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意气风发：鼎盛期的高僧

从南北朝晚期智𫗱建立天台宗起，到五代末年，是我国佛教的鼎盛期。其标志是佛教进一步中国化，佛教宗派不断地出现，佛教理论进一步深化。可以说，在思想意识领域，这一时期的佛教已经完全压倒了道教，成为无可争议的最有影响的宗教，并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一时期的佛教高僧有的创宗立派，有的阐扬义理，有的远途西域，有的兼化道俗。其中不少高僧，如道宣、慧能、善导等在本书的其他章节已经介绍。本节再介绍几位突出的代表人物。
智𫗱
智𫗱，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创始人，世称智者大师。俗姓陈，祖籍颍川(今河南许昌),晋朝时为避战乱迁居到荆州华容(今湖南华容)。父亲在梁朝被封为益阳侯。智𫗱生于梁武帝大同四年(538),据说从小喜欢到寺庙去。僧人教他《观音经》,一遍成诵。十七岁时，家庭曾经因为战乱而一度流散，智𫗱便在荆州长沙寺佛像前发愿出家，并开始造像读经。第二年到湘州(今湖南长沙 )果愿寺依舅舅法绪出家。从智𫗱的出家经过可以看出，南北朝时，即使是统治阶级的成员，在剧烈变动的形势下也朝不保夕，难怪佛教得以迅速发展。
至年二十，受具足戒。他先从慧旷学律学及大乘经典，又到大贤山修习禅观。陈文帝天嘉元年(560),慧思禅师从北方南下，居于光州(今河南光山县)大苏山，智𫗱特意前去投学。慧思很赏识他，为他解说“四安乐行”,据说智𫗱苦研勤习，很快达到法华三昧的境地。 后来他经常代慧思说法，得到慧思的称赞。陈光大元年(567),慧思前往南岳，嘱智𫗱到金陵(今江苏南京)传法，于是智𫗱与法喜等二十七人来到金陵。
智𫗱在金陵很快得到金陵道俗的重视。 陈太建元年(569),他受请主持瓦官寺，并开讲《法华经》。据说开讲的那天，陈宣帝停朝一日，令群臣都去听。 智𫗱在这时提出五时八教的判教理论，树立新的宗义，为天台宗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当年他才三十一岁。从这时起到太建七年(575)离开金陵，几年间，智𫗱传法讲经，一方面为天台宗的建立继续进行理论与组织上的准备，一方面广泛结交陈朝以皇帝为首的达官贵人，故其社会影响也越来越大。
太建七年，智𫗱入天台山创建寺庙，又在寺北华顶峰修头陀行。起先生活比较艰苦，遇到荒年，徒众随意去住，智𫗱自己种地捡拾橡子为生。 太建九年(577),陈宣帝下令将始丰县(今浙江天台县)的赋税割送智𫗱以为供养。陈后主至德三年(585),在陈帝的再三敕请下，智𫗱重返金陵，先住灵曜寺，后住光宅寺。 当时北方隋朝已经建立，雄视眈眈，准备一统江山，陈朝已经是风雨飘
摇。 智𫗱应请在光宅寺开讲《仁王护国般若经》,陈后主“幸光宅寺，舍身大施，听讲《仁王》,躬礼三拜。皇后沈氏请立法名。……皇太子请授菩萨戒。自太子已下，咸奉戒法”(《佛祖统记》)卷六)。智𫗱与陈朝君臣深相接纳，自然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从智𫗱来讲，得到朝廷的支持，可以更顺利地扩大影响，立宗传教；从陈朝来说，则希望由此得到佛教的佑护，以支撑每况愈下的小朝
廷。 从这些活动，也可以看出智𫗱不仅仅是一个青灯古佛的出家人，相反，他具有很强的政治活动能力。隋文帝开皇九年(陈后主祯明三年，589),隋灭陈，智𫗱避居庐山。
隋文帝崇信佛教，登基以后采取一系列扶植佛教的措施。 不过，对于智𫗱这样与陈朝帝王将相有如此密切关系的僧人，隋文帝还是心有疑虑。开皇十年(590)正月，隋文帝致信智𫗱，谓：“……师既已离世网，修己化人，必希奖进僧伍，固守禁戒。使见者钦服，闻即生善，方副大道之心，是为出家之业。若身从道服，心染俗尘。非直含生之类无所归依，抑恐妙法之门更来谤垢。宜相劝勉，以同朕心”。(《国清百录》卷二)这封信威胁利诱，双管齐下， 智𫗱马上领会了其中的含义。 开皇十一年(591)晋王杨广为扬州总督，遣使奉迎。智𫗱说：“我与晋王很有缘分。”立即答应，束衣东下，不日而至。他为杨广授了菩萨戒，并起法名“总持”;杨广则赠他“智者”,从此他以智者大师而闻名于世。
