他又派出权力很大的监察御吏巡视各地，对违法的总督、巡抚、总兵进行纠举。临行前，顺治亲自召见了他们，对注意事项一一作了指点。不久，漕运总督吴惟华、江宁巡抚土国宝、云南巡抚林天擎等人就因贪污不法苛派累民被革职。巡按御史顾仁辜负圣上重托，执法犯法，“违旨受赃”，被立即处死。据记载，仅顺治九年被革职的贪官污吏就达二百余人。

清初的大小官僚有一大顽症，就是遇事内外观望，满汉互相推诿，办事效率之低，令人惊叹。顺治为此十分头痛。为了扭转这种状况，他令各部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和处罚条例，明确各自的责任职守，赏勤罚惰。定立了《违限处分例》，以此督促和限定被任命官员赴任的时间。为了改变各部门办事拖拉的积习，分别规定了各衙门议覆本章的时限，对延误时日者处以重治。地方督抚对皇帝交办的事务，按路程远近，近的限三个月，远的限半年，必须回复。遇有灾荒，各地必须迅速层层上报，超过期限一月以内的，均施以罚俸，超期限一月以上的，降职一级。根据地方官隐瞒田地的情节和钱粮完欠的情况，还定有 《朦隐田地议处例》、《钱粮考成则例》等，依此分别给予升级、罚俸、降级、革职等不同处理。

顺治的这些努力，虽没有从根本上革除封建官僚机构的弊病，但对稳定清朝初年的统治确有作用，使之在与南明的争战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重用汉官

顺治很明白，要加速统一中国的进程，巩固大清江山，就必须依靠汉官。在他亲政后，清廷中汉官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清廷有一条旧规，汉官在各衙门中不能掌印。顺治规定，谁的官衔在前，谁就掌印。顺治十二年 (1655) 八月，都察院署承政事固山额真卓罗奉命出征，顺治即命汉官承政龚鼎孳掌管部院印信。龚鼎孳闻命后，诚惶诚恐，战战兢兢，以一向以满臣掌印上疏推辞。但顺治仍坚持让他掌印。从此以后，汉官掌印才正式作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内阁大学士，起初满人是一品，汉人只是二品，顺治十五年 (1658) 改为全是一品。六部尚书起初满人一品，汉人二品，顺治十六年 (1659) 也全部改为二品。

汉族大学士洪承畴、范文程、金之俊等，既熟悉典章制度，又老谋深算、富有政治斗争经验。顺治对他们都很信任和重用。亲政不久，他就任范文程为议政大臣，使之得到了汉人从未得到的宠遇。他与范文程常在一起探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范文程告诉他统治者所实行的政策，要顺乎民心、合乎潮流，并提出兴屯田，招抚流民，举人才不论满汉亲旧、不拘资格大小、不避亲疏恩怨等重要建议，大多被他采纳。他与范文程过从甚密，常在其陪同下“频临三院”，“出入无常”，内之院几乎成了他的“起居之所”，连朝中一些汉官也为之不满，顺治却毫不在意。范文程在他手下屡屡加官进爵，当范文程年老体衰、上疏乞休时，顺治仍恋恋不舍，命他养好病后再加召用。左都御史魏裔介是明崇祯十五年 (1642) 的举人，入清后，逐步升至兵科都给事中，得到顺治的宠信。他多次被召见，赐宴行宫，谈经论史。魏裔介在顺治朝“言路最久，先后二百余疏”，在农政、圈地、财赋、吏治等方面均有建言，其中不少奏议如举行 “经筵日讲”、“月逢王视朝”，顺治都立行其说。汉人大学士冯铨，虽因多种过失曾遭到顺治的申斥和革职，但最终还是得到了顺治的重用和信任，与他有着一种非一般朝臣可比的君臣关系。冯铨母八十七岁时，顺治特命画师绘其母像并钤印颁赐冯铨。冯铨的次妾死后，顺治封之为一品夫人。冯铨治丧归来，顺治又遣人给他送去财物。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在任用汉官上，顺治从多尔衮那里承继了这一特点。无论东林还是宦党，他都兼收并蓄。冯铨本是宦党骨干，清朝一入关就被录用，官至礼部尚书。御史吴达曾经告发他，说他是魏忠贤的干儿，揽权受贿等等，多尔衮压而不发。顺治十年 (1653)，顺治也说： “国家用人，着眼于叫他立功，而不是叫他再犯错误。……冯铨本来没有什么明显的错误，且博通典故，熟悉政事，因此特地召用，以使他自新”。遂任命他做了宏文院的大学士，第二年又加“少师”衔。顺治十六年(1659)，以太保、中和殿大学士衔离职养老。洪承畴被派任江南五省经略，顺治明确授权：“抚、镇以下听其节制，兵马钱粮听其调拨”，“吏、兵二部不得擎肘！”洪承畴对皇帝的知遇之恩感恩戴德，随军南下后，攻城劝降，含辛遭辱，日夜操劳。洪承畴特地派人到家乡福建接来母亲，母亲见到他便挥动手杖出来，怒骂道：“迎我来，将使我为旗下老婢么？我打死你，为天下除一害！”随后便买船返回福建。洪承畴叛降清军，众叛亲离，但由于清廷的信任，他干到几乎双眼失明，只混了个三等轻车都尉的官衔，却死而无怨。

