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捻红

聂华苓

一

“清一色的双龙抱！”婵媛倒下牌，拿起茶几上烟盘里的半截双喜香烟，一连吸了好几口，挑着兰花手，眯着吊梢眼，敞着高而硬的衣领，露出一截白皙的颈子。
其余三个女人，一个把奶头塞进怀中孩子的口里，咕咕噜噜地自艾自怨；一个目瞪口呆地瞧着婵媛的牌，仿佛是要找点岔儿来否认才好； 另一个看了一眼自己面前的筹码说：“今天真是三归一？还早着呐！ 还有十六圈！”
房门推开了，一个年老的女人伸进头来。
“哎呀，太太，可把你找着了！”她的笑容掩饰不了那责备的口吻。她走到婵媛身旁，俯下身子，煞有介事地压低了声音说：“赖先生来啦！”
“啊！”婵媛蓦地站起身，把烟蒂扔在烟盒里，转身就要走的样子。
“什么事？ 叶太太。”抱孩子的女人问。
婵媛歉然笑了一下。
“我不能来了，我得回去。”
“那怎么行？讲好的二十四圈！”那女人把怀中睡着的孩子放在地板上，扣上了腋下的扣子，来不及扣衣领，就自顾自洗起牌来，仿佛这样一来就可以把婵媛的话否决了。
“我家里的先生孩子，我都不管，我先生下了班自己做饭。结果只打了八圈牌；天还没黑呢！”
“今天另有一场，我退掉了，特地跑来赶这一场。”
三个女人全在抗议。
“好啦，好啦！”婵媛把自己面前几叠筹码撒在桌面上。“我赢的统统不算了！”她拿起身后的黑皮包。“实在对不起，明天别说二十四圈，四十八圈我都奉陪，今天我得走了； 李妈，你先跑回去，说我就回来。”
李妈碎步跑出门。
“李妈，李妈，来，来！”婵媛在房门口凑在李妈耳边说：“别跟他讲我在这儿打牌！”
李妈会意地笑了一下，又向外跑去。婵媛走到台阶上，忽然停住，把领口扣上，打开皮包，拿出一个古铜描金花的粉盒，对着盒子上的小镜子，在脸上敷了粉，抹了唇膏，又用一条白纱绣花小手绢，把泛在嘴角的唇膏擦去了，然后对着镜子端详。若睁若闭的吊梢眼下有一颗小黑痣。一滴黑色的泪。他喜欢那颗痣。她不觉对镜笑了一下，关上粉盒，放在皮包里。她正准备走下台阶，只听见室内有人说：“赖先生？赖先生是谁？”
“她先生嘛！”
“赖先生是叶太太的先生？她先生不是陷在大陆了吗？”
“唉；你这人；上一次打仗有抗战夫人，这一次有戡乱先生！”
室内一阵哄笑。婵媛因为好奇，也不急于回家了，退了一步，贴墙站着，楞楞地。晚霞已褪尽。灰苍的墙。灰苍的天。婵媛就像一个无生命的美丽标本，贴在一个灰苍的大匣子里。
“姓赖的干什么？”
“开纺织厂，很有些钱。”
“多大年纪？”
“五十多罗！ 比她大十几岁。高头大马，标准的关东大汉。”
“家里有人吗？”
“有个太太，也在大陆。”
“那不是正好吗？一个要补锅，一个要锅补。她为什么不名正言顺嫁给他呢？”
“妙就妙在这里。她和三个孩子、一个老佣人，一家五口人，吃姓赖的，喝姓赖的，她可就是不肯姓他的姓！ 她说生为叶家人，死为叶家鬼！”
“那就守到底好啦！”
“要活命呀！ 太太！ 先生没出来，谁养活她？一家五口，柴米油盐，少一样行不行？她是吃过苦头的呀。后来碰着这个姓赖的，他一眼就看上了她，托人介绍。她怎么样都可以，只有两个条件：第一，不嫁他，不改姓；第二，他不能住在她这儿，一星期来两三次。”
“你别说，叶太太是挺逗人爱的，她也不是长得怎么美，就是那一股味儿，俏！”
“唉，这种乱世，无奇不有，要是她先生……”
婵媛没有再听下去，她走下台阶，一转头，看见园子里一株一捻红。冷艳大红的花。只是没有雪。

二

一株一捻红。冷艳大红的花。还有濛濛的雪。婵媛在这亚热带的小巷里走着，仿佛又感觉到那料峭春寒中的红情绿意了。