此后，智𫗱表现出支持隋王朝的姿态，也得到隋王朝的优待。 杨广与他书信不断，自称“弟子”。 智𫗱在各处修造寺庙都得到隋王朝的支持。开皇十二年(592),智𫗱先到南岳衡山营建功德，以酬慧思的师恩。然后回到故乡荆州，在当阳玉泉山修造玉泉寺。据说，修造玉泉寺时，得到关羽父子神灵的帮助，关羽父子不但从此成为寺庙的护法，而且就智𫗱受五戒。 这就是后代关羽成为佛教寺庙保护神的由来。开皇十五年(595)春，智𫗱应杨广的邀请再次来到扬州，撰《净名经疏》。 然后回到天台山整顿修缮寺庙，这时山寺荒废已有十余年。开皇十七年(597)十月，杨广再次请他出山。 其时智𫗱已经抱病在身，但仍勉强成行，走到石城，终因病体不支而逝世。 终年六十岁。 也有的研究者认为，智𫗱与隋朝始终貌合神离，最后迫于隋朝压力，自绝身亡。
智𫗱逝世后，晋王杨广按照他的遗愿，在天台山创建寺庙，并于大业元年(605)题名为“国清寺”,取“寺若成，国即清”之意，亦即现今之天台山国清寺。
智𫗱一生传法三十多年，其著述大多为其弟子灌顶随侍记录整理。 智𫗱死后，在隋炀帝杨广的支持下，灌顶用十年的时间把智𫗱的著作全部整理出来，成为后来天台宗代代相传的天台教典的主体部分。
智𫗱生前除了创宗立派之外，努力致力于各种功德事业。他造寺三十六所，修造大藏经十五部，旃檀金铜画像八十万躯，亲自度僧一万四千人。据说及门弟子有一千多人，其中传法弟子为三十二人。这么多的弟子传扬他的学说，也是天台宗在隋唐两代声势浩大的原因之一。
智𫗱的一生，充分说明中国佛教对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依附性，这是中国佛教的特点之一。
信行
信行，俗姓王，魏郡(今河南安阳)人。东魏兴和二年(540)生。《续高僧传》谓：信行“至年四岁，路见牛车没泥牵引，因悲泣不止，要转乃离。或值犊母分离，或有侵欺之事，生知平分，不喜爱憎。八岁既临，标据清敏，擐慧奇拔。”十七岁在相州法藏寺出家。他博涉经论以后，提出一些独立的佛教理论。他认为，全部佛法按照时、处、人的不同都可以分为三阶。时的三阶即正法、像法、末法；处的三阶可分为第一阶一乘所依的净土、第二阶三乘所依的秽土、第三阶世间众生所依的秽土；人三阶则分为上根机的一乘、中等根机的三乘以及下根机的世间颠倒众生。他认为隋朝已经是末法，是秽土，人也都是下根机的世间颠倒众生。如果对下根机的人讲上根机的法，法不当根，犹如对牛弹琴，没有任何用处。所以传播佛法最关键的必须“对根起行“,就是按照对象的根机而采用适宜的方法。
信行主张的适宜的方法就是所谓“普法”,它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对所有的法要一视同仁。当时佛教宗派正在建立，各派立教的理论基础为判教，就是把一代教法分为若干个阶段，而把本派所尊崇的经典奉为最高。如天台宗“五时八教”,独尊《法华经》。在三阶教看来这只是别法，不是普法。
其二，对所有的佛要一视同仁。信行认为佛可分为五种：真佛、应身佛、形象佛、邪魔佛、普真普正佛。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将来都有成佛的可能，所以一切众生从本质上讲都是佛。这就是普佛思想。从这种普佛思想出发，信行反对净土宗专门崇拜阿弥陀佛一佛的做法。
信行的理论逐渐为一大批佛教徒所信奉，形成一个新的教派——三阶教。三阶教不仅在理论上与其他教派有差异，他们的修行实践也与其他教派不同。
信行主张的修行方法大体有如下几条：
一、提倡大乘菩萨行。由于作为一个比丘有碍实行菩萨行，他特意舍去具足戒。所以在佛教教团中信行的身份在比丘之下，沙弥之上。
二、实行头陀苦行，每天只吃一顿饭，而且必须乞食，不得吃寺院的饭。
三、昼夜六时进行礼忏。礼忏的方法可见敦煌文献《昼夜六时发愿法》:“昼三夜三，各严香花，入塔观像、供养、行道、礼佛。平旦及午时，并别唱五十三佛，余阶总唱。日暮初夜，并别唱三十五佛，余阶总唱。半夜后夜，并别唱二十五佛，余阶总唱。观此七阶佛如在目前，思惟如来所有功德，应作如是忏悔。”
四、坐禅。按照上、中、下根机的不同，坐禅的要求与方法也不相同。上根者闭目静坐作无相三昧观，中根者闭目静坐观现在形象佛，下根者眼观现在形象佛，不得低头，不得闭目。