顺治重用和宠遇汉官，就是要“图贤求治”，使清王朝长治久安。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仍存在着满洲贵族对汉人本能的一种猜忌心理。他最担心汉官结党，因此时时加以防范。顺治十年 (1653) 四月，大学士陈名夏、户部尚书陈之遴、左都御史金之俊等二十七名汉官联名上疏，要求重治杀害妻妾的总兵任珍。顺治立刻警觉起来，认为陈名夏等人是党同伐异，便令各部七品以上官员云集在午门外，对陈名夏等人议罪，结果，陈名夏等人分别受到降级、罚俸的处分。后来，大学士宁完我又以痛恨剃发、鄙视满族衣冠、结党营私、包藏祸心的罪名弹劾陈名夏，使他终被处决。类似的猜忌、防范乃至加害汉官的事时有发生，但总起来看，顺治对汉官还是信任和重用的，也正是这些人在他统治期间助他一臂之力，使这位年轻的皇帝尚能有所作为。顺治不以因袭前代为嫌，使各派汉人为其所用，这也正是他的开明之处。

礼遇洋人

作为一个中国皇帝，顺治对天主教却颇感兴趣，这不能不归功于汤若望的特殊影响。汤若望是德国耶稣会传教士，是明末清初影响较大的传教士之一。人们常把他与利马窦相提并论，称为“利汤”。汤若望来到中国后，由于修历造炮方面的功劳，得到了崇祯皇帝的赏赐。但是，他真正的黄金时代还是在入清之后，更确切地说，是在福临亲政之后。

顺治八年(1651)，由大学士范文程引见，福临与汤若望相识了，这位年已五十九岁、学识高深的外国传教士很快就博得了年轻皇帝的好感和敬仰。这一年，汤若望被诰封为通议大夫，他的父亲、祖父被封为通奉大夫，母亲和祖母被封为二品夫人，并将诰命绢轴寄往德国。不久他加封太仆寺卿，接着又改为太常寺卿。顺治十年 (1653) 三月，又赐名“通玄教师”。顺治皇帝不仅使他生前尊贵荣耀，连他的身后之事也打算到了。顺治十一年 (1654) 三月，就将阜城门外利玛窦墓地旁的土地赐给汤若望，作为他百年后的墓穴之所。后来，顺治亲笔书写“通微佳境”的堂额赐给他悬于宣武门内的教堂内，还撰写碑文一篇，刻于教堂门前，赞扬他“事神尽虔，事君尽职”。在顺治的恩宠下，汤若望真可谓是爵位连进，尊荣有加。

顺治对汤若望这种不同寻常的恩宠，究竟原因何在？ 他曾经对左右大臣这样说过：“汝曹只语我大志虚荣，若望则不然，其奏疏语皆慈祥，读之不觉泪下。”又说：“玛法为人无比，他人不爱我，惟因利禄而仕，时常求恩；朕常命玛法乞恩，彼仅以宠眷自足，此所谓不爱利禄而爱君亲者矣！”因顺治的母亲孝庄皇太后认汤若望为义父，他便按满族习惯尊称汤若望为玛法，即汉语的爷爷。

