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律

七言律诗，又五言八句之变也。在唐以前，沈君攸七言俪句已近律体。唐初始专此体，沈、宋等精巧相尚。开元初，苏、张之流盛矣，然而亦多君臣游倖倡和之什。(高棅《唐诗品汇·七言律诗叙目》)

盛唐作者虽不多，而声调最远，品格最高。若崔颢，律非雅纯，太白首推其《黄鹤》之作，后至《凤凰》而仿佛焉。又如贾至、王维、岑参早朝倡和之什，当时各极其妙，王之众作尤胜诸人。至于李颀、高适，当与并驱，未论先后，是皆足为万世程法。……少陵七言律法独异诸家，而篇什亦盛。如 《秋兴》等作，前辈谓其大体浑雄富丽，小家数不可仿佛耳。天宝以还，钱起、刘长卿并鸣于时，与前诸家实相羽翼，品格亦近似。至其赋咏之多，自得之妙，或有过焉。(同上)

中唐来，作者渐多。如韦应物、皇甫伯仲以及乎大历才子诸人相与接迹而起者，篇什虽盛，而气或不逮。贞元后，李益、权德舆、杨巨源、戴叔伦、刘禹锡之流，宪章祖述，再盛于元和间，尚可以继盛时诸家。贾岛、姚合后出，格力犹有一二可取。(同上)

元和后，律体屡变，其间有卓然成家者，皆自鸣所长。若李商隐之长于咏史，许浑、刘沧之长于怀古，此其著也。今观义山之《随宫》、《马嵬》、《筹笔驿》、《锦瑟》等篇，其造意幽深，律切精密，有出常情之外者。用晦之《凌歊台》、《洛阳城》、《骊山》、《金陵》 诸篇，与乎蕴灵之 《长洲》、《咸阳》、《邺都》等作，其今古废兴、山河陈迹、凄凉感慨之意，读之可为一唱而三叹矣。三子者，虽不足以鸣乎大雅之音，亦变风之得其正者矣。……唐末作者虽众，而格力无足取焉。(同上)

《绿草庭中》诸什，其律本乎贞观、永徽之间，犹然蒉桴也。景龙、开元之际，其云门大咸乎？君臣相悦，授简称诗，《龙池》诸篇，管弦与被，是称正始之音。从之而开元之季，以至大历之初，为磬乎，夏乎，濩乎，武乎？繁会之音，洋洋盈耳，而子美实集大成，准具是矣。(张玉成 《七言律准序》)

七言近体，起自初唐应制，句法严整。或实字迭用，虚字单使，自无敷演之病。如沈云卿 《兴庆池侍宴》：“汉家城阙疑天上，秦地山川似镜中。”杜必简《守岁侍宴》：“弹弦奏节梅风入，对局探钩柏酒传。”宋延清 《奉和幸太平公主南庄》：“文移北斗成天象，酒近南山献寿杯。”观此三联，底蕴自见。暨少陵《怀古》：“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塚向黄昏。”此上二字虽虚，而措辞稳帖。《九日蓝田崔氏庄》：“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此中二字亦虚，工而有力。中唐诗虚字愈多，则异乎少陵气象。刘文房七言律，《品汇》所取二十一首，中有虚字者半之。如“暮雨不知涢口处，春风只到穆陵西”之类。钱仲文七言律，《品汇》所取十九首，上四字虚者亦强半。如“不知凤沼霖初霁，但觉尧天日转明”、“鸳衾久别难为梦，凤管遥闻更起愁”之类。凡多用虚字便是讲，讲则宋调之根，岂独始于元、白？ (谢榛《四溟诗话》卷四)

初唐七言律缛靡，多谓应制使然，非也，时为之耳。此后若《早朝》及王、岑、杜诸作，往往言宫掖事，而气象神韵，迥自不同。(胡应麟《诗薮》 内编卷五)

王、岑、高、李，世称正鹄。嘉州词胜意，句格壮丽，而神韵未扬。常侍意胜词，情致缠绵，而筋骨不逮。王、李二家和平而不累气，深厚而不伤格，浓丽而不乏情，几于色相俱空，风雅备极，然制作不多，未足以尽其变。杜公才力既雄，涉猎复广，用能穷极笔端，范围今古，但变多正少，不善学者，类失粗豪。钱、刘以还，寥寥千载。国朝信阳、历下、吴郡、武昌，恢扩前规，力追正始。大要八句之中，神情总会者时苦微瑕，句语停匀者不堪颖脱。故世遂谓七言律无第一，要之信不易矣。(同上)