五、作常不轻菩萨行。《法华经》上有一个常不轻菩萨，特点是逢人就拜。三阶教既然认为一切众生都是当来佛，所以主张常不轻菩萨行，他们平时行路，不问男女老少，见人就拜。
六、建立无尽藏。三阶教特别强调集体布施的功德，认为个人布施，功德甚少，而众人把财物集中在一起，集体布施，功德甚大。所以凡是三阶教寺庙都建立无尽藏，集中众人的财物，进行布施。
七、实行集体林葬。即死后舍身林中，而后收骨起塔，信行死后，就是这样安葬的。
开皇三年(583),信行在相州光严寺开始发愿为皇帝、诸师父母、一切众生施舍身命财物建立十六种无尽藏，直到成佛。开皇七年(587)信行写信给相州知事，要求将他的这种修行代为奏闻。在左仆射高颖的请求下，隋文帝召信行入京。开皇九年(589),信行率弟子到京，隋文帝在京师(今陕西西安)真寂寺建立别院，供信行等居住。这样，三阶教很快在京师一带流传起来。
开皇十四年(594),信行逝世，终年五十四岁。死后依林葬法收骨建塔。有著作四十多卷传世。
由于三阶教的理论与实践与正统的佛教宗派都有所不同，因此，当时不少人反对三阶教。所以，三阶教在隋唐两朝曾经屡被禁绝。但当时有的佛教徒，包括一些佛教僧人认为三阶教提倡的方法也是多种成佛方法中的一种，无可厚非。所以三阶教一直禁而不绝，直到晚唐，还有三阶教徒在活动。
法琳
法琳，俗姓陈，原籍颍川(今河南许昌),后移居襄阳。他生于陈宣帝太建四年(572),自幼出家。《续高僧传》称：“游猎儒释，博综词义。金陵、楚郢，从道问津。自文苑才林，靡不问造。而意存纲梗，不营浮绮。野栖木食于青溪等山，昼则承诲佛经，夜则吟览俗典。故于内外词旨、经纬遗文，精会所归，咸肆其抱。而风韵闲雅，韬德潜形。气扬采飞，方陈神略。”可见他学识比较广博，不是那种只知死读佛经的人。
约于隋朝末年，他来到关中。当时佛教与道教两家的斗争很激烈，双方都崇此斥彼，纷纷不已。法琳觉得自己虽然已经学习了道教的基本理论，但毕竟是从教外的角度学的。为了更好地学习与了解道教，他穿上道士的服装与道教徒往来，认真学习道教。《续高僧传》说：“琳素通庄老，谈吐清奇。道侣服其精华，膜拜而从游处。情契莫二，共叙金兰。”不仅如此，他们还经常把自己写的东西拿来向法琳请教。当时不少道教徒抄袭佛经而改为道经，凡此种种，都为法琳所了解。
唐武德初年(约618),法琳重返佛教，居于京师济法寺。初唐时，中国门阀氏族的力量还比较强大，李渊这一族原本出于元魏拓跋氏，不是汉族。为了提高自己的门阀地位，李唐皇族认老子李耳为自己的祖先，所以平时也尊崇道教。武德四年(621),太史令傅奕上奏章要求废佛，奏章中提出十一条废佛的理由，主张让沙门统统还俗，把佛教赶回印度，从此专门尊崇道教与儒家。傅奕的奏章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形成一股声势。唐高祖李渊下诏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诏书提出：“弃父母之须发，去君臣之章服，利在何门之中？ 益在何情之外？”意思是问佛教不孝不忠，到底有什么好处？ 法琳上书，称：“虽形阙奉亲，而内怀其孝；礼乖事主，而心戢其恩。”就是说佛教并非不忠不孝。书中回答佛教到底有什么好处，说：“惩恶则滥者自新；进善则通人感化。”就是说，佛教能够起到挽世道、正人心的作用，这自然有利于唐朝的统治了。当时，傅奕的奏章到处流传，影响极大。《续高僧传》说：傅奕的奏章“远近公然流布，京室间里，咸传‘秃丁’之诮；剧谈酒席，昌言‘胡鬼’之谣。”佛教受到很大的打击，所谓“佛日翳而不明，僧威阻而无势”。不少佛教徒都写文章来批驳傅奕的奏章。不过，他们的文章大多引用佛经来论述佛教多么伟大，但佛经本身既然已经被傅奕斥为外国来的邪说，所以，这些文章的说服力也就很有限。正如《续高僧传》所讲的：“经是奕之所废，岂有引废证成？”于是法琳写了一篇《破邪论》,文内大量引用儒、道两家的观点来证成佛教的学说，这样，就起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效果。当然，从现在来看，《破邪论》中的很多材料并非信史，而是传说，破绽百出，不值一驳。所以近世有的研究者认为法琳有意造谣。但我们认为，佛、道两家在斗争中，都曾作伪以攻击对方，抬高自己。这并不奇怪。具体到《破邪论》,法琳只是引用了这些传说，本人并没有作伪。在当时的情况下，大概也不易作伪。
