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和运作

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是抗战初期蒋介石试图改造国民党、扩大国民党统治基础的重要举措。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国民党高层领导人对该党现状时有不满与担忧。早在1932年，孙科就曾表示：“自北伐以来未满民望，党之信用日减，迄至今日，民众对党已大怀疑。”^[1]蒋介石也在国民党内的一些场合坦言对党务的失望之情。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全国民众包括广大青年表达出高昂的爱国热情，蒋介石担心国民党吸引青年、让人民诚心服从领导的能力^[2]。蒋介石在不同场合，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推进三青团的筹组活动。1937年九十月间，蒋介石在南京数次召集CC、政学系、黄埔系、复兴社等派系重要人物开会，明确表示国民党内原来存在着的CC、复兴社和改组派等秘密小组织，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抗战的需要，而应当予以解散，成立一个“大组织”,进而实现各党各派和全国的团结。在商议新成立组织的名称的时候，蒋介石反对加上“中国国民党”的字样，而主张以三民主义相号召^[3]。
蒋介石非常重视三青团的筹备。1937年11月初，当华北战场和淞沪抗战受挫之时，蒋介石在考虑改组军事委员会和行政院、调整各省主席的同时，也在“研究青年团之组织”^[4]。1938年1月，蒋介石进一步确定了“青年团组织之性质与干部名单”,认为“青年团必须有政纲”^[5]。蒋介石还亲自决定了三青团筹备委员会的名单。至此，三青团的成立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在致大会开幕词时指出：国民党目前存在的严重缺点就是组织松懈，纪律废弛，以致党的精神衰颓散漫，党的基础异常空虚。因此他认为大会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国民党自身的改进^[6]。该次大会通过的《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中提出了党务改进与调整的原则，其中一条就是：“设立青年团。本党应以执政党之地位，训练全国青年，使人人信仰三民主义。故应设立青年团，将预备党员制取消。”大会通过的另一个议案《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也指出：“抗战实力，寓于民众，而青年尤为国家民族之瑰宝，本党应取消预备党员制，另设青年团，征求全国优秀青年而训练之，使各成为三民主义之信徒。”^[7]会议通过修改后的国民党章程总章第一章第五条写道：“本党为训练青年设青年团，其办法另定之。”^[8]这样，三青团的成立便在国民党体制内获得了最高法源依据。同年4月6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要旨案》,该案指出：“为谋全国青年意志之统一，能力之集中，以充实国民革命之力量起见，依照本党总章第五条之规定，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并规定青年团设团长一人，由国民党总裁兼任之；设评议长一人，评议若干人，组织评议会；青年团干部由团长指派之；青年团为公开团体^[9]。经蒋介石指定，有陈诚、陈立夫、张道藩、朱家骅、谷正纲、贺衷寒和康泽等人进行了三青团的筹备工作^[10]。1938年6月16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团章》公布，共15章72条。这样，三青团的筹备工作基本完成了。
经过酝酿与筹备，1938年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干事会在武昌成立，蒋介石自兼团长。成立仪式上，蒋介石首先进行宣誓：“中正正心诚意，与本团全体同志一心一德，矢忠矢信，继承总理遗志，实行三民主义，捍卫国家，复兴民族，以克尽上对亿万世之祖宗，下对亿万世之后代，中对全国国民与世界人类所负之责任。”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会全体干事、中央团部各处正副处长和工作人员，在蒋介石的监督下宣誓：“余誓以至诚，力行三民主义，服从团长命令，严守团纪，执行决议，实践新生活信条，为国家尽忠，为人民服务，不辞劳怨，不惜牺牲，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制裁。”^[11]
