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

纪传体断代史。六十五卷。西晋陈寿撰。成书于西晋年间(约280年至297年之间)。
陈寿，字承祚。生于蜀汉建兴十一年(233年),卒于晋元康七年(297年)。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陈寿少时好学，曾就学于同郡史学家谯周，聪明过人。很早就研读《尚书》、《春秋、《史记》等书，并对于蜀汉史事，加意搜集。陈寿经历了两代，蜀汉时为观阁令史，因不愿屈事宦官黄皓，屡遭遣黜。蜀亡入晋，陈寿得到张华赏识，被荐为佐著作郎。后出补平阳侯相，在任上受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之托，搜集材料，纂成《诸葛亮集》二十四卷，迁为著作郎。晋太康元年灭吴，三国统一，陈寿开始整理三国史事，撰写《三国志》。在此之前，有关三国史书颇多，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但都只限于一个地区，或只记曹魏，或专写吴事。陈寿利用已有的著述，再加之在蜀汉的亲身所见和收集的资料，参订异同，考核史实，整理出一部头绪清楚、叙事简明、文笔流畅而又比较系统的史著。此书颇受时人赞誉，相传夏侯湛当时正撰写《魏书》,他“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晋书·陈寿传》)陈寿死后，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推存《三国志》;于是朝廷任命河南尹、洛阳令到陈寿家抄写这部书，藏于官府。
《三国志》是纪传体分国史，包括《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无表、志。其记事上起汉建安二十年，即魏文帝(曹丕)黄初元年(220年),下迄西晋灭吴之年，即吴末帝(孙皓)天纪四年(280年)。
《魏志》三十卷分：帝纪四卷、后妃纪一卷、王子传二卷、列传二十一卷、方伎传一卷、外国传一卷。
《蜀志》十五卷分：二牧传一卷，先主后主传二卷、后妃王子传一卷、列传十一卷。
《吴志》二十卷分：吴王传二卷、夫人妃嫔传一卷、宗室传一卷、吴主王子传一卷、列传十五卷。
《三国志》全面记述了三国时的史事和历史人物的活动。凡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杰出人物以及学术文化科技方面成就突出者都有记载，或立为专传，或附记。书中刻划了各种历史人物的形象特点，描述了他们的个性和才能，并对其政绩加以适当的评论。如《武帝纪》一篇对曹操其人一生业绩均有载述。文章说：“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董卓入京后，“太祖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各地“名家大侠，富室强族”纷起。曹操“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建安元年他迎汉献帝于许(今河南许昌市东),“挟天子以令诸侯”。在许县和其他地方，“始兴屯田”,积蓄军资，巩固了势力，隔黄河同袁绍抗衡。建安五年，袁曹两军发生了官渡会战，“袁绍运谷车数千乘至，公用荀攸计，遣徐晃、史涣邀击，大破之，尽烧其车。”最后“绍众大溃”。曹操统一了中原。还有一篇曹操在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公布的一篇文告，是研究东汉末年社会历史及曹操为人的重要历史资料。他此篇文告中申明自己绝无“不逊之志”,并表明他绝不能放弃军权，因“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此所以不得为也。”还有《诸葛亮传》一篇，以叙事通畅、繁简得当、重点突出见长，记载了三国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的一生。传纪结尾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陈寿客观地评价其是非功过，“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陈寿很中肯地评价了诸葛亮一生的是非功过。