《破邪论》流传开来，起到相当大的作用。本来是傅奕奏章一面倒的形势，现在成了相持不下的局面。不过，这次的释道之争，毕竟不是一次纯粹的学术争论，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否则，傅奕的一篇奏章也不可能掀起这么大的风浪。尽管法琳在《破邪论》以后，于武德五年(622)上书皇太子李建成，又于武德六年(623)上书秦王李世民，但武德九年(626)三月，唐高祖终于下诏沙汰寺僧，下令仅在京师留三座寺庙，一千个僧人，其余寺庙一律赐给王公，僧人一律遣送原籍。不过同年六月，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登基，大赦天下，佛教又恢复旧观。
此后，法琳仍以护教为己任，写了不少破斥道教、反驳攻击、宣扬佛教的著作，其中最主要的是《辩正论》八卷。该著作以自设问答的形式，宣传释先道后、释真道伪。唐太宗李世民本不信佛教，他曾公开宣称：“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贞观十一年(637),因为自己姓李，所以李世民宣布老子李耳创立的道教应该排位在佛教前面。当时佛教僧众推法琳上表抗争，唐太宗不从。这时有人举报法琳的《辩正论》中有诽谤皇帝祖宗的话，李世民令有司勘问，并亲自审问。针对李世民为了抬高自己的祖先而尊崇道教的心理，法琳指出：陛下之李，是元魏的拓跋氏，不是陇西李氏的后裔。并指斥李世民不应该“弃北代而认陇西”为祖先。李世民大怒，但也无可奈何。便抓住法琳《辩正论》中宣扬的念诵观音名号可以刀砍不伤的话，说：“我让你念七天的观音，到时候砍你的头，看看到底能不能砍下来。”李世民这一方法，也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可谓击中了法琳的要害。七天之后，李世民派人去问法琳：“期限已满，应该砍你的头了。你念观音念得怎么样？ 灵不灵？”法琳回答：“这七天，我没有念观音，一直在念陛下。因为陛下就是观音。”这番话得到了李世民的欢心，于是饶了他没杀，只是把他流放到益州(今四川)。贞观十四年(640),法琳在流放途中病死，终年六十九岁。
由于法琳为了护教而最后死去，所以在佛教中一直被视为有贡献的高僧。他的著作较多，但现存的只有《破邪论》、《辩正论》两部。由于法琳曾经深入道教内部，了解道教内幕，所以他的著作对我们研究当时的道教、佛道斗争、以及初唐的政治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法琳考证出李唐皇族出身于元魏拓跋氏，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玄奘
玄奘，俗姓陈，河南洛州缑氏县(今河南偃师县)人。隋文帝仁寿二年(602)生。年少时家境贫寒，他的二兄长捷在洛阳净土寺出家，就把他带在身边。十一岁便能够背诵《维摩经》、《法华经》,后来也就出家为僧，学习了《涅槃》、《摄大乘论》等经典。隋炀帝大业末年，洛阳兵荒马乱，求食不易，玄奘随同其二兄来到长安，住在庄严寺。长安也不能安居，就又来到四川成都，在这里学习了《阿毗昙论》、《毗婆沙论》、《杂心论》、《摄大乘论》,他不但能够穷根究底，而且特别注意各种疏释的异同，声誉卓著。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在成都受具足戒。武德七年(624)离开成都到各地游参讲经，先后到荆州、赵州、扬州，得到各地僧人的欢迎。贞观元年(627),玄奘再次来到长安，这时，他对佛学已经非常精通了。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玄奘深深感到当时国内在一些佛教的基本问题上说法不一，不能统一。他听说印度有一部《瑜珈师地论》,总赅三乘一切学说，于是产生了到印度求法的念头。
