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法事赖国主

继佛图澄之后，利用王权大力弘扬佛教的就是他的学生、佛教高僧道安。
道安出生在一个世代宗儒的家庭，由于父母双亡，从小过着艰苦的生活。但他天资聪颖，一夜就能背诵近万字的佛经。后来他游学到后赵的首都邺，见到佛图澄，并深得其赏识。因其貌不扬，有人很轻视他。佛图澄则说：“此人的远见卓识，决非你们这些人可比。”此后，道安以佛图澄为师，研修佛学。东晋永和四年(348)佛图澄圆寂，第二年石虎死，后赵又重新陷入诸侯割据、拥兵残杀的混乱局面。道安为避战乱而逃到濩泽(今山西阳城)等地，几年后再度返邺时，道安已是数百人僧团的领袖。随后几年的天灾人祸，使道安及其门徒处境十分艰辛，时常以草木充饥。面对天灾旱蝗、寇贼纵横的局面，他们处于聚则难立、散则不可的两难之境。最后，他们决定寄居东晋辖内的襄阳。
当道安一行跋涉到新野(今河南西南)时，他对门徒们说：“如今遭遇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于是，他命竺法汰到扬州，认为那里“多君子，好尚风流”。命法和入蜀，认为那里“山水可以修闲”。他自己则率领弟子慧远四百余人直达襄阳。
“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既是对佛教传播以来，特别是其师佛图澄的传教活动的经验总结；也是道安奉行的基本策略。广而言之，此话勾勒出佛教与政治、出世与入世之间的微妙关系。
道安到达襄阳后，同不少名流、显要交往。四方学者竞相前往拜道安为师，一些达官贵人也讨好于他。朱序镇守襄阳时，与道安交情颇深。朱常说：“安法师是道学之津梁。”道安先住襄阳白马寺，因寺狭僧众，便另建檀溪寺。当地富豪鼎力相助，建塔五层，起房四百，铸铜佛像一丈有六。
道安与襄阳当地名士习凿齿的交往尤其密切。习凿齿，宗族富盛，世为乡豪。少有志气，博识洽闻，以文笔著称。曾任荆州刺史温辟的顾问，参与机要。后因与桓温不合而罢归襄阳。他以“锋辩天逸”而“笼罩当时”。道安到达襄阳后，久慕其名的习凿齿前往造访。就坐以后，习凿齿自报姓名道：“四海习凿齿，”道安应声道：“弥天释道安。”当时传为佳话。不久，习凿齿向当时政治显贵谢安推荐了道安。
道安既不靠幻术惑众，又不以权势压人，全靠道德学问来律己教人，并以此赢得他人的敬重。东晋孝武帝信奉佛教，在宫殿内建精舍让沙门居住。当他听说道安的道德学问后，遣使问候，以示殷勤之意，并下诏说：“安法师器识伦通，风韵标朗，居德训俗，徽绩兼著。岂直规济当今，方乃陶津来世。俸给一同王公。”这样，道安享受类同王公的特遇。
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年(378)春，苻丕率兵攻襄阳，道安被镇守襄阳的南中郎将朱序软禁，不得擅离。道安只好把门徒分散到各地。第二年，苻丕攻陷襄阳，俘获朱序，将朱序、道安、习凿齿一同送到长安。苻坚久闻道安大名，常说：“襄阳有释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以辅联躬。”道安到长安后，苻坚十分高兴，赏赐颇多。后来，他对仆射权翼说：“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权翼问道：“谁人？”苻坚说：“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高僧传》卷五)因为习凿齿个子较矮，所以苻坚戏称习为半人。从这里可以看出苻坚对道安的敬重。
道安在长安成了前秦的最高佛教领袖。他除了译经，建立僧团等宗教活动外，这位身披袈裟的高僧，又是苻坚的高级军政顾问。
苻坚统一北方后，企图举兵南下，统一中国。东晋太元七年(382),苻坚召集群臣商讨此事，反对者为数不少，素为苻坚信重的苻融也不赞成，认为此举会劳而无功、兵败而返。可苻坚一意孤行，定要南征。此时，一些大臣找到道安，请他向苻坚进谏。道安本来倾向于东晋，对这一请求，他也乐意从命。不久后的一天，苻坚游东苑，下令要道安同车游览。在车上苻坚谈及南下灭晋之事，道安乘机劝谏说：“陛下顺应天命，一统中原。居中原则可制四维，何烦陛下再劳身于驰骑，口倦于经略，栉风沐雨，蒙尘野次呢？而且区区东南，乃贤舜游而不返，大禹适而弗归之恶地，哪值得上劳神驾，下困百姓呢？如果文政德治足以让边远之国归顺，即可不动一兵而一统天下了。”道安这里的劝谏之词，提倡的是王政德治。力主出世的高僧在这里透出了深切的现实关怀，颇有儒家情怀。不过，苻坚并未采纳道安的建议，率兵九十万南征，但淝水一战，惨败而归，此后前秦一蹶不振。
道安以其高僧大德的形象赢得了士人与权贵的尊敬。苻坚在谈到邀道安同车出游时说：“安公道冥至境，德为至尊，朕举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能与同游，非安公与车之荣，此乃朕之显也。”从苻坚的话中，不难看出前秦统治者对高僧的倚重和对佛教的重视。再结合道安所说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来看，国主与佛法有时有着相互依赖的关系。不仅佛法的流布有赖于当权者的支持，而当权者的统治也有赖于佛教的流行或佛僧的辅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