七言律滥觞沈、宋。其时远袭六朝，近沿四杰，故体裁明密，声调高华，而神情兴会，缛而未畅。“卢家少妇”，体格丰神，良称独步，惜颔颇偏枯，结非本色。崔颢《黄鹤》，歌行短章耳，太白生平不喜俳偶，崔诗实与契合，严氏因之，世遂附和，又不若近推沈作为得也。(同上)

唐七言律自杜审言、沈佺期首创工密，至崔颢、李白时出古意，一变也； 高、岑、王、李，风格大备，又一变也； 杜陵雄深浩荡，超忽纵横，又一变也； 钱、刘稍为流畅，降而中唐，又一变也； 大历十才子，中唐体备，又一变也； 乐天才具泛澜，梦得骨力豪劲，在中晚间自为一格，又一变也； 张籍、王建略去葩藻，求取情实，渐入晚唐，又一变也； 李商隐、杜牧之填塞故实，皮日休、陆龟蒙驰骛新奇，又一变也； 许浑、刘沧角猎俳偶，时作拗体，又一变也； 至吴融、韩偓香奁脂粉，杜荀鹤、李山甫委巷丛谈，否道斯极，唐亦以亡矣。(同上)

初唐体质浓厚，格调整齐，时有近拙、近板处； 盛唐气象浑成，神韵轩举，时有太实、太繁处； 中唐淘洗清空，写送流亮，七言律至是，殆于无可指摘，而体格渐卑，气运日薄，衰态毕露矣。(同上)

自景龙始创七律，诸学士所制，大都铺扬景物，宣诩宴游，以富丽竞工，亡论体变未极，声病亦多未调。开、天以还，哲匠迭兴，研揣备至，于是后调弥纯，前美益畅，字虚实互用，体正拗毕摄，七言能事始尽。所以遡龙门之派者，必求端沈、宋； 穷沧海之观者，还归大杜陵。(胡震亨 《唐音癸签》 卷一○)

唐七言诗自杜审言、沈佺期首创工密，至崔颢、李白时出古意，一变也。高、岑、王、李，风格大备，又一变也。杜陵雄深浩荡，超忽纵横，又一变也。钱、刘稍加流畅，降为中唐，又一变也。大历十才子，中唐体备，又一变也。乐天才具泛澜，梦得骨力豪劲，在中、晚间自为一格，又一变也。张籍、王建，略去葩藻，求取情实，渐入晚唐，又一变也。嗣后，温、李之竞事组织，薜能之过为芟刊，杜牧、刘沧之时作拗峭，韦庄、罗隐之务趋条畅，皮日休、陆龟蒙之填塞古事，郑都官、杜荀鹤之不避俚俗，变又难可悉纪。律体愈趋下，而唐祚亦告讫矣。(同上)

七言律，始于梁简文、庾信、隋炀帝，至唐初诸子尚沿梁陈旧习。惟杜、沈、宋三公，体多整栗，语多雄伟，而气象风格始备，为七言律正宗。然析而论之，杜独挺苍骨，是唐律之始； 宋间出靡调，犹是六朝之余。(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一三)

杜、沈、宋七言律虽为正宗，然未能如五言之纯美者，盖五言律体虽成于杜、沈、宋，而律句则自齐梁始，其来既远，故至此而纯美。七言律虽权舆于梁简文、庾信、隋炀帝，至唐初诸子尚不多见。七言律之兴，实自杜、沈、宋三公始，故未能纯美耳。(同上)

七言律较五言为难。五言，盛唐概多入圣。七言，唯崔颢《雁门》、《黄鹤》为诣极，高适、岑参、王维、李颀虽入圣而未优，李于鳞云“七言律体诸家所难”是也。(同上书卷一七)

盛唐五言律，多融化无迹，而入于圣。七言字数稍多，结构稍艰，故于稳帖、匀和、溜亮、畅达，往往不能兼备。……愚桉： 岑“鸡鸣紫陌”、“西掖重云”、“长安雪后”、“回风度雨”，王“居延城外”、“渭水自萦”、“汉主离宫”、“洞门高阁”，李“流澌腊月”、“朝闻游子”、“远公遁迹”、“花宫仙梵”诸篇，亦可称全作。但李较岑、王，语虽熔液，而气若稍劣。后人每多推之者，盖由盛唐体多失粘，讽之则难谐协； 李篇什虽少，则篇篇合律矣。(同上)