唐朝初年，西域为突厥所占，故唐朝政府闭锁西域，出国之禁很严。玄奘出国求法的要求没有得到有关当局的批准。贞观三年(629),关中遭遇饥荒，政府允许百姓外出求食，玄奘趁这个机会西行，经河西走廊，出敦煌，偷越玉门关，孤身独影，越过沙漠，来到伊吾(今新疆哈密)。玄奘路经河西走廊时曾经在凉州(今甘肃武威)讲经说法，丝路上的一些商人已经知道有这么一个和尚要到西域取经，并把这个消息传到西域。当时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国王麴文泰崇信佛教，得知玄奘已到伊吾，便专程遣使来迎。玄奘在高昌受到热烈的欢迎与款待，麴文泰希望玄奘能够留在高昌，但玄奘坚决不允。当时西域均由西突厥叶护可汗统治。于是麴文泰备礼修书，说玄奘是自己的亲弟弟，要到印度求法，派遣使臣护送玄奘去见叶护可汗。叶护可汗收了礼物，不但亲自给西域诸国写信，而且派使者护送玄奘。所以，玄奘顺利经过西域十六国，进入印度。
玄奘进入印度后，一路朝拜圣迹，一路访学，有一次途遇强盗，几乎丧命，终于在贞观七年(633)来到摩揭陀国，到达当时印度佛学中心那烂陀寺。
玄奘拜那烂陀寺住持戒贤为师，学习《瑜珈师地论》,并学习《显扬圣教论》、《顺正理论》等典籍。由于他学识丰富，被推为精通三藏的十位大德之一，受到很高的礼遇。在那烂陀寺学习五年之后，玄奘又开始在印度各地的游历参学。这次参学历时四年，从中印度到南印度，又到西印度。一路上他到处访师学习，使得自己的佛学知识越来越广博深厚。待到贞观十六年(642)他重新折返那烂陀寺时，所学已经大成。回到那烂陀寺后，他为众僧开讲《摄大乘论》、《唯识抉择论》。当时印度大乘佛教分为中观、瑜珈行两派。在印度，各种不同观点同时并存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则总希望能把它们会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玄奘特意撰写《会宗论》三千颂，沟通、调和两派的学说。从玄奘作为一个外国僧人到那烂陀寺来求法，到他在这个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开讲佛法并写出《会宗论》,说明玄奘此时已经达到一流的佛学水平。这时，南印度小乘正量部的一位论师写作一部《破大乘论》,公开向那烂陀寺的诸位大乘论师挑战。那烂陀寺的一万多僧人没有人敢出来应战，玄奘便主动请战，写了一部《制恶见论》,终于折服了这位小乘论师。这次辩论为玄奘带来空前的荣誉。中印度戒日王慕名与他相见，并在曲女城为他建立十八天四部无遮大会。“四部”,是指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无遮”是指可以允许人们任意参加。按照惯例，会主应该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参加大会的任何人都可以对此进行批驳。胜者赢得莫大荣誉。据说玄奘在这次大会上以《会宗论》与《制恶见论》为立论的依据，提出真唯识量，参加者有各国大小乘僧人三千多人、那烂陀寺僧人一千多人、外道二千多人、还有十八国的国王。整整十八天，没有人敢对玄奘的真唯识量提出异议。于是，玄奘得到全体佛教徒的一致推崇。大乘教徒赠给他“大乘天”的称号；小乘教徒赠给他“解脱天”的称号。无遮大会之后不久，玄奘辞别那烂陀寺众僧，打点回国。途经于阗，暂作停留，同时派人向朝廷送上表文，报告自己回来的消息。唐太宗得知此事，特意派人前去迎接。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回到长安，距他贞观三年(629)离开长安，前后已有十七个年头。

玄奘像(陕西西安兴教寺藏)

玄奘回国前后，唐朝正在积极经营西域，所以唐太宗对玄奘的回国十分欢迎。他提出要玄奘还俗作官，被玄奘婉拒，只答应按照唐太宗的要求写一部介绍西域风土人情、山川道路的书，这就是著名的《大唐西域记》。玄奘带回印度大乘经律论及部派三藏共计五百二十捆大梵荚，六百五十七部，提出希望从事译经事业。唐太宗答应了他的这一要求，请他住在长安弘福寺译经，一切所需都由官方供给。
从贞观十九年(645)到唐高宗麟德元年(664),近二十年中，玄奘全力以赴从事译经，总计译出七十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是我国翻译佛教经典最多的一位。按照《开元释教录》,一部大藏经总计五千零四十八卷，则玄奘所翻译的经典要占全部大藏经的四分之一强。