那是一幢两楼两底的弄堂房子，他们的新房在楼上，卧房外面有个镂花铁栏杆的阳台，阳台上摆着盆景：一株鸳鸯霓裳，一株腊梅，还有一株一捻红。新婚第一个早上，天下着小雪，仲甫还没有醒，婵媛怯怯起床，漱洗之后，在梳妆台前坐下，两旁白铜双喜蜡台里的大红烛挂着大大小小的烛花。镜中映着阳台上的一捻红，在那一片皑皑寒光中，艳中别有韵致。她打开胭脂盒，正准备将胭脂擦在脸上，李妈端来一碗冰糖莲子，在门口笑嘻嘻地叫了一声“太太，起来啦！”婵媛的脸一下子绯红，那艳射的容光，正像雪中的一捻红。她无需再擦胭脂，放下那金色小盒，一抬头，由镜中看见仲甫，躺在镂着一节节圆瘤的钢床上，调侃地笑着说：
“还害臊吗？”
婵媛走到巷口。巷口有个水果摊。一只苍蝇绕着她嗡嗡地飞。她皱着眉心，用手挥了一下。她不知道是要挥去那只讨厌的苍蝇，还是要挥去恼人的记忆，她许久不想这些事了。她只剩下一个动物的本能——活下去。求生的欲望是残酷的。然而，她怎能不想呢？那弄堂门楼子底下就有个水果摊。卖水果的黎老头，下巴有一小撮灰色的胡子，每逢她打那儿走过，他总是哈着腰向她问；她在摊子上买水果，每个月初才算账。弄堂口还有个馄饨担子。她与仲甫看戏深夜回家，坐在黄包车上，老远就看见馄饨担子上的一盏油灯。他们下车时，总会这么说：
“喂，老赵，来两碗馄饨，一碗双份！”
自然，那碗双份是仲甫的。老赵总是在他们的馄饨里多加一撮海米，有时还加一小把面。还有那个管弄堂的聋子老岳，白白净净，谦恭有礼，说起话来咬文嚼字，他本是个大公馆的管家，主人死于神经病，大公馆成了破落户，他自己耳朵又有毛病，主人的老朋友才设法让他来管理自己的弄堂。他一家六口，没法糊口。婵媛为他标会，找米票，募旧衣服。老岳逢人就说：“叶太太心肠好，必有后福！”还有那得楞得楞的博浪鼓； 得得的马蹄声；马车夫咯咯的吆喝； 不知何处飘来的风琴声； 永远是《燕双飞》那老调子……她想起仲甫，就会想起这些琐事。她对他没有多少美丽的记忆，然而，他们是结结实实在一起生活过的。他们有时候也拌嘴。为孩子、为佣人、为生活上一些微不足道的事而拌嘴。那只是因为他们彼此了解太深，彼此要求太多。他们无需掩饰自己。婵媛本是个温厚带点儿笨拙的女人，不会花言巧语，不曾用温存的小动作取悦仲甫。但他感觉得到她的爱。它就在那儿。他知道。
婵媛低头想着，一抬头，看见小理发店玻璃窗上的一张画：一个日本女人，高高梳着一个髻，前额有一抹不经意的刘海，圣洁的笑脸，丰润的胸窝。婵媛喜欢那日本女人的发型。但那太费时间。有人等着她。她走进理发店，也没坐下，只是站着让理发师用吹风器在头发上吹了几个大波浪，把脑后的大髻整理了一下。她在镜里看了一眼，心里想：他也许喜欢。她付了理发师三块钱。用最少的时间、最低的价钱，换来了一份最有用的美丽。她感到很满意。理发店旁边是个杂货店，过去是个小药房，再过去是个烧饼豆浆店，再过去是个电料行……全是生活中的必需品，全是人生的小烦恼。人生的小烦恼，是谁说过的？ 啊，是仲甫。而把那些小烦恼加在他身上的就是她自己。“仲甫，你今天出去给我带一瓶婴儿药片回来。”“仲甫，家里米完了，你叫米店送米来，要上海米，记着！”“仲甫，带两个灯泡回来，一个一百支光，一个五支光。”仲甫虽然抱怨，每次都照着她的话办到了。她记得他抱怨的神情，他苦笑着摇摇头：“唉，我都给你磨老了！”她可不觉得他老，开朗的前额，没有一丝皱纹，笑的时候透着孩子气。
只有一次，她在他脸上看出了苍老，在他们分手的那一天。那正是一九四九年，仲甫因为工作关系，必须留在原地，到最后关头才能撤退，婵媛只有带着孩子随着他的机关先来台湾。那天晚上，他送她和孩子上船。仲甫只是张罗着为他们找舱位放行李。船将开行时，他走到梯子口，又回头看看她。他太阳穴暴着粗筋，喉瘤滚动了几下。她隐隐约约觉得，她再也看不到他了。她奔过去抱着他哭，说她不走了，要和他共生死。仲甫拍着她的肩：“别像个孩子，难道真是一天也离不了吗？马上就在台湾见面了。我一定尽可能快点来。多难为情！ 这么多人看着。婵媛，你笑一笑，好不好？我要看你笑着走，我才安心。”她抬头勉强笑了一下；他也在笑，但他的泪水却滴在她的脸上，滴在她的嘴角——带着咸味的泪。