子美七言律，如“风急天高”、“重阳独酌”、“楚王宫北”、“秋尽东行”、“花近高楼”、“玉露凋伤”、“野老篱前”、“群山万壑”等篇，沉雄含蓄，是其正体，国朝诸公多能学之，而稳贴匀和较胜。如“年年至日”、“近闻宽法”、“使君高义”、“曾为掾吏”、“寺下春江”等篇，其格稍放，是为小变，后来无人能学。至如“黄草峡西”、“苦忆荆州”、“白帝城中”、“西岳崚嶒”、“城尖径昃”、“二月饶睡”、“爱汝玉山”、“去年登高”等篇，以歌行入律，是为大变，宋朝诸公及李献吉辈虽多学之，实无有相类者。(同上书卷一九)

或问： 子美“年年至日”一篇，一气浑成，与崔颢《黄鹤》、《雁门》宁有异乎？ 曰： 律诗诣极者，以圆紧为正，骀荡为变。《黄鹤》前四行虽歌行语，而后四句则甚圆紧，《雁门》则语语圆紧矣。“年年”一篇，虽通篇对偶，而淋漓骀荡，遂入小变。机趣虽同，而体制则异也。然读“年年”等作，便觉《秋兴》诸篇语多窒碍。予尝谓子美七言律变胜于正，终不能祛后世之惑。(同上)

王元美云：“老杜以歌行入律，亦是变风，不宜多作，多作则伤境。”愚按： 子美七言以歌行入律，虽是变风，然豪旷磊落，乃才大而失之于放，盖过而非不及也。冯元成谓“如促柱急弦，雷轰石飞，落落感慨，令人兴怀不浅”，得之。(同 上)

谢茂秦云：“七言律，初唐句法严整，或实字叠用，虚字单使，自无敷演之病。……中唐钱、刘，虚字半之，格调渐下。”予谓： 初唐七言律非无虚字，但用之皆得其力； 中唐用之，不免敷演单弱耳。(同上书卷二○)

七言律，盛唐诸子，酝藉和平； 大历诸子，气格虽衰，而和平未改； 开成而后，意态过于轩举，声韵伤于急促。意态轩举者，如李商隐”夜卷牙旗千帐雪，朝飞羽骑一河冰”、李郢“𫜸没夜云知御苑， 马随仙仗识天香”等句是也； 声韵急促者，如许浑“湘潭云尽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来”、刘沧“花开忽忆故山树，月上自登临水楼”等句是也。七言绝亦然。(同上书卷三一)

予尝以唐律比闺媛： 初唐可谓端庄，盛唐足称温惠，大历失之轻弱，开成过于美丽，而唐末则又妖艳矣。然美丽、妖艳虽非端庄、温惠可比，而好色者不免于溺，此人情之常，无足为异。至若王、杜、皮、陆，乃怪恶奇丑，见之必唾其面，今好奇之士反以为姣好而慕悦之，此人情之大变，不可以常理推也。(同上)

开成许浑七言律，再流而为唐末李山甫、罗隐诸子。罗、李才力益小，风气日衰，而造诣愈卑。故于鄙俗村陋之中，间有一二可采，然声尽轻浮，语尽纤巧，而气韵衰飒殊甚。唐人律诗至此乃尽敞矣，要亦正变也。(同上书卷三二)

初唐七言律，质胜于文； 盛唐，文质兼备； 大历而后，文胜质衰； 至李山甫、罗隐诸子，则文浮而质灭矣。大抵初盛中晚，音节虽有高下，词藻虽有洪纤，而尚有可观。失此二者，则不得为正变也。(同上)

七言律轻浮纤巧，虽唐末所尚，而成家者实少。李山甫。罗隐诸子间得一二可采，其他则多鄙俗村陋矣。(同上)

或问： 唐人七言律自钱、刘变至唐末，而声韵轻浮，辞语纤巧，宜也。今观诸家又多鄙俗村陋，何耶？ 曰： 唐人既变而为轻浮纤巧，已复厌其所为，又欲尽去铅华，专尚理致，于是意见日深，议论愈切，故必至于鄙俗村陋耳。此上承元和，而下启宋人，乃大变而大敝矣。(同上)

