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和尚也造反

北魏拓跋氏统治时期，统治者为了修福行善，大肆建寺度僧，不借工本人力开凿石窟。龙门石窟的开凿即始于这时。统治者的提倡，佛教一度十分兴盛，特别是佛寺的富丽堂皇程度令人瞪目结舌。这点从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中可见一斑。
但北魏统治者对内恣意诛杀，对外频繁征伐。暴政、战乱、杂税、繁役、天灾的交相袭扰，致使黎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求生存，北魏统治下的百姓纷纷揭竿而起。在这些起义造反的队伍中，也有出家僧人。究其原因，一方面与北魏天灾人祸、百姓生存无保障的局面有关；另一方面，僧徒的急剧增加，壮大了寺院经济，同时使寺院中的特权阶层得以形成，而大部分僧侣则处于受奴役的地位，因此产生对寺院的仇视情绪。
道武帝天兴五年(402)二月，沙门张翘自号“无上王”,与丁零族的鲜于次保一同在常山(河北正定)的行唐，聚众起义。这是见诸史籍的第一次沙门反叛。
孝文帝延兴三年(473)十二月，沙门慧隐起事，但很快被诛杀。事隔不久，孝文帝太和五年(481),沙门法秀又聚众造反。法秀以符瑞号召群众，组织暴动。当时有兰台御史张求等百余人，召集百姓及汉族和少数民族官吏，一同参加起义。后因中山王王叡之弟王亮的告密，法秀被捕。据说，官兵用马笼头上的铁锁绑着法秀，铁锁却自动开了。官兵们以为法秀有极大法力，便对法秀说：“如果你还有更大的神力，刺刀应该穿不透你的肉体啊！”说完，用刺刀刺向颈骨孔。据说，法秀三天后才死去。法秀起义被平定后，朝廷限制建立佛寺。
宣武帝永平二年(509)正月，泾州(甘肃泾州县北)和尚刘慧汪造反；永平三年二月，泰州和尚刘光秀造反，他们很快就被官军镇压了。此外，还有延昌三年(514)十一月幽州(今北京)沙门刘僧绍自称“净居国明法王”,净居国就是净居天，乃太平理想之国。刘僧绍以“明法王”的名义组织起义，不久即被抓获斩杀了。
在北魏诸多沙门起义中，规模最大的就是沙门法庆所组织的大乘起义。冀州沙门法庆利用法术，首先取信于渤海郡的豪族李归伯，获得李家的尊崇。李归伯召集众人拥戴法庆为盟主。法庆自号“大乘”。法庆于宣武帝延昌四年(515)聚众造反，他的召令说，每杀一人，就是一住菩萨，杀十人就是十住菩萨，越能杀人，菩萨的品位越高。因此，他们选定的第一个要杀的人就是一位县令。接着，他们攻占了渤海郡，杀了很多贪官污吏，一时间声势浩大。法庆为了激励部下勇往直前，还调制了一种令人兴奋的药。让服药的人不要告诉任何人，即使父子兄弟也不能告诉。李归伯出身于名门望族，以性情清直、廉洁公平著称，他成了起义军的军师。由于当时的冀州刺史枉法乱政、滥杀无辜的僧人，法庆等人的振臂一呼，众起响应，一时颇有声势。
起义中，法庆以“新佛出世，除去群魔”为号召，对寺庙大加破坏。法庆认为，寺院聚财敛物及上层僧人的特权等现象都该废止。他还大胆破除了佛教的戒律，娶尼姑惠晖为妻，以“新佛”的面貌出现。这些对于困苦至极的僧俗大众来说，的确有其感召力。
朝廷起初并不重视这次起义，只令地方官兵去镇压。可是，派去讨伐的地方军遭到惨败。起义军所到之处，不仅杀掉当地的官吏与恶霸，还大举破坏寺院、斩杀僧尼、焚烧佛经、打碎佛像。
面对起义军力量的壮大，朝廷任命皇亲元遥为总指挥官，率步、骑兵十万大军前去镇压。法庆率部迎击官兵。官军毕竟装备精良，人数众多，法庆很快被击败。但官军一时无法俘捉到法庆本人。朝廷又任命性情残忍、绰号叫“瞎虎”的谷楷前往追讨，才将法庆与惠晖捕斩，而后把首级送往京城。不久，将李归伯在闹市中斩首，并定李家连坐之罪。这样，历时三个月的起义失败了。
北魏的僧人起义，在中国佛教史上实属罕见。就其次数之多、人数之众而言，也是后无来者。僧人聚众造反，与打着宗教旗号的农民起义有所不同。僧人起义，更多地把矛头指向了僧侣中的特权阶层，而毁寺烧经的破坏活动，对佛教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我们也能发现其间的共同特点，即把宗教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为达到现实的政治目的，起义领导者往往利用宗教的感召力去发动、组织起义。
再说，力主慈悲为怀的佛教，生化出暴动杀人的起义，单纯从逻辑上很难推演出来。一旦把出世与入世关联起来，注意到佛教在出世的形式中所包涵的入世内容，便可理解这其中的矛盾。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寺院也并非完全是空阔洁净的乐土，其中也体现着世俗的诸多内容，如等级次序便是一例。身为佛僧的法庆毁寺杀僧，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法庆是叛教者，而是因为当时的寺僧浸透了世俗的不良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