三青团中央团部设干事会，干事会的职权有：执行团长命令；决定工作计划；组织下级团部并指挥监督之；办理监察会移付执行的案件；编制预算决算支配全团财务。干事会下设书记长办公处、组织处、训练处、宣传处、经济处、社会服务处、总务处。各处均有专门负责人专司其职。1940年4月，书记长下又增设女青年处。
三青团成立时，中央临时干事会干事31人，以陈诚、朱家骅、陈立夫、贺衷寒、张厉生、段锡朋、陈布雷、谭平山、谷正纲9人为常务干事，其中陈诚被蒋介石指定为书记长。嗣因陈诚承担的前方军务繁重，加派朱家骅兼代书记长职务。1939年9月1日，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在重庆正式成立，陈诚等35人为干事，程思远等15人为候补干事，陈诚等9人为常务干事，陈诚仍为书记长。1940年9月，陈诚因军政事务繁忙辞去三青团干事会书记长，专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蒋介石另指派张治中为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1941年11月中央干事会干事任期届满后，蒋介石重新选派张治中等49人为干事，毛庆祥等19人为候补干事，张治中为中央干事会书记长，下设书记长办公室、组织处、训练处、宣传处、社会服务处、女青年处、法规审查委员会、人事甄审委员会、财务委员会^[12]。
三青团中央团部还设立监察会，由团长选派15人为监察，9人为候补监察。团长从监察中选派人组成常务监察会，并由团长从常务监察中选派一人为书记长。监察会的主要职权有：监察团务进行；检举并审议干部及团员违反纪律案件；稽核全团决算及经费收支；指挥下级监察工作^[13]。1939年9月，中央监察会监察为邵力子、陈布雷等35人，其中王世杰、朱家骅、陈布雷、邵力子、罗家伦为常务监察，王世杰为书记长，下设书记长办公室，包括总务、审查、稽核3个组。1941年11月，第一届监察会期满，其中黄仁霖监察、袁守谦、陶百川二位候补监察调任中央干事，马君武监察病逝，于是以顾孟馀、吴南轩为监察，张洪元、余井塘为候补监察，余均连任^[14]。
三青团团章还规定设指导员若干人，由团长聘任，负责指导团务。1941年11月，蒋介石首聘9人为三青团中央团部指导员，他们是吴稚晖、戴季陶、孙科、何应钦、白崇禧、陈果夫、叶楚伧、张伯苓、蒋梦麟^[15]。
三青团组织除了中央团部外，下设支团、区团、分团等组织，根据战地与后方并进、学校与地方并重的发展原则，先在重要地点建立组织，逐渐扩充至各地区及各部门，包括内地各省、敌后战区、边疆海外。到1944年12月底，三青团建立有支团26个，区团35个，分团970个，合计达1031个组织单位，包括设于行政区者878个，战区19个，边疆13个，海外25个，学校72个，训练班团21个，其他区域3个。三青团成立后，非常注重发展团员，扩大团员的总数。据统计，1938年三青团成立的当年总人数仅为9207人，但第二年即1939年的团员总数已经扩大到89,664人，1940年更是发展到了总数达259,147人，1941年总数达421,161人，1944年则发展到了887,865人^[16]。三青团团员的年龄构成中，按照1944年的统计，16岁至30岁占94.28%,30岁以上者为5.72%。以教育程度来看，中等学校毕业者最多，小学毕业者其次，受高等教育者较少^[17]。
三青团成立后，中央团部和地方团部即大力举办干部训练班团，从1938年到1944年，受训干部达11,011人，后来扩充为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另外，根据蒋介石1939年5月关于举办青年营的手令，同年三青团中央团部和四川支团部分别在重庆、成都两地试办夏令营，以后成为三青团训练干部的重要方式，得到迅速的发展。1939年的重庆、成都两地夏令营共有学员719人；1940年则举办了重庆、成都和城固三个营，学员数增加至1429人；1941年发展至重庆、成都、陕西、贵州、福建五个营，学员共2496人；1944年则共举办19处夏令营，学员总数6157人^[18]。三青团举办夏令营既有刷新青年道德观和政治观的使命，还有着扩大组织的目标，训练对象以中学以上学生为主，学员不限于具备团籍者，训练内容包括政治训练与文武体育各种课程。
三青团还采用多种方式开展宣传工作，如中央团部创办青年书店和青年印刷所，编印《中国青年》月刊、《三民主义》半月刊、《文化新闻》周报，开展对国内外青年的广播。各级地方团部也都出版有刊物。此外还三青团并把宣传工作与各种服务活动、娱乐活动结合起来，如办理青年馆、服务社，举办演讲会、座谈会、展览会、音乐会、游艺会，组织开展慰劳征属、旅行竞艺等活动。一些地方的团部还设立了农场、林场、工厂、合作社。另外，三青团举办的青年学业和职业辅导，也受到广泛的欢迎。
处于战区的三青团组织和成员，还参加了协助军队作战、疏散难民、安抚流亡等工作，如武汉会战后期的撤退，以及河南与湖南的数次战役中，都有三青团组织进行着运送伤员、担任向导和慰劳军队等工作。而处于敌后的三青团组织和成员，则与日伪进行着各种方式的斗争。
总体来看，抗战初期三青团的建立与开展的基本活动，主要服务于蒋介石整饬不同秘密团体、促使国民党进行除弊更新的目标，同时在国统区青年群体中扩大了蒋介石的影响，扩大了国民党政权的社会基础。另外，也有助于推进当时国民党确立的抗战纲领和基本政策，对抗战事业有着积极的作用。