七律盛唐极高，而篇数不多，未得尽态极妍，犹《三百篇》之正风正雅也； 大历已多，开成后犹多，尽态极妍，犹变风变雅也。(吴乔《围炉诗话》卷三)

尝校唐七律，原有升降·其在神、景，大抵铺练严谧，偶俪精切。而开、宝以后，即故为壮浪跳掷，每摆脱拘管以变之，然而声势虚扩，或所不免。因之上元、大历之际，更为修染之习，改钜为细，改廓为瘠，改豪荡而为琐屑。而元和、长庆则又去彼结， 易以通侻， 却坛坫揖逊， 而转为里巷俳谐之态。虽吟写性情，流连光景，三唐并同，而其形抚之不齐有如是也。是以宋袭长庆，元袭大历，嘉、隆袭开、宝，皆欲递反旧习，而自趋流弊，翻就污下。(毛奇龄 《唐七律选序》)

唐人七言律，以李东川、王右丞为正宗，杜工部为大家，刘文房为接武，高廷礼之论确不可易。宋初学西昆，于唐却近； 欧、苏、豫章始变西昆，去唐却远。元如赵松雪雅意复古，而有俗气，余可类推。(郎廷槐《师友诗传录》述王士禛语)

七言律诗，五言八句之变也。唐初始专此体。沈、宋精巧相尚，然六朝余气犹存。至盛唐声调始远，品格始高。如贾至、王维、岑参早朝倡和诸作，各臻其妙。李颀、高适皆足为万世法程。杜甫浑雄富丽，克集大成。天宝以还，钱、刘并鸣。中唐作者尤多，韦应物、皇甫伯仲以及大历才子接迹而起，敷词益工，而气或不逮。元和以后，律体屡变。其造意幽深，律切精密，有出常情之外。虽不足鸣大雅之林，亦可为一倡三叹。至宋律，则又晚唐之滥觞矣，虽欧、梅、苏、黄卓然名家，较之唐人，气象终别。至于元人，品格愈下，虽有虞、扬、揭、范，亦不能力挽颓波。盖风气使然，不可强也。(同上书述张实居语)

初唐如花始苞，英华未畅。盛唐王维、李颀、岑参诸公，声调气格，种种超越，允为正宗。中晚之钱、刘、李 (义山)、刘 (沧)，亦悠扬婉丽，沨沨乎雅人之致。义山造意幽邃，感人尤深，学者皆宜寻味。独少陵包三唐，该正变，为广大教化主， 生平瓣香， 实在此公， 惜未能其阃阈。 东坡云：“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然不敢以难而谢之。学杜有得，即学苏、学陆无乎不可。(宋荦《漫堂说诗》)

七言律诗始于初唐咸亨、上元间，至开、宝而作者日出。少陵崛起，集汉魏六朝之大成，而融为今体，实千古律诗之极则。同时诸家所作，既不甚多，或对偶不能整齐，或平仄不能粘缀； 上下百余年，止少陵一人独步而已。中唐律诗始盛。然元、白号称大家，皆以长篇擅胜，其于七言八句，竟似无意求工。钱、刘诸公，以韵致自标，多作偏枯，格中二联，或二句直下，或四句直下，渐失庄重之体。义山继起，入少陵之室，而运以秾丽，尽态极妍，故昔人谓七言律诗莫工于晚唐。然自此作者愈多，诗道日坏。大抵组织工巧，风韵流丽，滑熟轻艳，千手雷同，若以义求之，其中竟无所有。世遂有“开口便是七言律诗，其人可知矣”之诮。非七言律诗不可作，亦作者不能挺拔自异也。以命意为主。命意不凡，虽气格不高，亦所不废； 意无可采，虽工弗尚。(钱良择《唐音审体》)

七律至刘随州辈，依然王、杜规格，不知何故，辄如舍国都至州县，降五侯七贵邸里入三戟门第，顿觉神减。若韩翃、耿𣲗辈则居然清门， 不过清漆板庙、 鸟椑墙巷， 一好样子而己。 自此以后， 竟分作佻染、喭悦两种， 佻染宗大历，喭悦宗长庆，因之晚唐、宋、元、初明皆递相转环，而不知于此时实滥觞也。今人变宋为元，变盛明为初明，而不知于君平、乐天三致意焉，可谓不知本矣。(张世炜 《唐七律隽》)

