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极左的教育纲要

《上海市中小学教育革命纲要》是1969年上海市公布的一个极“左”的“教育革命”的教育大纲，后成为“文革”中各地中小学“教育革命”的通用“大纲”,又叫做《城市中小学教育纲要》。是在张春桥、姚文元的亲自主持下出笼的。
1969年春天，“九大”刚闭幕不久，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一个多月里接连三次召开所谓中小学“教育革命”座谈会，搭起一个起草《纲要》的班子，并提出“上海应向全国提供经验。”“《纲要》是教育革命的法规”。直到“文革”结束时，上海仍有人提出“有人说我们没有法规，其实(教育)革命法规早就有了。”不仅企图使这个文件强加给上海，而且企图使它成为全国中小学教育的根本大法。
《纲要》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要重新对教育实行政治领导。开头即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局面，使上海市中小学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翻天覆地”论，是贯穿全文的主导思想。姚文元在讨论“纲要”的会议上明确地说：“文化大革命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统治就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并提出凡是写到中、小学，前面一律要“加上一个‘社会主义’,要与过去有所区别。”张春桥说：“对教育问题，资产阶级总结了他们的经验，我们没有总结”也就是说，过去的教育都是资产阶级的。这种论调正是后来“两个估计”的前兆。在此基础上，《纲要》展示了他们所欲建立的所谓“无产阶级新型学校”的模式。这个“模式”对“文革”中的中小学一直起着“示范”的作用，危害极大。其危害主要在于：
一是片面强调和夸张所谓工人阶级的“直接领导”。是“文革”中工宣队进驻学校的理论基础。提出“解决领导权问题是教育革命最主要的问题。”按照这个原则，《纲要》规定“上海市中小学，应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工人阶级派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直接领导、由工人群众参加管理的无产阶级新型学校。”其真正的目的是要夺取学校的领导权。其实施结果是学校中大批有经验的干部遭到严重的打击，学校干部队伍被完全搞垮。在市区中小学中，“文革”前的党支部第一把手百分之九十五被撤换，大多数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派，靠边站。某区教育局二十四名干部只有一人被“留用”。
二是在所谓发挥工宣队、工农兵讲师、学生作用的口号下，完全否定了教师的作用。在“教员”一章里，除了“改造世界观”,“分期分批下乡下厂劳动锻炼”的规定外，没有规定教师的工作及其职责，而在其他各章中从各个方面具体地对教师的作用加以否定：在“总纲”中就只字不提教师，在“思想政治工作”一章里，强调的是要发挥学生的“自我教育”作用，在“教学方法”一章中，则规定“采用自学、讲用、讨论、课堂和现场结合等方法进行教学。”不仅根本否定了课堂教学，而且规定教师“在编写教材、备课、上课时，必须同工农兵讲师”“一起”进行；甚至连出题，阅卷、批改作业也一定要师生共同讲评，“实行民主评定”。这是要从根本上否定教师的主导作用，把广大教师赶出学校大门。“教员”一章还讲到要“清除”“教师队伍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不宜担任教育工作的”,要安排出学校或教育岗位。还提出要“逐步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教员队伍”其方法是“推选优秀的工人、贫下中农和解放军战士担任专职或兼职教员，充分发挥工农兵讲师团的作用，选拔经过劳动锻练的优秀知识青年充实教员队伍。”一句话，十七年中的教师一个也不要，要“把讲课权也夺过来，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讲台的局面”。
三是在“精简课程”、“改革教材”,创建“新体制”的口号下，否定对学生进行系统的基础知识教学，搞乱了教育制度。为了使“新型学校”区别于“十七年”,往往故弄玄虚，标新立异，毫无根据。在课程设置上，不顾知识的系统性和学习的连续性，大砍大杀大并。物理、化学、生物合并为“工农业基础知识”,只讲“三机一泵”、“四大作物”,教科书成了产品说明书，基础理论被完全取消。中国历史、党史、近代史、社会发展史、地理等合并为“史地”。结果是学生学了几年“农基”不懂什么是细胞，不知道生命的起源，更不了解生物的分类；学了几年“工基”不知道电灯为什么会亮，更不知牛顿何许人；学了史地也不知道三皇五帝为何人、秦汉唐宋为何代。
此外，为了“创建”所谓“崭新”的教育体制，《纲要》还全盘否定了解放以后上海市中小学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逐步完善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和教育体制，借口批“条条专政”,剥夺了各级教育部门对学校的领导权。为了标“新”,处处与十七年“对着干”,连一些约定俗成的教育用语也被“对着”干掉，如“批改”作业不民主，“考试”是以学生为敌，要改为“评改”和“考核”。“公益劳动”是四旧用语，甚至认为秋季始业也是资产阶级的，要改为春季，结果引起了极大的混乱，使得全国学校硬停一年不招生而在下一年又同时招两年的学生。同时还取消了留级制度，实际上等于宣布没有文化可以照样升级、毕业。《纲要》还把“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作为培养学生的根本思想写入文件。张春桥指示说“红卫兵可造革委会的反”,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也不要紧，”“多一些贴领导的有好处”。竭力挑动学生斗教师、斗领导。这种“新型学校”培养的就是标准人才，这些人才要输送到全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生力军。《纲要》明文规定：中小学的改造和建设要“和全国需要上海输送革命和建设人材的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张春桥也说：“上海出人才，出干部，要象割韭菜一样，把一批又一批的干部送到中央去”这就是所谓《纲要》的“新型学校”的根本政治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