当时不少传教士不仅传教，而且通医术，汤若望也不例外。顺治八年，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有病在身，孝庄皇太后便派侍女向汤若望求医。当时并未说明患者身份，只说是某亲王的郡主。汤若望从来人叙说的症状断定，患者病情并不严重，便将一面圣牌交与来者，叫他将此牌挂在患者胸前，并断言几天后就会奏效。皇后果然痊愈了，太后为了表示感激，赐给汤若望大批物品，并言明患者是自己的侄女，而且是当朝皇后，希望汤若望对自己以女儿相待。自此，顺治与汤若望的往来更加频繁，后来干脆免去进宫的繁礼，特许汤若望径入宫廷。顺治本人也不拘君臣礼节，常常亲临汤若望的寓所，在教堂、花园里游览，有时逗留时间稍长，便在那里共进便餐，其欢乐融洽的样子俨然家人父子一般。顺治十三年至十四年间，顺治曾二十四次就访汤若望的馆舍。尤其使汤若望受宠若惊的是，顺治在19岁生日时，竟向拜贺的群臣当众宣布，要在玛法家庆贺自己的寿诞。

对皇帝的知遇之恩，汤若望感激涕零。因而，他常常直言以谏，为顺治执政出谋划策，充当着心腹顾问的角色。顺治皇帝临终时议立皇嗣，专门征求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以玄烨出过天花为由，主张立玄烨为皇位继承人，顺治最后一次尊从了他的意见。

顺治宠遇汤若望，使天主教也得以在华风靡一时。汤若望在中国与西方传教士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大批传教士涌入中国，获得了传教的自由。自顺治亲政到康熙初年的十几年中，全国至少有十万人领洗入教，而在此之前的七十多年中，总共才有十五万人入教。

崇尚佛事

如果说，顺治对天主教的兴趣主要是缘于对其“玛法”汤若望的尊宠的话，那么，顺治对佛事的崇尚，的确是心向往之。

清初，临济宗着名禅僧玉林琇年仅23岁就做了湖州报恩寺住持，这在禅门实属罕见，遂为佛子们看重。顺治耳闻玉林琇的大名后，便诏请他入京说法。不料，玉林琇竟然摆起清高的架子来，接到诏书后，他先是卧床不起，后来又以先母未葬为借口婉言谢绝。直到第二年，他好不容易启程赴京，谁知走到天津又称病不行。顺治对此深为不快，应允他问道完毕立即送归。经过一番周折后，玉林琇终究还是到了北京，得到了顺治十分优渥的礼遇。顺治将他以禅门师长相待，请他为自己取法名为“行痴”，自称弟子，还时常亲临玉林琇的馆舍请教佛道。玉林琇也极力以佛教影响顺治，时常讲得皇帝喜悦异常，并因此授给他黄衣、紫衣、银印、金印等，还先后赐予他 “大觉禅师”和 “大觉普济禅师”的称号。玉林琇的目的在于提高自己的威望，并借助皇权扩大自己宗派的势力，而顺治则从佛教中找到了某种慰籍自己心灵的意念。尽管目的不同，却殊途同归，皇帝和禅僧被佛教紧密联系在一起。

临济宗的知名和尚木陈忞，也受到了顺治的宠眷。顺治十七年(1620)，木陈忞应召入京，在京八个月，深受礼遇。顺治多次到他下榻的万善殿就见，两人山南海北，说古道今。不仅谈本人身世、佛门法道，还涉及古今人物评价、八股对文、词赋书法等等，话题极为广泛。木陈忞盛赞顺治“虚怀好学”，来博取皇帝的欢心，扩大禅宗的影响。顺治也对他推崇备至，让他不要把自己当作天子，只当佛门弟子看待。命他为自己取 “慧橐”为名，“山臆”作字，“幻庵”为号，题“师尧堂”作堂名。顺治则赐给木陈忞“弘觉禅师”的封号，还赏赐了法衣、字画、佛像等物品。顺治十七年 (1660) 四月，南苑德寿寺落成，顺治竟费金五百多两在玄灵宫宴请木陈忞。一个月后，木陈忞要南归了，顺治恋恋不舍，要他留下两位弟子，早晚说话。他亲自到北苑门为其送行，赠送御书“敬佛”条幅和山水、蒲桃画各一幅。木陈忞南归后不足半年，顺治就两次派官前去探问。