七言律，平叙易于径直，雕镂失之佻巧，此五言更难。初唐英华乍启，门户未开，不用意而自胜。后此摩诘、东川，舂容大雅，时崔司勋、高散骑、岑补阙诸公，实为同调。而大历十子及刘宾客、柳柳州，其绍述也。少陵胸次闳阔，议论开辟，一时尽掩诸家； 而义山咏史，其余响也。外是曲径旁门，雅非正轨。(沈德潜《唐诗别裁集》)

七律至随州，工绝亦秀绝矣，然前此浑厚兀奡之气不存。降而君平、茂政，抑又甚焉。风会使然，岂作者莫能自主耶！(同上书卷一四)

初唐七律，事多而寡用之，情多而简出之，特每篇结句不无浅率之弊，为风气所囿耳。后人一概抹煞，如何平允。(同上)

七律始于盛唐，如国家缔造之初，宫室初备，故不过树立架子，创建规模，而其中之洞房曲室，网户罘罳，尚未齐备。至中晚而始备，至宋元而愈出愈奇。明七子不知此理，空想挟天子以临诸侯，于是空架虽立，而诸妙尽捐。《淮南子》 曰：“鹦鹉能言，而不能得其所以言。” (袁枚《随园诗话》卷六)

初盛唐七律，中二联皆对仗严整，写景而情寓其中，至老杜而体格大备。(吴仰贤《小匏庵诗话》卷一)

就有唐而论，其始也，尚多习用古诗，不乐束缚于规行矩步中； 即用律，亦多五言，而七言犹少； 七言亦多绝句，而律诗犹少。故《李太白集》七律仅三首，《孟浩然集》七律仅二首，尚不专以此见长也。自高、岑、王、杜等 《早朝》诸作，敲金戛玉，研练精切。杜寄高、岑诗，所谓“遥知对属忙”，可见是时求工律体也。格式既定，更如一朝令甲，莫不就其范围，然犹多写景，而未及于指事言情，引用典故。少陵以穷愁寂寞之身，藉诗遣日，于是七律益尽其变，不惟写景，兼复言情，不惟言情，兼复使典。七律之蹊径，至是益大开。其后刘长卿、李义山、温飞卿诸人，愈工雕琢，尽其才于五十六字中，而七律遂为高下通行之具，如日用饮食之不可离矣。“西昆体”行，益务数典，然未免伤于僻涩。东坡出，又参以议论，纵横变化，不可捉摸，此又开南宋人法门，然声调风格，则去唐日远也。(赵翼《瓯北诗话》卷一二)

尝论七律至杜少陵而始盛且备，为一变； 李义山瓣香于杜而易其面目，为一变； 至宋陆放翁专工此体而集其成，为一变： 凡三变。而他家之为是体者，不能出其范围矣。随园七律，又能一变，虽智巧所高，亦风会攸关也。(舒位《瓶水斋诗话》)

古今文章之变，朴极而谐。乐府七言，余波绮丽，若总持《芳树》、《江都乐歌》，与初唐七律竟无分别。《选诗拾遗》云“七言律体，已具于隋”，然犹未知其昉于陈也。(翁方纲《七言律诗钞凡例》)

元遗山 《论诗绝句》云“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初唐律体，气宇吞吐间，自有肇开一代之势。若直以为七律之正，将有俟焉。(同上)

开、宝诸公，堂堂旗鼓。王、李、高、岑数家，卓然杰出，而右丞尤为大雅之作。初唐之后，工部之前，固应有此康庄之路。(同上)

七律至杜公，千古一人。……杜公而后，接武为难。上元、宝应间，刘文房、钱仲文最为有名。延及十才子，格稍降，气体亦稍单弱矣。(同上)

王敬美有言：“今人作诗，但要真才实学，本性求情，且莫理论格调。”此言最善。如窦叔向《与表兄话旧》之类，何尝规仿盛唐，模范子美乎？ 若“王濬楼船”一篇，当时诸公推为绝唱，平心而论，亦即中唐时之 《秋兴》、《古迹》、《黄鹤楼》矣。风气所趋，不能强也。然而此间有合离焉，有升降焉，分别微茫，不可以目论矣。(同上)

昔新城司寇每戒人勿看白诗，此以格调论耳。愚故曰： 新城所云：“神韵”，即何、李所云“格调”之别名也。……诗至白公，无一笔不提，无一笔不变，而皆于平实出之。(同上)

