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朱长文的“书道”论

朱长文(1039—1098),字伯原，自号潜溪隐夫，苏州吴人。朱长文在年未及冠之时，就已举进士乙科，但以病足不肯试吏，筑室乐圃坊，著书阅古，进入读书、著作、养志、修身的人生轨道。由于才智兼优，德行俱佳，不仅成了当地的名贤，而且名声远播京师。在宋哲宗赵煦元祐年被 “起教授于乡，召为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宋史》)朱长文关心宋代书学的复兴，自己覃研精究，独造自得，并且编撰了 《墨池编》,在中国书学书史占有重要地位，影响深远。
朱长文在自己撰写的 《续书断》中说： “夫书者，英杰之余事，文章之急务也。虽其为道，贤不肖皆可学，然贤者能之常多，不肖者能之常少也，岂以不肖者能之而贤者遽弃之不事哉！”
朱长文关心书之为道的问题，并在当时宋代书法亟待复苏、振兴的历史背景下作了许多阐述。这是有其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的。
应该重视书法，振兴宋代书法，这是朱氏的一个主要观点。他认为，书法是传统的“六艺”之一，“书之为教，古者以参于礼乐恶可置哉”! 然而当时景况常令朱长文“每怅然为之叹息”。可以用欧阳修所说的情况来窥看北宋当年书坛的冷落情况。欧阳修云：“余常与蔡君谟论书，以为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今文儒之盛，其书屈指可数者无三四人，非皆不能，盖忽不为尔。”又云：“今士大夫务以远自高，忽书为不足学，往往仅能执笔。”张耒也云： “宋一天下，于今百年，学者优游之时，翰墨不宜无人，而求如五代时数子者，世不可得，岂其忽而不为乎？将俗尚苟简，遂废而不振乎？抑亦难能而罕至乎？”(均见马宗霍《书林藻鉴》)由此可见北宋当时文人不重视书法的情势及其心态。因此朱长文编纂《墨池编》欲为宋代书学复兴作出切实的工作，因为“五季之溃乱，而师法罕传，就有得之，秘不相授，故虽志于书者，既无所宗，则复中止”,而使宋时学书者 “犹未及晋、唐之间多且盛”。他勤于搜集，著成《墨池编》,就是以历代丰富的书学资料给学书者以金针。
朱长文十分赞同扬子云的“书为心画”的观点。他从前人的书法中，特别是从颜真卿的书法中得到了印证，并加以阐发。在《续书断》中，他列颜书于神品，并认为此说“于鲁公信矣”。颜真卿之书，“其发于笔翰，则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而“观《中兴颂》,则闳伟发扬，状其功德之盛；观《家庙碑》,则庄重笃实，见夫承家之谨；观《仙坛记》,则秀颖超举，象其志气之妙；观《元次山铭》,则停涵深厚，见其业履之纯”。朱长文既认为“书为心画”,也认可书如其为人。他分析虞世南外貌儒谨，若不胜衣，但是学术渊博，论议持正，无少阿徇，其中抗烈，不可夺也。故其为书 “气秀色润，意和笔调，然而合含刚特，谨守法度，柔而莫渎，如其为人”。从这种见解出发，朱长文倡导 “以风节学艺”。他十分称扬欧阳询、欧阳通父子的书艺卓越不凡，列为“妙品”,而尤欣赏其高风亮节： “呜呼！欧阳父子以风节学艺，相继为唐名臣，美哉！”