婵媛用舌尖在嘴角舔了一下。嗯，带着咸味的泪，她又尝到了。然而，仲甫不在眼前。她用手把眼睛抹了一下，原来她正走到菜场门口卖花的旁边。每次赖国熹来她这儿，她都买一束鲜花，插在她卧房的花瓶里。她买了几枝菊花，走了两步，又转身回来由篮子里抽走了两枝。卖花的咕噜着，她也不理会，径直走向肉案，买了一小块猪肝。他有宵夜的习惯。她没有为自己准备宵夜，她学会了节省，学会了吝啬——她的钱得来不易，是用她那个人换来的。谁过过她那样艰苦的日子？!她来台湾还不到一个月，仲甫就陷在大陆了。多少个失眠的夜，她空自追悔，她不该离开他。但是，渐渐地，她所想的不是仲甫，而是如何活下去。她的积蓄用尽，衣物当尽，最后连老李妈攒的一点钱也拿出来用光了。患难使他们主仆有了母女的感情。她束手无策，流泪的时候，李妈就拿起空菜篮向外走：“哭？哭有什么用？想办法呀！”她回来的时候，就会提着一篮菜，甚至还有一小块肉。她把菜一样样放在厨房桌子上，一面唠叨：“你瞧，这不就解决了吗？ 管他明天有没有米下锅，今天吃饱了肚子再说！ 我装着满不在乎地对卖菜的说：‘喂，我太太打了一夜牌，还没起床，没拿着钱。我今天在你这儿买的菜，明天给你送钱来，要不你就跟我回去拿钱，我可懒得再跑一趟。’他忙得团团转，连连说：‘好，好，老主顾！’”李妈会拿起那一小块肉掂一掂： “几个孩子好久不知肉味儿了，我又赊了几两肉。”那就是他们的生活。唯一的依靠是一个既忠诚又狡诈的老妇人！
婵媛走到十字路口，一拐弯，再经过一个巷口，一根电线杆，就可看到一扇绿门上的小木牌：叶宅。叶宅大门内，等着她的是一个姓赖的陌生人。她忽然觉得他是陌生的。他心地厚道，对她很好，甚至是爱她，她知道。他使她过着不虞匮乏的生活，甚至近乎奢侈的生活，她也知道。然而，她不肯完全委身于他，她还要保留一部分——怀着宗教徒的心情保留着，没有希望，不求报偿。她渴望仲甫，渴望昔日正常的婚姻关系，但她不愿再看到他了。每当有人从大陆出来，她就害怕他也会出来找她。害怕，是的，正是这种情绪。她已不是从前的婵媛了！
她走到电线杆下，靠着电线杆歇气。不知为什么，她今天特别累。一阵风吹来，她闻着了菊花的清香与猪肝的血腥所混合的怪味儿。她见到赖国熹怎么说呢？他不喜欢她打牌，而她的生活中只剩下这一个短暂的乐趣是可以把握的。有一次，她在外打牌，他来了，李妈没有找着她，他悻悻地走了，有半个月没到她这儿来。她靠着电线杆，把额前一小绺头发向后一甩，牵着一边嘴角笑了一下。她知道如何对付他。
婵媛朝着“叶宅”那扇门走去。一株一捻红。冷艳大红的花。还有濛濛的雪。今天怎么回事呢？她并不要想，她只要活下去。“岁寒不受霜雪侵”,“劲节不推岷岭雪”,仲甫就那样赞美过那种花，就在他们新房外镂花铁栏杆的阳台上。

三

“你上哪儿去了？”赖国熹悻悻地坐在卧室犄角一张沙发上。
“上哪儿去了？”婵媛靠着梳妆台，半嗔半笑地斜瞅着他。“成天等你，你不来。我一出门，你就来了。理发、买花、买宵夜的，还不是为了你？!我简直就是为你而活的！”
“你知道我会来？”赖国熹起身把她一把拉过来。“我一看见你，要生气也没气了。”
婵媛坐在沙发的扶手上，整个身子靠着他的胳臂。她看见他后脑勺的几道肉沟，还有一颗猪肝色的大肉痣。
“我随时都觉得你会来。外面一有响声，我就以为是你。送报的，送信的，过路的，只要一听见车子刹车的声音，我就掀开窗帘看看。你，哼！”婵媛撅着嘴，用拐肘把他推了一下。
“你说话也得凭凭良心，”赖国熹笑着说。“只要你答应，我恨不得天天在你这儿。你呀，你是天下最矫情的女人！”
“好啦，好啦，”婵媛站起身，在衣橱里拿出一件黑缎绣双凤的晨衣，走过来为他解开领带，脱下西装上身。“松散一下吧。我不在家，你自己就不知道换衣服？!”
“要你干什么的？”赖国熹凑在她耳边低声说过之后，又大笑了一声，才懒懒地把婵媛双手拿着的晨衣穿上。
婵媛为他系好了腰带，转身由衣橱中取出一个衣架；准备把西装挂在衣架上；但她停下来笑着瞟了赖国熹一眼，便掏着西装上的口袋，里里外外的口袋全掏过了。