杜律至矣，可惜者太白，清才逸气，不得于七律发之耳。愚意谓后来能借太白仙笔发为七律者，东坡也。然晚唐出一杜樊川，亦殆庶几焉。豪荡感激，竟不拘拘绳尺，然天地间云行水流，何非法哉！ (同上)

自刘随州而下，以逮中晚名辈，无不学杜。然须俟其人气力能到，方许问津，故终唐之世，迄无入室者。晚唐新声靡靡，独李义山七律，以韵逸手柔，移宫换羽，遂有登堂哜胾之叹，此正在骨节间辨之。(同上)

晚唐自樊川、玉溪外，几于异曲同声。温虽与李齐称，特以“三十六体”耳，非匹敌也。韩致尧哀音怨乱，不害其为丹山雏凤。(同上)

唐人诗虽气之盛衰，格之高下，万有不同，然波澜意度，自成其为唐者，故为古今诗道之通途，风人之正脉。况七律创始自唐，其堂庑规矩，开启后来，尤鼓箧祭菜之义。后来有祧唐祖宋者，皆非正也。然人之心思笔力，变化日新，词源所辟，盈科放海，天地之精华，事理之血脉，遂不得不放出有宋诸家矣。(同上)

开、宝诸贤七律，以王右丞、李东川为正宗。右丞之精深华妙，东川之清丽典则，皆非他人所及，然门径始开，尚未极其变也。至大历十才子，对偶始参以活句，尽变化错综之妙。如卢纶“家在梦中何日到，春来江上几人还”，刘长卿“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刘禹锡“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白居易“曾犯龙鳞容不死，欲骑鹤背觅长生”，开后人多少法门。即以七律论，究当以此种为法，不必高谈崔颢之《黄鹤楼》、李白之《凤凰台》及杜甫之《秋兴》、《咏怀古迹》诸什也。若许浑、赵嘏而后，则又惟讲琢句，不复有此风格矣。(洪亮吉 《北江诗话》卷六)

七律至唐末造，惟罗昭谏最感慨苍凉，沉郁顿挫，实可以远绍浣花，近俪玉溪。盖由其人品之高，见地之卓，迥非他人所及。次则韩致尧之沉丽，司空表圣之超脱，真有念念不忘君国之思。孰云吟咏不以性情为主哉！ 若吴子华之悲壮、韦端己之凄艳，则又其次也。(同上)

初唐章法句法皆备，惟声响色泽，犹带齐梁。盛唐而后，厥有二派，演为七家。以此二派，登峰造极，几于既圣，后人无能出其区宇，故遂为宗。何谓二派？ 一曰杜子美，如太史公文，以疏气为主，雄奇飞动，纵恣壮浪，凌跨古今，包举天地，此为极境。一曰王摩诘，如班孟坚文，以密字为主，庄严妙好，备三十二相，瑶房绛阙，仙官仪仗，非复尘间色相。李东川次辅之，谓之王、李。何谓七家？在唐为李义山，实兼上二派； 宋则山谷、放翕； 明则空同、于麟、卧子、牧斋。以为唯七家力能举之，而大历十子、白傅、东坡，皆同莂记，不与传灯。(方东树 《昭昧詹言》卷一四)

七律至中唐而极秀，亦至中唐而渐薄。盛唐之浑厚，至中唐日散； 晚唐之纤小，自中唐日开。故大历十子七律，在盛衰关头，气运使然也。(施补华 《岘佣说诗》)

用刚笔则见魄力，用柔笔则出神韵。柔而含蓄之为神韵，柔而摇曳之为风致。读大历人七律，须辨此界。(同上)

晚唐七律，非无佳句，特少完章。且所云佳句，又景尽句中，句外并无神韵。如“青草浪高三月渡，绿杨花扑一溪烟”、“墙头细雨无纤草，水面回风聚落花”、“细水浮花归别涧，澹云含雨入孤村”、“清光门外一渠水，秋色墙头数点山”、“得剑乍如添健仆，亡书久似忆良朋”、“芳草有情多碍马，好云无处不遮楼”等类，皆无事外远致也。(同上)

七言律初唐法固未备，即盛唐亦有太率处，盖初、盛古风之变，尚有无尽故也。至中唐，而法大备矣。如刘长卿、刘禹锡、柳宗元皆卓然大家。此外如卢纶、钱起、李嘉祐、郎士元及两皇甫，亦多可传可诵之作。为七律者可于此问津焉。(钟秀 《观我生斋诗话》卷三)