顺治对禅学的皈依和对僧侣的深情的确有些异乎寻常。如果仅仅归之于个人的志趣，似乎难以令人信服； 但若了解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便不难找出问题的另一部分答案。明清鼎替之际，一些士大夫为功名利禄所动，欣然投入了清王朝的怀抱。但还有相当一些人与满族统治者势不两立，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辈便是其代表人物。此外，还有许多诗人、学者、画家也都断然拒绝了清政府的招抚，削发为僧，寄身禅门。明清之际的着名画家八大山人、石涛、渐江等人就是这样做的。况且，禅宗自唐以来在士大夫阶层中就有广泛的影响，许多名士常常栖身寺庙，形成了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顺治提倡禅学，除了个人信仰上的原因外，还以此作为联络地主阶级在野派的重要途径，以争取汉族士大夫的合作和支持，消融他们的敌对情绪，扩大满汉上层人物合作的基础，可谓用心良苦。他也因此成为清朝历史上唯一公开皈依禅门的皇帝。

顺治十七年 (1660)，顺治的宠妃董鄂氏死后，多情的皇帝陷入了极度的悲哀之中。他痛苦得不能自已， 情绪异常消沉， 随之更加笃信佛说， 以求解脱。 他整天与高僧溪森厮守在一起，说佛论经，彻夜长谈，最终竟决意超脱尘俗，遁入空门。后来经玉林琇反复开导，勉励他以帝王之尊扶持佛教，加上孝庄文皇太后的坚决阻拦，他才稍释出家之念。

废后宠妃

福临刚满十四岁，皇太后便根据已故摄政王多尔衮之意，选定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顺治八年(1651)八月十三日举行了隆重的大婚礼，奉迎皇后入宫。这一天，京城内外一派万民同庆的景象。宫内各处御路用红毡铺地，各宫门双喜大字高悬。但是，隆重热闹非凡的婚礼，并没有给皇帝带来美满的婚姻。皇后天生丽质，乖巧聪慧，但是婚后不久，就与皇帝产生了裂痕。顺治对皇后的所作所为很快就发展到不能容忍的地步。两年后将其废黜，降为静妃，改居侧室。博尔济吉特氏为什么被打入冷宫？顺治本人认为，自古帝王都以皇后作为自己的内助并使其母仪天下。而他的皇后是年幼时因亲戚关系而定婚，而且从册立之时起，就与自己志意不协调，两年的时间证明，改变她已没有什么希望。据顺治说，她处心不端，非常刻毒，妒忌之心很重，见到容貌稍微出众的人就十分憎恶，必欲置之于死地。对皇帝的一举一动，她无不猜防，以致皇帝别居他处，不与之相见。皇帝一向爱慕简朴，她却癖好奢侈，所穿服装皆以珠玉绮绣缀饰，不知珍惜，进膳时，有一件器具不是金制的，便十分不高兴。对她的所作所为，皇帝忍无可忍，忧郁成疾。皇太后得知其中原由之后就让他酌情裁夺，皇帝由此决定废黜皇后。但是，废后一事并非一帆风顺。顺治虽居一国之尊，但受礼法约束，也不能轻易行废立皇后之举。当废后的打算为大臣们所知后，大学士冯铨、陈名夏等人先后上奏，请皇帝深思熟虑、慎重行事。他们认为皇后正位以来没有什么明显过失，这样轻易废黜，不能服皇后之心，也不能服天下后世之心。假若皇后确实不合皇帝心意，可仿效旧制选立东西二宫。但顺治决心已下，难以更改，经过一番周折后，最终还是废了皇后。从诸大臣当时的奏书看，皇后也未必就如顺治所斥责的那样狠毒不仁，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两个人没有缘份吧。

顺治十一年 (1654) 五月，顺治聘科尔沁镇国公绰尔济之女为妃，还未入宫，又奉皇太后慈谕，册立此妃为皇后。六月份行大婚礼，正式册立为顺治的第二个皇后，这就是孝惠章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清代皇帝中一生行两次大婚礼的，也只有顺治一人。

新皇后又不合顺治的心意，他一度又要行废后之事，但因皇后实在没有什么大差错，大臣们又齐声反对，此事只得作罢。顺治十五年(1658)，因皇太后病中皇后有失定省之仪，诸王大臣等遵谕议奏：只存皇后之号，册宝照旧，停其笺奏。许之，后来又下谕，着笺奏照旧封进。新皇后就这样又被打入了冷宫。