随着三青团的筹备和成立，原先处于国民党体制内的复兴社、青白团等秘密团体停止了活动。但是，旧有的派系之争不仅没有中止，相反却以新的样式得以存续甚至发展了，其结果对国民党的体制及其运作造成了冲击。
三青团成立后，其与国民党的关系颇为微妙和复杂。如前所述，根据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三青团是由国民党所设立的。但是，三青团的创建者蒋介石，虽然是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兼任三青团团长和总揽团务，却明确反对在三青团的名称中加入“中国国民党”,明确表示不想使三青团成为国民党组织的下属部门，以避免其沾染国民党的弊端与恶习。正如蒋在《为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告青年书》中所称：“应使此组织，成为网罗全国优秀热烈青年及革命分子之唯一组织。”^[19]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文中明确提到“求抗战建国之成功”和“求三民主义之具体实现”, 仅笼统谈“中正受命党国”,但却不明确提及中国国民党。另外，1939年12月4日，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陈诚在第五期党政训练班作“关于三民主义青年团之宗旨及今后团务推进方针”的宣讲时，就国民党与三青团之间关系有如下说明：从本党与本团的组织系统上来讲，党部与团部都各有其一贯的系统，本党以政纲政策领导整个的团，但各级平行的党部与团部并不发生隶属关系；他还引用了蒋介石在《党与团的关系》训词中的说法：“在整个系统之下，党部指导团部，党员指导团员，为的是要共同为我们主义而奋斗，但要知道‘指导’与‘指挥’不同，指挥有上下统属的关系，指导完全是引导辅助的意思，故不仅党员指导团员，团员也可以指导党员，并且党员团员都可以尽忠竭智辅助领袖……团员应知道团的基础在于党的健全与充实，党员应知道党的前途有赖于团的向前开展，互相辅助，互相提携，向共同的目标而努力。”^[20]这一说法可以为国民党和三青团各持一端，各为所用。
另外，从三青团征收团员的年龄规定来看，最初上限为28岁，后来调整为16至30岁的青年都可以加入为团员，且“对本团工作有特殊需要者”不受上述年龄限定^[21]。这就使得三青团与国民党间界限变得比较模糊。事实上，三青团成立之后，其征集发展团员的速度远超过国民党。1938年三青团成立，当年团员数为9207人，同年国民党党员数为633,402人，党、团员比例为68.80∶1;待到1941年时，国民党人数为1,745,697人，三青团则发展至421,162人，党、团员人数比例仅为4.14∶1。而到1944年，这一比例进一步缩小到3.13∶1^[22]。三青团的发展势头，仅从成员数量上来看，大有直追国民党之势。
对于党团之间的关系，国民党也一直试图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各种方式进行解决。1939年，国民党制定《党与团之关系及其实施办法》,其中规定：国民党征收党员，以25岁以上为原则；团员满25岁时由中央团部介绍入党；在校学生虽满25岁，仍应入团，已经入党者，由中央党部令其入团，保留党籍^[23]。1940年11月25日，国民党五届中常会第一百六十三次会议通过《确定党与团之关系办法》,规定：“团应服从党的领导，党应扶植团的发展。”党的工作应注重与政治配合，团的工作则注重与教育配合，但二者的工作互相配合，力避重复抵触。同一地区如有党与团的组织，党不征收未满25岁者入党，团不征收已满25岁者入团，现有团员如年龄已满25岁以上者，一律介绍入党；现有党员如年龄未满25岁者，一律划入青年团，保留其党籍，但党与团的各级干部及工作人员，不受上述年龄的限制。党的活动范围注重于社会，各种民众团体内的团员在民众运动领导方面参加党团组织，由党部统一领导。团的活动范围注重青年学生，各级学校党部不征收学生为党员，青年运动及童子军少年团并由团领导^[24]。1941年国民党五届中常会第一百七十八次会议通过《确定党与团之关系办法实施细则》,其中又规定：研究生不以学生论。各级军事学校、各部队、各陆海空军干部训练机关、各交通路线及中央政治学校专设党部。凡是一个地区或学校尚未成立团队者，该地区或学校党部对青年工作照旧进行^[25]。
然而，国民党与三青团之间客观上的组织关系准二元化、成员来源的相叠，加上三青团强烈的政治参与性，使得两者之间出现了恶性的“双轨竞进” ^[26],争议不断，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党团之争加剧了国民党体制内本已存在的派系政争，使得战时本已十分稀缺的各种资源无端耗费，并且销蚀了国民党政权的基础，对战时国民党的体制造成了相当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