《围炉诗话》谓七律当宗中唐，与鄙见颇合。其言曰盛唐如王侯之家，不易攀跻； 中唐如士大夫之家，犹可几及。语颇近理。(同上)

晚唐渐参弱艳，然亦有未可厚非者。如李义山、温飞卿、许丁卯之流，取其秀劲不失之纤靡者以为师资，亦有裨益。(同上)

七言律诗，自唐而始盛。唐以前只有七言八句之乐府诗耳。自唐人以声律对偶限之，遂相沿为律诗。唐初好古之士，犹厌薄不多作，故陈子昂、李太白集皆古体，罕有律诗。洎中唐韩昌黎号为复古，亦鲜律体。孟东野、李长吉集中，直无一篇。然遇朝庆典礼及应制诸作，则不得不用律诗，风会所趋，迭演迭盛，材桀之士，头角竞出，名篇俊语，层出不穷。崔灏《黄鹤楼》一首，古律相参，推为绝唱，太白 《凤凰台》诗，思效之而不及也。此外如王摩诘、李东川、岑嘉州辈，最工此体。至子美沉雄高阔，集其大成，后之作者，莫能过也。晚唐李义山、温飞卿、刘梦得等，生面别开，自成馨逸。迨及金宋元遗山、王半山、黄山谷、陆放翁、陈后山、陈简斋诸大家继起，步武唐人，而各有变化独到之处。元之虞道园、赵子昂，亦称能手，虞近古而赵近俗。有明高季迪、何大复、李空同、王元美、陈子龙、陈恭尹、杨用修诸家，于七律皆多杰构，固不独乐府古诗为足称也。清代查初白、王渔洋、姚姬传及末季之海藏、听水，清苍峭秀，佳构极多，并可师法。(由云龙 《定厂诗话》卷上)

初唐沈佺期“卢家少妇”一首，摩诘之“积雨辋川庄”一首，岑嘉州和贾至《早朝》一首，李东川“朝闻游子”一首，皆格律浑成，为律诗正体。至老杜之《登高》、《野望》、《登楼》、《宿府》、《恨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客至》、《南邻》、《蜀相庙》诸作，则格老气苍，雄视百代，诚高不可及矣。温、李二家，雄浑秀丽，开后人无数法门，然要在善学，使气骨藻采相副，便为上乘，否则偏于纤缛，便落凡近，此之不可不慎也。(同上)

七言今体昌于初唐，至盛唐而极。王摩诘意象超远，词语华妙，堪冠诸家。辅以东川，附以文房，堂堂乎一代宗师矣。至杜公，五十六言横纵变化，直欲涵盖宇宙，包括古今，又非唐代所能限。义山、致尧继轨于前，山谷、后山蹑步于后，然皆得其一体。 简斋蹩， 竭力以追， 才力稍弱， 有时近俗，“一祖三宗”之号弗克膺也。裕之感慨身世，时或有合，至于出神入化，固诸子望而莫逮，然渊源所在，犹不失为薪火之传尔。香山华赡，妙合自然，足以轰动流俗，自成一派，然不善学之，流为滑易。(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各体引言》)

七律本唐之新体，初唐草具规模，至沈、宋、高、岑专讲排场，苟求恢廓。“九月寒砧”、“十年征戌”，意蕴何在？ 而“九天阊阖”、“万国衣冠”、“金阙晓钟”、“玉阶仙仗”，宛与宫门春帖相似。至于杜则深密矣，然犹间杂疵辞率句，完作无多。义山出，乃取杜之成就而精之纯之，章法格韵，遂为此体之开派。(夫明人之格调，出自盛唐，实起于当时应制之体。五律自徐、庾已渐具体，犹远承汉魏五言气脉，故“四杰”及沈、宋、高、岑所作，未失雅人深致，独七律非直接由古七言体逐渐演变而来，专讲排场，大开大合，反似模效当时新制五律，扩成一体。凡一新体创成，必经过作者反复陶炼，归于精纯。同时如摩诘有“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已不似“九天阊阖”、“万国衣冠”之空阔。而子美之《诸将》、《咏怀古迹》及其他写事抒情诸律，于此体亦经脱换。唯间有若干篇句，未尽称是，即脍炙人口之《秋兴》八首，犹间杂流行排调，难称完作。卒得义山出，始洒涤净尽耳。) (光明甫 《论文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