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徐渭的“媚胜”说

徐渭(1521—1593),字文长(初字文清),别号田水月、天池山人、青藤道士等，浙江山阴 (今绍兴市)人。少有才名，为邑诸生，师事王阳明之门人季本，总督胡宗宪招致幕府，以草《献白鹿表》负盛名。渭知兵，好奇计，曾作《拟上府书》、《拟上督府书》等，极论抗倭之计。其天才绝伦，诗、文、书、画、戏曲，无一不精，然他自己说： “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汤显祖 《徐文长传》引)他的字奔放奇崛中不乏妍媚，不拘固常而野趣天成，故明张岱说： “青藤诸画，离奇超脱，苍劲中姿媚跃出，与其书法奇崛略同。……余谓青藤之书，书中有画；青藤之画，画中有书。”( 《跋徐青藤小品画》)可知其书画贯通，并以书画表现其桀骜不驯之精神。
徐渭是一位颇有叛逆精神的人物，晚明个性解放思潮在徐渭身上已初露端倪。他本人无视传统与礼法，敢于作离经叛道之论，故其诗文书画中无一不充满着强烈的个性特征。他的书论主张抒写性情，有自己的面目：
非特字也，世间诸事，凡临摹直寄兴耳，铢而较，寸而合，岂真我面目哉？临摹《兰亭》本者多矣，然时时露己笔意者始称高手。予阅兹本，虽不能必知其为何人，然窥其露己笔意，必高手也。优孟之似孙叔敖，岂并其须眉躯干而似之耶？ 亦取诸其意气而已矣。( 《书季子微所藏摹本兰亭》)
临摹前人贵在不失自己的个性，不必求其点画酷肖，而在得古人意气，故他要求书画能表现自己的情感与意志，而不论其形态面貌，他说自己画的牡丹“虽有生气，多不是此花真面目”,即宁可失去事物本身的面貌特征，而强调事物的精神风韵与作家个性的表现，故他论画主张“不求形似求生韵”。
徐渭论书一反前人注重骨力的理论而强调 “媚胜”,其言曰：
世好赵书，女取其媚也，责以古服劲装可乎？盖帝胄王孙，裘马轻纤，足称其人矣。他书率然，而《道德经》为尤媚。然可以为槁涩顽粗，如世所称枯柴蒸饼者之药。( 《书子昂所写道德经》)
古人论真行与篆隶，辨圆方者，微有不同。真行始于动，中以静，终以媚。媚者盖锋稍溢出，其名曰姿态，锋太藏则媚隐，太正则媚藏而不悦，故大苏宽之以侧笔取妍之说。赵文敏师李北海，净均也，媚则赵胜李，动则李胜赵。夫子建见甄氏而深悦之，媚胜也。后人未见甄氏，读子建赋无不深悦之者，赋之媚亦胜也。( 《赵文敏墨迹洛神赋》)
徐渭肯定了赵孟頫书的媚趣，以为合乎其王孙公子、裘马轻纤的身份，同时赵字也是矫正粗涩之弊的良药，故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他以笔锋溢出来解释“媚”,以为“锋太藏则媚隐，太正则媚藏而不悦”,一反前人所坚持的中锋运笔，而主张以侧锋取妍，由此他很推重苏东坡的书法，由于苏东坡的字善用 “卧笔”,肥厚紧密，前人评之曰“丰腴悦泽，绵里藏针”(解缙语),故甚合徐渭 “媚”的审美理想。他也与杨慎一样，以女子的艳美来比喻书法的妩媚，以为人皆有爱美之心，故书法之“媚”是不可或缺的，这种主张显然带有反传统的色彩。
徐渭将“媚”的审美要求归结到用笔上去，指出不能太正太藏，而欲以侧锋取妍。可见他十分重视用笔，故陶望龄的 《徐文长传》中说： “谓行、草书精伟奇杰。……其论书主于运笔，大概昉诸米氏云。”已看到了徐氏论书重在笔法的特点，徐渭又有《笔玄要旨》之作，专论运笔之法。他本人的书法也往往兼用侧锋，有意令笔致外露而表现出一种狂放不羁的个性。袁宏道曾说：“文长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予不能书，而谬谓文长书决当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 《徐文长传》)也指出了他的书法奔放艳美的特点。
徐渭所谓的 “媚”,不仅是指形态的妩媚秀逸，而且是指笔法的自由欹侧，显然与前代书论中守正而尚骨力的主张异趣，故他在 《评字》一文中说：
孟頫虽媚，犹可言也。其似算子率俗书，不可言也。尝有评吾书者，以吾薄之，岂其然乎？倪瓒书从隶入，辄在钟元常《荐季直表》中夺舍投胎，古而媚，密而散，未可以近而忽之也。
可见文长于赵字未尝厚非，以其虽“媚”而尚有存在之价值，不象那些呆板如算子而俗恶不堪入目的书法，显然肯定了 “媚”的特点。他盛称倪云林的字 “古而媚，密而散”,说明 “媚”在徐渭看来是与 “古”相对应的一种审美范畴，它代表了书法中艳美新变的趣尚，因而徐渭认为“古”与 “媚”的结合便是理想的书法风格。
总之，徐渭强调了书法的审美价值，肯定了妩媚的地位，这在明代中期复古主义笼罩文坛艺苑的氛围中是弥足珍贵的，体现了徐渭提倡个性，反对传统的思想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