《三国志》的书法特点是尊魏为正统。魏、蜀、吴三国鼎立，各自可独立成书，但是陈寿入仕晋朝，身为晋臣。因为晋承继魏权政，不承认魏的正统地位，就等于不承认晋的正统地位。陈寿用本纪的体裁记载魏国的国君，而蜀、吴诸王一律称传，体裁仍是本纪的方式，即用编年的方式，按年月日记事。陈寿把三国分开写，表明了三国鼎立，不相统摄，这样既保留了魏的正统，又反映了历史的实际。后人曾对陈寿以曹魏为正统提出了种种责难，认为应以蜀汉为正统，朱嘉作《通鉴纲目》以蜀汉纪年，明代谢陛又作《季汉书》,这些书实际上也是服务于当时的政治。
《三国志》没有志，是本书的缺陷，陈寿之所以未写志，可能是搜集不到这方面足够的材料。后人沈约编写的《宋书》有志三十卷，叙事远溯三代，记载了魏晋时三国的制度沿革，这样弥补了《三国志》的不足。
《三国志》编纂比前史更精密之处，在于全书前后贯串，事不重复。在《魏志》中记载过的史事，在《吴志》、《蜀志》中就不再重复，在《吴志》、《蜀志》中也是如此，前后矛盾的地方少。
《三国志》列传除魏《三少帝纪》,吴《三嗣主传》,蜀《刘二牧》及宗室、王子、妃嫔外，一般臣僚不单列传。这是《三国志》不同于《史》《汉》之外，因三国时间较短，又各自为书，人物以类传列在一起便可，不必分类太碎。另外，《三国志》的文章，叙事简洁，为人所称道。魏晋后的史书大都很芜杂，“时无良史”。(《晋书·司马彪传》)《三国志》问世后，备受称赞。对于史料的取舍、剪裁都比较严谨，不铺陈堆砌。如《蜀书·先主传》记：“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即袁绍)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寥寥数语表达了人物的性格和心理。《三国志》确实是用辞简洁、引语精炼，不愧有“良史”之称。
《三国志》的另一个特点是曲笔书史。陈寿替魏晋统治者隐恶扬善，有失实之处。刘知几曾对此有论述：“当宣(指司马懿)、景(指司马师)开基之始，曹(曹髦)、马(司马昭)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史通·直书》)陈寿屈从于当局者的权势，“故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同上)记史多讳饰。曹操本来“自领冀州牧”,“自立为丞相”,“自立为魏公，加九锡”,“自进号为魏王”,而《三国志》都写成天子为了酬劳让德，诏命封赐，并非曹氏自取。司马氏用同样的手段得天下，也被说成是皇封。但并非全书纪事都是如此，赵翼有一段中肯的评论：“《三国志》虽多回护，而其剪裁斟酌处，亦自有下笔不苟者，参订他书，而后知其矜慎也”(《廿二史札记》)对于整个史事的叙述，基本上比较审慎。
陈寿的文笔过于简洁，内容简略。陈寿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利用政府藏书。语言艺术的运用和艺术手法的表现以及人物形象的刻划，都不及《史记》和《汉书》。
《三国志》虽有不足之许，同《史记》、《汉书》相比略为逊色，但它仍不失为一部史学名著。钱大昕在《三国志辩疑序》中很推崇《三国志》,认为其叙事可信，“予性喜史学，马班而外，即推此书，以为过于范、欧阳。”《三国志》不仅被列为二十四史，还和《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四史。
南朝宋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史料价值极高。清代为《三国志》作注的有杭世骏，著有《三国志补注》六卷；钱仪吉有《三国志证闻》三卷；赵一清有《三国志补注》六十五卷；梁章钜有《三国志旁证》三十卷；卢弼有《三国志集解》六十五卷。其中卢本是最详尽的注本。
《魏书》、《蜀书》、《吴书》成书后曾各自刊行，到北宋才合为一书，称《三国志》。《三国志》最早的版本是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国子监刻本。现在通行的《三国志》版本有四种：一是一九五七影印的百衲本，它以南宋绍兴和绍熙两种刻本为底本。二是清乾隆年间的武英殿刻本，据明嘉靖年间北监刻本校刻。三是清同治年间金陵书局的活字本，据明嘉靖年间南监冯梦祯本校印；四是清光绪年间江南书局刻本，据明崇祯毛晋的汲古阁刻本校刻。一九六三年六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以局本为底本，以宋明善本互校，为当前最流行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