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方寸之石 意味无穷——印章是中国文人的宠物

在沈野看来，一方好印之中，有诗、有鬼神、有禅理：“不著声色，寂然渊然，不可涯涘，此印章之有禅理者也；形若飞动、色若照耀、忽龙忽蛇，望之可掬，即之无物，此印章之有鬼神者也；尝之无味，至味出焉，听之无音，元音存焉，此印章之有诗者也。”他犹爱玩味汉印：“清晓空斋坐，庭前修竹清，偶持一片石，闲刻古人名。蓄印仅数钮，论文尽两京。徒然留姓氏，何处问生平”。(《印谈》)书画家李流芳也曾这样述说治印之乐：“余少年游戏此道，偕吾休友人竞相摹仿，往往相对，酒阑茶罢，刀笔之声，扎扎不已，或得意叫啸，互相标目，前无古人”。(李流芳题《汪果叔印谱》)
这类雅事，明、清笔记和印学著作之中甚多。如周亮工《印人传》载：“兰溪姜次生，亦纵于酒，外惟寄意图章。方侍御邵村，为丽水令，款之署中，酿为生罄矣！ 一夕，漏下数十刻，忽剥啄甚急，侍御惊起，趋迎问故。曰：我适为公成一印，殊自满志，不及里也。事孰有急于此乎！遂出握视之。复曰：如此印，不值一醉耶？”姜次生艺术创作的狂热，跃然纸上。同时也说明，当时的达官贵人视篆刻家为有社会地位的人，一般人在县令面前哪敢如此放肆。
周亮工本人也是一个印章迷。他官至户部侍郎，却嗜印成癖，自称“生平嗜此，不啻南宫之爱石”、“旧藏晶、玉、犀、冻诸章，恒满数十函”(《印人传》),并遍请名手刻其名号、斋馆、诗词章句印，多达千余钮。其所交皆一时篆刻名手，后遍采印人事略轶闻著《印人传》。
唐宋以后，文人直接参与印章制作，并不断从理论上予以总结，这就有力地推动了篆刻艺术朝更高的审美品位发展。这从明中叶的篆刻热涌现的大量印谱中即可窥见一斑。刊刻印谱，自北宋宣和至明中叶这三百五十年时间里，不过寥寥数种。而明中叶之后，自顾氏《集古印谱》1572年刊行到1644年明亡这七十年时间里，越出越多，仅《历代印学论文选》辑其序跋的即达三十二种。刊行印谱要耗费大量资财，只有高价售出才能收回成本。刊行印谱之风正说明社会需求之迫切，热爱篆刻之风的炽热。清代，篆刻热有增无减，各式印谱出得更多了。山东潍县陈介琪藏古印逾万，刊《十钟山房印举》,集古印一万零二百八十四方，选择亦精，实为空前巨著。
同时，理论著作亦应运而生。如元吾丘衍刊行《学古篇》,阐述篆隶演变及篆刻知识，成为印学史上第一部经典性专著。明清以来，除了散见于随笔、笔记的文字，各种印谱均有序记，印学论著亦颇多。著名者如何震仿吾丘衍《学古编》体例著《续学古编》,徐官著《古今印史》,张应文著《叙书画知识》,甘旸著《印章集说》,杨士修著《印母》及《印说删》等。
诗人沈野所著《印谈》一书意义更为重大。他对篆刻艺术的本质、创作的形象思维、字体、章法、造型要领、创作与法古的关系、“自然”最美等等方面的见解均极高。
当我们简略地回顾了篆刻审美生成的历史的若干现象以后，我们就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文人这样喜欢篆刻艺术？或者说，篆刻艺术为什么特别符合中国文人的审美趣味呢？
中国文人有两个僻好，一是好古，二是好书法。
古，在中国人、特别是文人心目中，神秘而又伟大，崇高而又完美，以至“古”本身就成为一个审美范畴。中国人崇古、学古、好古、怀古，充分表现在各个方面。谈政治，远古的三王之世、尧舜之时，是理想的统治者、理想的制度、理想的时代。讲道德，古人最高，每每叹息“人心不古”。说某某有“古人之风”,那是最高的赞美词。就是一个药方，也要强调是“秘传古方”、“遵古法制”。卖药者以此自夸，服之者坚信有效。马王堆汉墓中的导引图、药方，都成为今日商品竞争的手段。这种尚古之情，使中国人以古为美，玩古董、考金石，很早就成了风气。唐韩愈见到石鼓文的拓本，便惊叹“如此至宝存岂多”,主张“荐诸太庙比郜鼎”,并写下《石鼓歌》这篇热情洋溢的诗作。
收藏金石文物，并予以考证、著录，到北宋已成为热门。在吕大临撰《考古图》、欧阳修撰《集古录》之后，薛尚功、王黼、王俅、陈思、洪适等都撰有考古专著。
宋代著名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喜欢收藏图书文献，还特别喜欢收藏青铜器，著《金石录》三十卷，“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钟、鼎、甗、鬲、盘、彝、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金人南侵，他俩将最重要的十五车书籍文物，运到江南。江南吃紧，赵明诚赴湖州任，临别交代李清照：“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服、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分身俱存亡，勿忘之。”(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宗器即“宗庙礼乐之器，钟磬之属”。赵明诚真是将这些古青铜器视如生命。
