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三年金庸访台，微露“中间偏右”

六七十年代金庸的政治态度虽然自称是“中立”,但实际上他却是通过《明报》积极地参与政治，他对当时大陆和台湾两方面的政治都持严厉的批评态度。
金庸后来明确说过：“从前中共和台湾的政策都不大好，甚至不好，我就两面都不赞成，人家说我‘左右不讨好’。”
金庸内心耿直倔强的—面由此可见。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四面树敌，并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压力，然而，金庸又绝不是一个僵化固执的人，金庸能写活“韦小宝”这样一个典型人物，足以证明金庸对人生社会和政治更深刻的理解。从“侠之大者”的郭靖而到金庸内心秘密欣赏韦小宝的“讲义气”和“能适应环境”,实际上金庸也是这样。
1973年4月28日，金庸去台湾作了为期十天的访问。这是金庸首次台湾之行，也表明了金庸政治态度上的一种圆通性。金庸去台湾，他当然知道这件事对外面将意味着什么样的政治意义。所以他表现得很谨慎，调子降得很低：金庸只是以《明报》普通记者的身份去台的。
可以理解的原因。台湾当局和金庸本人两方面都秘而不宣促成此行的原因。1973年，海峡两岸的关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而像金庸这样在香港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报人物，正是两岸政治力量的统战对象。对于台湾来说，此时只要有像金庸这样的“大人物”来台湾走一趟，都可以获得一些有影响的政治宣传。
金庸当然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虽然他尽量低调处理，但还是遮不住他那政治态度“中间偏右”的微妙变化。
对于大侠金庸来说，立场的调整其实并不重要；只要仍是他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原则，所以对于种种议论和猜测，他并不放在心上。
金庸虽然是以普通记者身份去台湾，但此行的政治色彩，遮也遮不住。金庸在台湾，得以同当时担任“行政院院长”的蒋经国、“副总统”严家淦、“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等政要会面并作长时间交谈，这些足以证明此行的政治色彩。
金庸回香港之后，两个月之内推出了他的长达数万言的访台纪行：《在台所见·所闻·所思》。不言而喻，金庸的文章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后来因销路太好，又专门出了单行本，后来又在《明报月刊》再次连载。
金庸明显表露了对台湾领导层的善意：“这次我到台北，印象最深刻的事，不是经济繁荣，也不是治安良好，而是台北领导层正视现实的心理状态，大多数设计和措施，显然都着眼于当前的具体环境。”
金庸是一个有大侠人格的敢于忠实于良心和不作违心之论的政治家，一旦他感觉到什么，他不计利害也要直抒胸臆。
金庸看到台湾领导层不再唱高调，浮夸吹嘘，当然会产生好感的。
“不论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民主自由、中华文化的传统等等其中可能有合理的部分，也可能有不合时宜的部分。在台湾而言，应当采用最能为台湾人民谋幸福的办法，最受台湾人民欢迎的办法，使得最大多数台湾人民生活得最快乐。”
“我相信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所盼望的，就是这样一个政府，希望大陆和台湾将来终于能和平统一，组成一个独立、民主和民族和睦政府。”
“我这—生如能亲眼见到这样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出现，实在是毕生最大愿望。”
可以看出，不论金庸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发生怎样微妙的变化，但金庸“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政治理想，为普通老百姓利益着想的善良意愿，却是一点也没有改变。只要对国家有利，对民族有益，对人民有福，金庸并不在乎站在哪一个立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