“在这儿！”赖国熹拍拍裤子后面的口袋，然后撩起晨衣，掏出了一个皮夹，在婵媛面前晃了一下，又放回口袋里，带着调侃的笑坐回沙发上。
“好，记着！”婵媛抿着嘴，似笑非笑地，走到梳妆台前的圆形矮凳子上坐下，顺手打开了梳妆台上的音乐盒。一个纤美的女孩子坐在钢琴前面，跳动的手指在那白色的琴键上弹着催眠曲。粉红的墙，粉红的壁灯，西蒙丝的床上罩着白底撒粉红玫瑰的单子，仿佛是一个盲女信手撒上去的，满床的狂花混絮。婵媛把盘着的髻解开了，用刷子慢悠悠地刷着，由镜中看去，那一抹长发就像黑夜里翻滚的瀑布，闪着黑黝黝的光。她梳了一会儿，放下刷子，对镜皱皱眉，半闭着眼，掠了一下鬓角的小卷发。赖国熹一直坐在那儿瞧着她，现在才站起身来，走到她背后。那女孩子仍旧弹着催眠曲，反反复复地弹着。白纱窗帘隐约透出宝石蓝的夜空。婵媛看见他站在背后，便又拿起刷子刷头发。赖国熹关上了音乐盒，由她手中拿下刷子，放在梳妆台上，两手扶着她的头朝着镜子。
“别动，也别笑，我就喜欢看你皱眉头的样子。”他一只手由她的鬓角摸到脸颊、下巴，又用一根指头顺着她鼻梁滑下去，滑到她的嘴唇上，便停在那儿轻轻逗弄着她的嘴唇。“这两片小东西，这两片小东西！ 又会笑，又会矫情，又会说叫人飘飘然的话，又会说叫人伤心的话，还会——还会什么？ 嗯？”
“别碰我！”婵媛把头扭到一边。
“嘿，还害臊吗？”赖国熹挤在婵媛身后坐下。
婵媛蓦地站了起来，恍恍惚惚地，一只手摸着额头。
“今天，”她回头对他勉强笑了一下。“今天你还是到公司去睡。好不好？”她走到床边坐下。
“为什么呢？”赖国熹两眼楞楞的。
“你——” 她轻声笑了一下。“你得留心你的身子。你工作太辛苦了。”
“怎么今天忽然这么大慈大悲起来了？”赖国熹说着，由裤袋里掏出了皮夹，取出一枚戒指，走过来坐在婵媛身旁，把戒指戴在她左手食指上。
“我今天就是为这个来的。猫儿眼，你瞧，多好的猫儿眼！这在台湾还少见。一个朋友缺钱用，拿出来卖，我就买下了。我想逗逗你，所以起先故意不拿出来。喜不喜欢？”
“喜是喜欢，不过，”婵媛瞧着手上那颗茶色的猫儿眼。“你不是说——”
“我记得，我记得。”赖国熹由皮夹中抽出一张支票。“哪，你先用着。只有两千，明后天我再给你送来，手边一时没有那么多。”
“也不必那么急，我只要够开销就行了。”婵媛接过支票，放在床上。“三个孩子马上要缴学费了，就得一千多；小翠的跳舞费，小鑫的钢琴费都得缴了。还得给孩子们添点衣服、鞋袜什么的。小凯的生日快到了，我答应过他……”
“算啦罢！”赖国熹又用一根指头逗着她的嘴唇，“这两片小东西多会哄人！ 你说是为我而活的，我看你才真是为孩子们而活的。”
“我这个人，” 婵媛向他凑近了些；靠在他身上，拉起他一只手摸着自己的身子。“我这个人，这该是实实在在的吧，人，就是这个人！”
“好，好，我逗你的。”赖国熹搂着她。“你听我说，昨天我去殡仪馆吊一个老朋友，出来在路上我突然有个念头，我要为你在银行开个户头，有一万存一万，有一百存一百，存折放在你手上。我要把你安顿得好好的。天有不测的风云，人有旦夕的祸福，谁知道——”
“别说些傻话！”婵媛一只手蒙住了他的嘴，看见他鬓角上几星白发，决定下次陪他去理发店染一下。但在目前她没有勇气说出来。她不愿看到他的老态。她不知是怜悯自己，还是怜悯他，弯身为他脱下拖鞋。
“好好休息一下吧？”婵媛扶着他在床上躺下，又把那张支票塞在垫子底下。“我去给你打洗脚水。”
“不要。”
“我去给你做宵夜。”
“也不要。干么今天这么乖？”
“你要我怎么样都可以。”婵媛坐在床沿，用鼻尖擦着他的鼻尖。
“我要你给我捶捶背，我今天太累了！”赖国熹翻身朝着墙。“唉，人上了年纪，一年不如一年了！”
“又说这种丧气话！”婵媛两手在他背部轻轻捶着。“什么人说过的？七十才是人生的开始呢；你离七十还有十四年吧。你七十的时候，我多大年纪？ 我也五十二了，也快进土了。”
