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民族精神

儒学之所以统治中华民族达两千年之久而不熄灭，除了因为中国当时的经济政治结构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外，还因为儒学的道统中确实存在着适应封建社会需要的科学的、真理性的内容。儒学重视人的价值、推崇道德文明、以民为本、以德为政、以道制欲的理性精神，是中华民族不朽的民族精神，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孔子儒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人为本、重民爱民，表现了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他从现实的中国社会出发，用理性的眼光探讨社会发展的规律，总结、发展了自传说中的尧舜以来历代贤君圣王和进步思想家的思想，建立了一个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规范，以施行德治、重民爱民为特色的伦理——政治思想体系，用以调整全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使统治阶级内部协调一致，使整个社会安定有序。他把奴隶也看作人，十分注意爱惜和保护劳动力，提出重民、利民、富民的主张，把“养民也惠”、“使民也义”、“使民以时”、“使民如承大祭”、“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等作为仁人君子之道而要求统治者遵守，表现了明显的人道主义精神。这对于调动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发展生产是十分有利的。
孔子的仁政德治、重民爱民思想，是传统政治伦理的基石，它不仅为儒家后学所继承、发扬，而且几乎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共识。即使是那些昏君佞臣、反动政客，也不得不在理论上承认其正确性。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必定亡国灭身。荀子用舟与水的关系比喻君民关系，强调“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荀子·王霸》)。汉代贾谊提出“民者万世本”、“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大政》)。董仲舒认为，“天立王，以为民也”(《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主张革除秦代暴政，以“德化为本”,“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春秋繁露·制度》)。北宋张载讲“民吾同胞”,二程讲“民维邦本”(《文集》卷五),朱熹讲“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宋史·朱熹传》)。儒家这种仁政爱民说，是当时社会条件下一种进步的历史主张。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统治者的暴政，缓和了阶级矛盾，是中国封建社会形成强大凝聚力、获得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山东曲阜孔庙道冠古今坊

孔子的德政思想，还包含着这样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实行“任德不任刑”的原则，努力对老百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使他们“有耻且格”,自觉服从统治者的统治；一是充分发挥为政者的道德引导作用，处处当百姓的表率。这一思想无疑是深刻的。
孔子要求统治者尊尊、亲亲，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教原则。孟子讲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董仲舒进而提出“三纲五常”,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调整封建关系的基本原则而为历代皇帝所采纳。对此，要进行辩证的历史的分析。在没有民主传统的封建专制条件下，三纲五常尽管存在严重的片面性，但在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以减少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相互残杀，从而增强社会稳定性方面，仍然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到了封建社会后期，这种积极作用逐渐消失而转向反动。
孔子要求统治者“见利思义”、重义轻利、视不义之富贵为浮云、唯义是从、以道制欲，后来也成为儒家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儒家承认“饮食男女”是“人之大欲”(《礼记》),主张对人欲进行正确引导，把人欲限制在义理之内。孟子反对“上下交征利”,主张“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上》)。朱熹把人的正常欲望与“人欲”作了区分。他认为，“人欲”是不合天理的非分之欲，是人心患病的产物，“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则其心私而且邪”(《文集》卷一三)。“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语类》卷一三)儒家学者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理与欲的统一，要求给农民解决温饱问题：“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要承认贫富差别，但要避免严重的两极分化，“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董仲舒《春秋繁露·制度》),从而达到“上下相安”、社会稳定。一句话，“己者，人欲之私也；礼者，天理之公也”(《论语或问》卷一二),一切要为维护封建的纲常名教服务。对于劳动人民来说，要满足其基本的生活需要；对于统治阶级来说，要把全社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以道制欲的思想，对于抵制纵欲主义，保持社会的和谐统一、理性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与殷商奴隶制社会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在封建社会的生产力还没有冲破其生产关系的时候，当统治者还能维持其统治，先进的生产关系还不能取而代之的时候，这种以道制欲思想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儒家的道统也是治学的灵魂。历代的儒家学者，从孔子开始，都把治学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孔子的学生子夏明确提出“君子学以致其道”、“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在中国历史上，孔子第一次把当官与学习、提高道德修养联系起来。通过学习，掌握了修身、治国、平天下之道，就要积极地以其学力参与社会变革。孔子自觉地以天下为已任，积极寻找自己的用武之地。即使是在颠沛流离“累累若丧家之犬”的途中，他仍对学生说：“如果天下太平，我就不会同你们一道来从事改革了。”孔子主张学以致用，学了《诗》,可以增长知识，培养能力，“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能够“授之以政”、“使于四方”(《论语·子路》)。孔子当官时间不长，但政绩显著，孔子任司寇(相当于司法部长)时，在鲁国都城曲阜引起了震动，骗人的羊贩子老实了，骂街的泼妇被休了，骄横的流氓搬走了，市侩们也不敢哄抬物价了。孔子摄行相事，随鲁定公去夹谷会齐侯时，觉察并粉碎了齐国企图劫持鲁定公的阴谋，并让齐国归还了侵占的三处土地。下野之后，孔子周游列国，以图在诸侯各国执行其治国之道。未果，又回到鲁国，整理古籍，“笔削春秋”,仍能干政，使“乱臣贼子惧”。
孔子这种“以其学，易其道”的学术宗旨，为其后学所发扬光大。《礼记》中的《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实施这一原则的步骤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了宋代，这种思想进一步为理学家们所弘扬。张载进一步把治学目的归结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到了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等启蒙思想家批判了宋明以来蹈虚空谈的腐朽文风，主张为学要“经世致用”,解决“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顾炎武在广泛进行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天下郡国利病书》以及《日知录》,决心“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亭林文集》卷二，《初刻日知录自序》),把儒学“易道”的传统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把学而优则仕实践化、制度化，使读书与做官联系更为紧密。在其位，固然要谋其政，为民造福；即使是平民百姓，也要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汉代的王充与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可以说是这一方面的典型。王充身居陋室，心忧天下，“贫无一亩庇身，志佚于王公；贱无斗石之秩，意若食万钟”(《论衡·自纪》)。他闭门潜思，著《论衡》八十五篇，揭官场黑暗，正时俗嫌疑。王夫之自题墓石表明自己的学术宗旨：“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至，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抗清失败后，王夫之隐伏于湘南，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学术研究，著书立说。他撰写的《黄书》,深刻总结了明朝灭亡的教训，阐述了自己的改革主张。
两千多年来，儒学仁民德政、以道制欲的政治理论以及以学易道、大治天下的学术传统，深深地融入了中国人的心灵，成了中华民族不朽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发达兴旺提供了良好而完善的理论和持久而强大的精神动力，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换代的变革中又起了严重的阻滞作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当中国力图追赶世界大潮，开展艰难的历史探索时，海外出现了一批“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力图用儒家学说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现代化的“现代新儒家”。亚洲“四小龙”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儒学复兴”的波澜。这一方面说明了儒家学说的顽强生命力，同时也现实地表明了研究儒学、推陈出新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