书之为道，英杰之余事，是朱氏的又一观点。其中他特别指出了帝王学习书艺的意义。朱长文在评唐太宗习书法时说，“虽功名之事，然帝王能之，亦足以娱心意而示褒劝，亦治世之盛美也。”他特别看到宋代书艺复兴与宋代帝王的提倡有极大的关系，并多加赞扬，“尝观自古君天下者，功成则志逸，治久则气骄，至于恣畋游，迩声色，穷天下之欲，极天下之乐，以至太甚而阶乱者多矣。惟本朝累圣，咸赡八荒，恩被万物，而未尝亲逸欲之事，田无车马之音，下无殊丽之求，卑宫室，俭服用，垂拙丰裕，惟《六经》百氏篇章、论诸家书法是务，过于寒儒者之为。盖尧、舜之睿明，文、武之齐圣，夫何足以尚已。”(《续书断》)虽不免阿谀奉迎，但是朱长文从独特的视角，即从帝王书艺这一角度，阐发了书艺的作用和价值。
书之为道，若文章假翰墨之助，可增一美。朱长文说，像韩愈、刘梦得、柳子厚等，皆为学者，又有石刻班班垂世间，“其文章足以自显，而又假翰墨为助，岂不美矣”!因此，他规劝宋代学者文人应当留心翰墨，学习书法，“若夫尺牍叙情，碑板述事，惟其笔妙则可以珍藏，可以垂后，与文俱传；或其缪恶，则旋即弃掷，漫不顾省，与文俱废，如之何不以为意也”!朱氏这一观点是针对当时士人不重书法而言的，不失为劝世之言。
书之为道，所以自游息焉而已。朱长文说： “儒者之工书，所以自游息焉而已，岂若一技夫役役哉！”(《续书断》)这是朱长文对宋代尚意书法的肯定。他称赞蔡襄“颇自惜重，不轻为书”,甚至学士撰《温成皇后碑》文，敕书之，君谟辞不肯书，因此朱长文认为“古今能自重其书者，惟王献之与君谟耳”。宋代的书法崇尚写意、寓意、乐心，欧阳修的 “学书可以消日”、苏子美的 “人生一乐”,均视书法为“所以自游息焉而已”。朱长文在书之为道，为书教之外，又根据宋代的情况及时总结这一点，丰富了书之为道的作用和价值。
书之为道，必蕴蓄浩博。因此朱长文编《墨池编》对历代书学论著作出了一次较大规模、较系统的创造性的辑录汇编，既有引古人成书而类编，亦附己说。他分“八门”网罗之，以 “字学门”、“笔法门”、“杂议门”、“品藻门”、“赞述门”、“宝藏门”、“碑刻门”、“器用门”广事搜集，细密编辑，有述有作，真知灼见，是朱长文心血与智慧的结晶。《四库全书总目》称云：“搜辑甚博，前代遗文，往往借以考见，间附己说亦极典核。后来《书苑精华》诸编，虽递有增益，终不能出其范围。”朱长文以复兴宋代书学为理想，欲使书艺中师法罕传者传之，秘不相授者宣泄之，使有志于书者有所宗，能够蕴蓄浩博，然后宋代书学可以复兴矣。
书之为道，最终妙与道参。朱长文既从颜书中体会到“书为心画”之说，又从张长史之草书中体会到韩愈之说。朱氏称赞张旭草书，虽庖丁之割牛，师旷之为乐，扁鹊之医病，轮扁之斫轮，手与神运，艺从心得，无以加于此矣。又其志一于书，轩冕不能移，贫贱不能屈，浩然自得，以终其身。“呜呼！ 书之至者，妙与道参，技艺云乎哉！”(《续书断》)朱长文又揭示书法要达此境界，有几方面可以从张旭那儿得到启示的。一是“积虑于中，触物以感之，则通达无方矣，天下之事不心通而强为之，未有能至焉者”。因此张旭能见担夫争路，闻鼓吹，观剑器舞而书法大进，即是心之通达无方。二是“博观而后至”,“学固不可以已”。书法的最后境界必由此途径而至，舍此 “苦学”与 “心通”则别无他路。
朱长文的“书道”论，既对前人的“为书之道”加以印证阐发，又及时总结了宋代对书法的新认识，以及自己对于书法的见解，而一切又为了使贤者重视书法，不学者也闻之思勉，从而复兴宋代书学！这位隐居在苏州民间、自称潜溪隐夫的布衣学者，始终跳动着一颗振兴宋代书学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