“我七十人生才开始，你五十就进土？”赖国熹哈哈大笑。“你今天怎么回事？ 简直是语无伦次了。”
“我常常犯这个毛病，你小心，小心我有一天真成了神经病！”婵媛两手娴熟、轻巧地在他背上继续捶着。
赖国熹哼了两声。“舒服，哎！ 真舒服！ 你两只手就像两只小动物，又灵巧，又柔软，好像是你身上什么东西由你手上传到我身上来了。舒服！ 哎！ 舒服！”
婵媛没有答腔，她想起小时候为祖母捶背的情景。祖母捧着水烟袋，水烟袋上有个彩色毛线套； 她脚下踩着镂花小铜炉，由镂空的小格子中，可以看到苍白炭灰中闪烁着的玛瑙色的火星。祖母对着纸捻子“呼堵”一吹，又是一朵玛瑙色的火光。她为祖母捶背，祖母为她讲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常常在紧要关头，祖母忽然停住，呼噜呼噜抽烟，抽起烟筒吹出烟灰，又燃起另一根纸捻子。她等得不耐烦，不觉在祖母背上使劲加速捶下去，祖母就会笑着说：“你这个小丫头，你不好好捶，今天那一百钱就不给你！”她又慢慢耐心捶着。祖母一叫她住手，她就立刻要那一百钱。她把每天捶背得来的钱攒起来，听着博浪鼓远远摇来了，她就拿着钱跑出去，看着玻璃柜里的水胭脂、鹅蛋粉、红缎带、白铜手镯、小瓶双妹牌花露水……不知要买哪一样。无论她买什么，祖母总会抱怨她上了当。然而，在她一撒手把钱撒在玻璃柜上，拿起一样小玩艺儿的时候，她是衷心快活的。她为祖母捶背，是为了那些美丽的小东西； 现在她为身边这个人捶背，是为了讨生活。“岁寒不受霜雪侵”,“劲节不推岷岭雪”。一株一捻红。冷艳大红的花。仲甫……
“你怎么老在一个地方捶？你在想什么？婵媛！”赖国熹扭过头来。
婵媛抖了一下。
“我在想——”她弯身凑在他耳边轻声说。“我在想你！”
一只有力的大手一把搂着了她的腰。

(选自聂华苓主编的《台湾中短篇小说》,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赏析】
六十年代初期，台湾大学外文系白先勇等创办了一个刊物《现代文学》,介绍西方现代派的文艺理论，发表现代派作家的作品，也发表他们自己创作的作品。这些作家大部分是台湾大学外文系的毕业生，有白先勇、於梨华、叶维廉、张振翱、郑愁予等人。聂华苓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她的小说也受到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所不同的，是聂华苓在开始文学创作之前，还曾经受到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进步文学的影响和熏陶。
六十年代中期，聂华苓和美国著名诗人、她的丈夫保罗·安格尔到各地旅行访问，筹措了三百万美元的写作基金，在世界上首创闻名于世的写作组织“国际写作计划”。每年九月到十二月，把世界各国一些知名作家请到美国爱荷华、让他们写作和讨论，进行文化交流。1976年，世界各国三百余位作家联合提名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为诺贝尔和平奖金候选人，倡议书说：“安格尔夫妇是实现国际合作梦想的一个独特的文学组织的建筑师。在艺术史上，从没有一对夫妇这样无私地献身于一个伟大的理想”。
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分别出版了聂华苓的小说《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和《台湾轶事》。聂华苓说，她“追求的目标是写真实。……是外在世界的‘真实’和人物内心世界的‘真实’溶合在一起的客观的‘真实’”。——这也正是她这几部小说思想闪光的可贵之处。