中国文人爱书法、崇拜书法、珍藏书法之风气的形成，比玩金石还要早。曹操将梁鹄的字悬于帐中观赏；王导逃难过长江，身上揣着钟繇的《宣示帖》;南朝宋虞和《论书表》历数御库中珍藏书家名迹的件数与装帧所用金玉、珊瑚、玳瑁等珍贵材料，说这些藏品“足以声华四宇、价倾五都，天府之名珍，盛代之伟宝”;梁武帝与唐太宗位居九五之尊，却酷爱书法，还留下多篇书法论文。在中国，诸多艺术门类之中，皇帝肯亲自动手，而又被大家视为风雅有益的，只有文学与书法。这两门艺术的社会地位，其他一切艺术无法与之相比。字写得好，人人佩服，声名远播；字不好，不但别人笑话，写不好试卷还无法中试做官。这等名利攸关的事，谁敢等闲视之？这样的社会条件，怎么可能不形成崇尚书法的风气？
好古而兼好书法，金石文字必然会成为文人偏爱的东西。北宋文人研究金石文字之风，被战祸中断，清代又掀起更盛的考古之风。学者们通过金石文字的研究，正定文献、考据史实。玩摩得多了，金石文字形象本身的魅力，就牢牢地吸引了文人。人们将它拓了下来，广为传播。那奇特的字形、涩拙的笔划、斑驳的纹理，散发出一种迷人的意味，它歪歪斜斜，长短参差，笔画或粗或细、或方或圆，总是那么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这种高雅狂放，使得那些流行于世、累经翻刻的帖派末流之作，相形见绌。
金石文字这种自然、稚朴、拙涩、多样的形象，正好与明清书坛求变、求解脱的美学思潮合拍，与书法自身的发展规律相符，因而，在乾嘉之后，碑派书法很快就兴盛起来，金文、古玺、秦权、诏版、封泥、瓦当、碣石、碑文，乃至清末发现的甲骨、简牍，一切能启发书家创造出新艺术形象的东西，都被请出来作楷模，供借鉴。这些碑派书法的追求者，热心地将形形色色的古文字都推介到人们面前，阮元、包世臣、康有为这等名人又尽力鼓吹，玩摩、爱好金石文字的人，也就日益增多。
然而，那么美的金石文字却只能作为远古遗物来玩赏，只能作为书法的借鉴，总是件遗憾的事情。于是，一些开拓心强的书家，就不甘于此，要打开一条道路，创造一个能将金石文字直接见诸创作的新艺术领域。自从文彭发现灯光冻是刻印的好材料后，这个追求就实现了。篆刻，就成为集文人士大夫好古、好金石文字、好书法、好诗词警句、好小玩意等等诸多趣味于一体，并能够随心所欲地刻自己的名字、别号、斋馆、吉语、成语、警句，藉以抒发情怀的艺术品种。
印章，不仅集文人士大夫的许多爱好于一身，而且，篆刻还是最易上手的艺术。三数个字、方寸之石，不熟篆法可以查工具书，配上风格一致的三四个字并不太难。可以反复多次设计印稿，可以将印稿拓上印面，或用镜子照着描稿。刻的时候，也不像书法必须一挥而就，而可以一刀复一刀，多次地刻。刻了后试拓，试拓了还可再动手补刀修改。越易于上手的艺术，自然就越能吸引更多的人去参与。这正是许多文人都喜欢搞搞篆刻的原因之一。
我们研究一下那些书、画、印皆精的名家的成才过程，也能说明这一论点。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都是篆刻最先出成果，绘画晚年才登高峰。当今韩天衡、石开又是篆刻先出了名，书法有成在后，绘画方在成长之中。
不过，要特别讲明的是，“容易入门”绝不等于“容易搞”。反过来，许多最单纯、最易入门的东西，往往比那些看来繁难的东西更难登峰造极。
篆刻入门容易，刻成能品也不难，但要登上大师台阶却是最困难。因为篆刻艺术的造型手段最少，限制太大。方寸之石，三几个汉字，朱白二色，只此而已。要创造世人公认的新风格，难度极大。这大概就是古往今来印人很多，而独立门户、开宗立派的篆刻大师却甚少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它的另一面是，正因为入门容易，对于熟悉古文字的文人学者尤其容易上手，故吸引了众多的爱好者，成为文人、士大夫、艺术家的宠物。也正因为登峰造极太难，诸多有志者才永无休止的登攀，使之具有永不衰竭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