玄奘在印度时，印度佛教瑜珈行派比较流行，他的老师戒贤就是瑜珈行派的主要论师之一，所以玄奘回国后主要传播与翻译的也是瑜珈行派的学说与著作。由于玄奘的提倡以及奘门弟子们的努力，这种学说在我国很快形成一个佛教宗派，即法相唯识宗。该派以细致分析各种法相而著名于世。瑜珈行派实际上是在中观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玄奘也比较注意翻译中观派的著作。尤其是中观般若部的基本典籍《大般若经》,篇幅浩大，以往虽然翻译过其中的若干部分，但从来没有全译。玄奘凭借极大的毅力，把六百卷《大般若经》全部译出。他翻译的另一个重点是说一切有部的著作。说一切有部重视理论的分析，也是瑜珈行派的重要思想来源。此外，为了配合中国僧人更好地学习印度佛教著作与了解印度各宗教哲学派别斗争的情况，他还翻译、讲授了因明的著作与印度外道胜论派的著作。玄奘的翻译态度严谨，加上他自己精通梵华文字与佛教理论，所以他译文的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受到人们一致好评。除了把印度佛教典籍翻译为中文外，据说玄奘还把中国的《老子》以及在印度没有梵文原本的佛教著作《大乘起信论》翻译成梵文送到印度，为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遗憾的是，玄奘自己的著作，如前述《会宗论》、《制恶见论》等，都没有能够保存下来。
麟德元年(664)二月五日，玄奘积劳成疾，在玉华宫逝世，终年六十二岁。
义净
义净，俗姓张，齐州(今山东济南)山庄人。贞观九年(635)生。十四岁出家为僧，《宋高僧传》称他“遍询名匠，广探群籍，内外闲习，今古博通”。十五岁时，因仰慕法显、玄奘等人壮举，便产生西行求法的愿望。受具足戒以后，主要学习佛教戒律，也学习了其他大小乘经律论。当时中国佛教主要传承《四分律》,由于中印社会条件不同，在戒律的遵守方面自然不可能完全一致。义净下决心要考察印度的戒律生活，以进一步规范中国僧人的修行实践。
唐高宗咸亨元年(670),义净在长安时就约人一起西行，但有的人答应后未能成行；有的人中途退还。这一次尝试没有成功。第二年，他得到龚州(今广西平南)州官冯孝诠的帮助，从广州搭商船走海路前往印度。临行前，他本征集到数十人同行，但真正上路时，那些人都打了退堂鼓，只有他的弟子善行跟随。他们先到达室利佛逝(今印尼苏门答腊),在这里停留了半年，学习语言。其后，善行因病回国，义净自己孤身搭船，于咸亨四年(673)二月到达东印度耽摩梨底国。他在这里又停留了一年，学习梵文。然后出发朝拜各地圣迹、游方参学。先后经过三十多个国家，终于来到那烂陀寺。他在那烂陀寺留学十一年，认真学习了当时印度流传的各种佛教理论，于武则天垂拱三年(687),携带他寻访得到的近四百部梵文经典回国。
回国途中，他先在室利佛逝停留了两年多，撰写了著名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在这部著作中，他详细叙述了西域、南海、印度各地佛教僧人的戒律生活，是我们研究这一时期这些地区佛教史的重要著作。在这段时间中，为了得到纸墨，他曾经在永昌元年(689)回过一次广州。天授二年(691),他派人把自己在室利佛逝新译的经典以及所撰写的《南海寄归内法传》送回国内，并报告自己取经返回的消息。当时国内正是武周时代，武则天正极力利用佛教为自己的统治服务，所以十分欢迎义净回国。证圣元年(695),义净回到洛阳，武则天亲自到上东门外迎接。义净蹑迹玄奘的愿望终于实现。
回国后，他居住在佛授记寺，先参与实叉难陀的译场，共同翻译八十卷本《大方广佛华严经》。从久视元年(700)开始，设立单独的译场，自己从事佛经的翻译。从久视元年到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共译经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一说共译经一百零七部，四百二十八卷。另有撰述《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五部。唐玄宗先天二年(713)正月逝世，终年七十九岁。