聂华苓认为 “小说里的事件很重要，但它的重要性只限于它对于人物的影响以及人物对它的反应。小说中最重要的还是‘人’”。所以，她的小说，与现代派作品有类似之处，不太注意故事情节，看不到惊心动魄的故事或曲折离奇的情节。然而，与某些现代派作家不同，聂华苓很注重对人物性格和心理的刻画，她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目光和娴熟的技巧，细腻而传神地雕刻着她笔下的人物。她擅长于心理表现，但又不是进行冗长的心理描写，而是伴随着人物的行为和动作以及人物在规定情境中的心理活动逻辑，在表现心理活动的同时，也描绘着人物的性格特征。《台湾轶事》中的《一捻红》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品，它没有戏剧性的情节，以描摹心理活动见长，通过人物丰富、曲折、细腻的心理活动塑造人物的性格。
聂华苓的主要成就是小说，《台湾轶事》是她从1949年到1964年十几年台湾生活里所写的短篇小说的精华，是从已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中专门为中国大陆读者选编的小说集。她在1979年除夕为在北京出版这本短篇小说集所写的序言《写在前面》里说： “那些小说全是针对台湾社会生活的‘现实’而说的老实话。小说里各种各色的人物全是从大陆流落到台湾的小市民。他们全是失掉根的人；他们全患思乡‘病’;他们全渴望有一天回老家。我就生活在他们之中。我写那些小说的时候，和他们一样想‘家’,一样空虚，一样绝望——这辈子回不去啦！ 怎么活下去呢！……小说里的人物是虚构的，也是真实的。”
《台湾轶事》包括十个短篇小说，小说里的人物，男女老少，全是由大陆流落到台湾的小市民： 有干过县长和行政专员而来台后只得赋闲去当鸡、鸭、狗“三军司令”的老人(《珊珊，你在哪儿》); 有带着无可奈何的乐观，苦混日月的公教人员(《爱国奖券》、《王大年的几件喜事》);有为着儿女而委身“勘乱丈夫”的飘零妇人(《一捻红》);有曾具有大学学历，来台后落拓到沿门乞讨的女人(《高老太太的周末》、《又少了一个》); 还有仅是青春的流逝(《李环的皮包》)或老年的寂寞(《寂寞》)这类抽象的人生哀怨，……无不打上“失根”的烙印。所有这些人和事，都同那暂借大海为“水幕”而维护着的陈旧的社会里势利的人与人的关系及无聊的生活方式，等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生活在其中的人总是担心“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是他们“失掉根”的悲哀，想“家”的渴望，在平庸中老去的感伤，以及对前途的迷茫，构成那个社会的“不治之症”,这是《台湾轶事》通过各个不同角度和层面所显示出来的生活基调。
《一捻红》写的是一个携儿带女，飘零台湾，于不得已中当了“勘乱夫人”的少妇内心的隐痛。小说中的主人公婵媛，在大陆时和自己的丈夫有很深的感情，来到台湾后由于生活所迫，她不能不委身于一个纺织厂的老板，但是她只同意同居，不愿意结婚，甚至在门口的牌子上也仍然写着自己丈夫的姓。她虽然对这个维持她一家生活的老板不无感激，但对他却没有感情，她时常想念着的是滞留在大陆的丈夫，并且时时感到无限的内疚。正是由于婵媛心中仍旧依恋着被阻隔在海峡对岸的丈夫，举手投足之间，处处触景生情，引起她的回忆。可是，现实生活却要求她勉力殷勤地服侍现在养活她一家的“赖先生”。于是，在她从朋友处回家的路上，充满着现实与梦的交织。在小说中，聂华苓较多地尝试了现代派的某些手法如象征、意识流等，从人物的内心开掘上下功夫，从艺术的抽象和思想的具象化上下功夫，使《一捻红》呈现出迷人的色彩。那株一捻红，是笼罩全篇的思想象征。