顺治一生共有后妃十九人，但他最宠爱的大概就是董鄂氏了。据说，董鄂氏原本是顺治的异母兄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之妻，却受到顺治狂热的爱恋。博穆博果尔为此对董鄂氏大加申斥。顺治闻知此事后，竟打了弟弟一个耳光。不久，博穆博果尔怨愤而死，年仅16岁。等董鄂氏二十七天服满，顺治便册立她为贤妃，时为顺治十三年，皇帝19岁，董鄂氏18岁。一个月后又被晋为皇贵妃，颁诏天下。清朝册封妃嫔原来并不颁诏天下，顺治的破例之举足以证明他对董鄂氏的宠爱。皇贵妃之父也极受宠遇，连升三级，并得到大量赏赐，死后被追封为侯。

董鄂氏曾为顺治生了个儿子，即皇四子，子因母贵，据说皇帝曾准备将他立为皇太子。但不幸的是，他生下三个月后还未命名就夭亡了。事过不久，皇帝眷之特厚、宠冠后宫的皇贵妃也因忧伤过度玉殒香消，时值顺治十七年(1660)。她仅仅陪伴了顺治四年就匆匆离去了。董鄂氏之死使顺治陷入了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

据汤若望回忆录中说，皇帝为此竟寻死觅活，不顾一切，人们不得不昼夜看护着他，使他无法自杀。为了使贵妃在另一个世界有人服侍，有十三名太监和宫中女官被赐死。全国为她服丧，官吏一个月，百姓三个月。殡葬物品耗费了巨额钱财。顺治还将两座装饰一新的宫殿专供自远乡僻壤召来的僧徒作馆舍。后来，根据满族的习俗，这两座宫殿和其中珍贵的陈设，连同皇妃的尸体及棺椁一起被焚烧。皇贵妃死后，皇帝用蓝笔批本达四个多月，而清朝定制，皇帝及太后之丧，蓝笔批本也仅以二十七日为限。顺治既然不能与他心爱的贵妃共享永年，只好以这些殊遇来表达和寄托自己对她的无限爱恋和怀念。他亲自为董鄂妃书制的《董妃行状》洋洋洒洒数千言，追念两人朝夕相处的恩恩爱爱。为了抚慰顺治，太后同意追封董鄂氏为皇后，即孝献皇后。

尽管顺治以种种特殊的待遇来对待死去的宠妃，却没有使他哀痛至极的心情得到慰藉。此后，他的情绪日益消沉，本来就很孱弱的身体，越发显得力不能支了。

福临之死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六日深夜，大清皇宫万籁俱寂，在灯光惨淡的养心殿内，奄奄一息的顺治皇帝躺在御榻上。四天前，福临亲往悯忠寺观看亲信太监吴良辅的削发出家仪式，回宫后便卧床不起，原来他染上了可怕的天花。立嗣顿时成了当务之急。孝庄文皇太后一向对皇三子玄烨刻意培养，寄予厚望，坚持立他为皇太子。福临派人征询汤若望的意见，他的意见与太后相同，本想立次子福全的福临只好同意了这个意见。自知死期将近，福临召诸王贝勒和众臣前来宣布遗诏。在遗诏中，他历数自己亲政以来的多种 “罪行”和 “过失”： “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而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臣无心信事，精力懈驰”等等。福临为什么要在临终之际完全否定生前的所作所为，确实令人费解。如果说，遗诏经过满洲贵族们的篡改，发泄了他们长期积郁的忿懑情绪，倒是合乎情理的。遗诏同时宣布由八岁的玄烨继承皇位，由异姓功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辅政。

遗诏念罢，顺治也一命归天，年仅24岁，他在位18年，亲政11年。四月十七日，溪森按皇帝的遗命来京， 在景山寿皇殿为顺治举行了遗体火化仪式。 后来， 他的骨灰被安葬在孝陵。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颇具个性的福临被谥为“章皇帝”，庙号世祖。

福临幼年登基，少年亲政，又不幸英年早逝。前有多尔衮以文治武功奠定大清基业，后有一代英主康熙完成一统天下的大业，相比之下，福临不免有些黯然失色。但是，他在国家初创、百业待兴之时，极力以文教治天下，革除弊政，促进统一，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作为清朝入关的第一位皇帝，清世祖福临的历史地位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