义净翻译的佛典包括经律论三方面，但主要偏重于律部，尤其是根本说一切有部的戒律。他的翻译相对偏重于直译，因此有时有生涩欠畅之处，但译事极其认真，《宋高僧传》称：“性传密咒，最尽其妙。二三合声，尔时方晓矣。”可见他对我国的佛经翻译史也有相当的贡献。
鉴真
鉴真，俗姓淳于，扬州江阳(今江苏扬州)人。武则天垂拱四年(688)生。自幼出家，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受菩萨戒，景龙元年(707)到东都洛阳、西京长安参学。景龙二年(708)受具足戒。先后师从道岸律师、恒景律师，学习律宗南山宗(道宣系)的学说，对于律学有较深的钻研。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回到扬州，时年四十六岁，已经成为当时著名的律学大师。《宋高僧传》称：“以戒律诱化，郁为一方宗首。冰池印月，适足清明，猊座扬首，良多响答。”
开元二十一年，日本国僧人荣睿、普照两人来中国留学。当时佛教虽然早就传到日本，但戒律尚缺，尤其没有传戒之人。所以，荣睿、普照两人负担着为日本佛教教团寻找传戒师的任务。天宝元年(742),他们来到扬州，参见鉴真，提出：“我国在海之中，……虽有法而无传法之人。……愿师可能辍此方之利乐，为海东之导师乎？”(《宋高僧传》卷一四)当时海路风波险阻，异常危险，但鉴真出于弘教传戒的至诚，答应了荣睿等人的请求。一批弟子受鉴真的鼓舞，也纷纷表示愿意随同前往。
天宝二年(743)春天，鉴真与弟子们组织第一次东渡，因考虑前去日本传戒的人都应该戒行精纯，便决定把如海等资格不够的人留下。没想到如海因此怀恨在心，到官府诬告东渡入海是与海盗勾结。后虽查清事实，但船只被没收，官府并要将荣睿、普照遣返回国。第一次努力失败。
同年十二月，鉴真组织第二次东渡。同行有弟子祥彦以及荣睿等十七个僧人、各种工匠一百八十五人。船行到狼沟浦被风浪打坏，鉴真等人只好涉水上岸。第二次努力失败。
鉴真等人修好船只，在下屿山等待了一个月，终于等到顺风，然后又登船出发。没想到船又被风浪打坏，船上水米俱尽，大众饥渴三日。后来得救，被安置在明州(今浙江宁波)阿育王寺，时为天宝三年(744)春天。第三次努力又失败了。
鉴真在明州时，一面派人到福州备船置粮，继续准备东渡，一面接受当地僧众的邀请，在越州(今浙江绍兴)、杭州、湖州(今浙江湖州)、宣州(今安徽宣城)等地传戒讲律。等到福州方面准备停当，他带领徒众出发，拟从福州出海。可这时扬州弟子灵祐等考虑海路太艰险，生死莫测，但又无法阻拦，便出面告官。结果官府下令禁止鉴真出海，派员把鉴真严密护送回扬州。第四次东渡又遭挫折。
天宝七年(748),年已六十的鉴真再次计划东渡，重作各种准备。道俗弟子为鉴真的精神所感动，都积极支持，无一留难。六月二十七日从扬州出发，在长江中就遇到风浪。出海后又遇逆风，船只在大海上漂流，竟一直漂到海南岛振州(今海南岛崖县)。得到当地官民帮助，方经万安州(今万宁)、雷州(今广东海康)、藤州(今广西藤县)、梧州、桂州(今广西桂林)、广州、韶州、虔州(今江西赣州)、吉州(今江西吉安)逶迤北返，到江州(今江西九江)后坐船东下。日僧荣睿因患重病不幸逝世，得意弟子祥彦也不幸去世，鉴真自己突发眼病，双目失明。弟子灵祜得到消息，亲到南京将鉴真迎回扬州。第五次东渡水陆往返一万余里，历时数年，仍以失败告终。
天宝十二年(753),鉴真已经是六十六岁的高龄了，但他不改初衷，毅然随同遣唐使的日本使船出发，这是他的第六次东渡。终于在当年底抵达日本，实现了多年的宿愿。此时，距天宝二年他第一次组织东渡已经整整十一年。十一年中，同行的人中死去三十六人，二百余人中途退出。能够始终参加全部六次东渡的只有鉴真与日本僧普照、弟子思托三人。
鉴真到日本后受到日本各界的热烈欢迎，天皇特请他在奈良东大寺设坛传戒，参加受戒的有天皇、皇后、太子等道俗信徒，不少大僧都舍旧戒而重受新戒。传统把鉴真的这次授戒视为日本佛教史上正规授戒的开始。从此鉴真在日本讲律授戒，校刊佛典，对日本佛教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鉴真精通医学，对中国医学在日本的流传也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鉴真像(江苏扬州大明寺)