冷艳的大红花，象征着“岁寒不受霜侵袭”的“劲节”。这不仅是主人公内心自我谴责的象征，也是现实生活对道德的嘲弄，更是“失根者”普遍的透骨的感伤的象征。不过，包括《一捻红》在内的短篇小说集《台湾轶事》,是聂华苓早期在台湾的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从故事叙述、人物刻画、艺术构思、情节安排以及讽刺手法的运用来看，主要还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只是她后来的作品如《桑青与桃红》,才是比较“现代”化的小说。
聂华芩祖籍湖北，1925年1月11日生于湖北应山县一个官宦之家。祖父中过举，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了讨袁运动，父亲从伍(桂系),战乱中在贵州被红军处决。此后家道中落，十四岁时沦为流亡学生，后考取中央大学外文系，1948年毕业。1949年，她与母亲以及弟妹一家五口人流落台湾。聂华苓在台湾曾任雷震主编的《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文艺编辑，后任台湾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53年出版第一部中篇小说《葛藤》,开始迈入文坛。她在《三十年后——归人札记》里自我介绍说：“聂华苓——写小说的。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在台湾写作、编辑、教书十五年；现在是一个东西南北人，以美国爱荷华为家。”
聂华苓虽然在七十年代加入了美国籍，但她是一位地地道道用中文写作的中国作家，写的是中国人，中国事，再现的是中国社会的苦难，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她关心中国的前途，希望祖国早日统一。她时刻关心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和前途，她的创作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细胞。聂华苓已是当今世界文坛的名人，一位著名的美国小说家描述道：“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中国，非常非常女人的女人。”还有人这样写她：“……像走在雪地上，极少回顾留下的行行足迹，而却目视前方，寻思在她已选定的道路上，怎样才能落好下一步。”“她正像典型的中国女人，不是光芒逼人的太阳，不是闪闪烁烁的星星，而是朦胧中透出明朗的月亮。”她有过“化不开的人生的悲哀”,生活压迫她，环境压榨她，但她没有屈服，她从不消沉，总是不停地同环境奋斗。她像是一位不肯停步的执拗的旅人，在人生的旅途上不倦地跋涉着……。三十余年来，聂华苓已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美国等地分别出版了十四本书(包括小说、散文或评传),其中有的作品已被译成英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波兰文、匈牙利文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
聂华苓曾经说过这样一个文学观点：“文学除供人欣赏的乐趣之外，最重要的是使人思索，使人不安，使人探究。”(《失去的金铃子·附录》)因此，我想问一问读者朋友，读过她的《一捻红》,您是否产生了类似这样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