日本天平宝字七年(唐肃宗宝应二年，763)五月，鉴真在奈良唐招提寺逝世，终年七十六岁。

江苏扬州大明寺鉴真纪念堂

宗密
宗密，俗姓何，果州西充(今四川西充)人，生于唐德宗建中元年(780)。他家本为当地豪绅，他自己自幼学习儒家经典，本来是准备走科举之路的。唐宪宗元和二年(807),他拟参加贡举考试，偶然拜谒遂州(今四川遂宁)大云寺道圆。道圆是禅宗南宗神会系弟子，宗密与道圆交往后，深为折服，于是从道圆削发出家，当年受具足戒。一次随众在府吏任灌家赴斋，因居下位，以次授经时得到一部《圆觉经》,读时颇有感悟。回寺向道圆叙述自己读《圆觉经》的体会，道圆印可他以后可以弘传圆顿之教，并让他四处参学，不要局限于一隅。于是他外出游学，得到不少高僧的赞赏。元和五年(810),他游方到襄汉(今湖北襄樊一带),因病居恢觉寺，遇澄观弟子灵峰，灵峰授给他澄观著《华严经疏》,学习之后，深有所得，觉得心中的种种疑问都解决了。因而对澄观特别倾慕，写信致意，执弟子之礼。澄观回信希望与他见面印证所解，对他抱有很大期望，称：“毗卢华藏，能随我游者，其汝乎？”于是宗密来到长安拜见澄观，从此昼夜随侍，学问也日进。元和十一年(816),到终南山智炬寺用三年时间研习大藏经，随后入长安，住兴禅寺。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宗密北游清凉山，嗣后回来，住终南山草堂寺。这时，他的名气已经很大了，很多达官贵人与他往来。后来，他又住到草堂寺南的圭峰兰若，定居在此。所以人称“圭峰大师”。唐文宗大和年中，被邀入内殿说法，赐紫方袍，敕号“大德”。以后又多次诏入内殿问法。晚唐中官专权，内外猜疑，人主危殆。大和九年(836),宰相李训等谋诛中官而失败，即所谓“甘露之变”。事后，李训等人曾逃到终南山投奔宗密。后来此事被仇士良知道，他把宗密抓去，要以藏匿不告罪处死宗密。宗密说：“佛教的宗旨遇苦即救，为此不惜自己的生命。我若为此而死，死也甘心。”此事可以看出宗密的政治态度。唐武宗会昌元年宗密逝世，终年六十二岁。
宗密在我国佛教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当时的佛教僧人，经师、律师、禅师分得很清楚，大多专攻一门，偏而不全。宗密则不同，他先习南宗禅，又通《圆觉》经，接着投澄观门下学习《华严》,进而花三年工夫遍研大藏，从而奠定他坚实的理论基础，使他有可能、有能力来会融禅教，开创一代新风。后来裴休在《大方广圆觉经疏序》中总结宗密的师承渊源，说：“禅师既佩南宗密印，受《圆觉》悬记，于是阅大藏经律，通《唯识》、《起信》等论，然后顿辔于华严法界，冥坐于圆觉道场，究一雨之所沾，穷五教之殊致。”是比较恳切的评论。当时有人讥讽宗密，问“密师为禅耶？ 律耶？ 经论耶？”宗密回答：“夫密者，四战之国也，人无得而名焉。都可谓大智圆明、自证利他大菩萨也。”可见宗密对当时佛教界的偏颇并不以为然，而对自己所走的路充满自信。
由于宗密本身的条件，也由于当时佛教界教、禅两家相互攻击，所谓“教者指禅为暗证；禅者目教为渐修”,所以宗密努力从事圆融教禅两家的工作。宗密把当时各家所述表诠禅门根源道理的文字句偈集录为书，称为《禅源诸诠集》,又名《禅藏》。他认为，佛说顿教、渐教，禅开顿门、渐门，二教、二门实际相互契合。他又认为，一部大藏经，实际只讲了密意依性说相教、密意破相显性教、显示真心即性教等三教，而禅门纷纷，实际也只有息妄修心宗、泯绝无寄宗、直显心性宗等三宗。三教、三宗也是相契相合的。所以他说：“三教三宗是一味法。故须先约三种佛教证三种禅心，然后禅教双忘，心佛俱寂。俱寂即念念皆佛，无一念而非佛心；双忘即句句皆禅，无一句而非禅教。”宗密教禅一致的主张，对当时有较大的影响。他所编辑的《禅藏》后虽亡佚，但尚有不少残卷保存在敦煌文献中，近代以来，不少学者利用这些残卷，推动了禅学与禅宗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