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诗词

在我们的文学遗产中，古代诗词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横向看，中西古典文学的比较，西方(欧洲)以叙事类(再现的)小说戏剧为主，自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及圣经文学开始，向来如此，宜乎人们言必称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我国则以抒情类(表现的)诗文尤其诗歌见长，素有“诗国”之誉，从诗经楚辞、八代唐诗到宋词元曲，大半部中国文学史主要是诗史，宜乎人们言必称屈、陶、李、杜、苏、陆(关汉卿、曹雪芹称雄是晚近的事)。
欧洲的语文以文艺复兴断限，以前为古文，以后为今文。以前的诗文原作，而今除专家外是不能直接读懂和赏鉴的。而我国古代诗词却不同。自言只能用散文的资料做点打油诗的周作人，抨击古文甚力，却提倡学生读古诗。他在《读古诗》、《唐诗易解》等随笔中谈到：语体文和古文在系统上关系不密切，韵文则是相连的，除不押韵的自由诗外，自诗经至词曲、弹词、歌谣，都重平仄叶韵，语法也没有散文那么差得远。从前坊本古诗注解，如《唐诗解颐》,遇见难懂的字面，双行小注，平常意义可懂的字句就简直什么也不加，如“秋水才添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当作口语读下去就可以懂。韩愈的“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云云，除“荦确”需要注解外，也都文从字顺，可以理会，若是拿他的大文《原道》来读，便不是这么简单了。他又例举唐诗李、杜二家杰作如《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赠卫八处士》等等，赞美道：试想整整一千二百年前，唐朝天宝时代诗人巨作，我们现在还能念得，而且从它的原文里直接享受它的好处，这是世界各国所没有的。更追溯上去，有些周朝的诗经也可以懂得。文艺复兴时代相当于我国的元明，相对唐宋已很晚近，更不用说周汉了。三千年前的诗歌至今还可以从原作直接鉴赏，岂不是国人很大的幸福么？岂不是世界的美谈么？
纵向看，出现在我国历史上的诗歌雄踞文坛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复出的。古代诗词在今天已成为一种规范和范本。
今日文艺生活之丰富多彩，自为古人无从梦见；而古人曾经有过的快乐，今人往往亦有隔膜，或神往。今人一月不读一首诗，已算不得怎样遗憾；如一月不看电视，试问感觉又将如何？而诗在古人，如电视之于今人，也曾经是一种日常生活的需要。唐人离不开诗，宋人离不开词，就像今人之离不开影视；诗人和词人之为人崇拜，也曾如歌星影星之为人崇拜。诗词在古代，曾是最富于群众性的文艺样式。诗词在审美价值外，甚至还有很高的社会应用价值。
一首诗可以成就一个进士，如朱庆余之《闺意》一题《近试上张水部》,事载《云溪友议》。
一首诗也可以使人终身不仕，如孟浩然之《岁暮归南山》,说见《唐摭言》。
类似传闻不一而足，未必全据事实，但仍可反映一代风气。古代诗人确乎非常重视其创作的社会影响，反馈往往及时。《集异记》所载王之涣等“旗亭画壁”的故事向来脍炙人口，无烦费辞，单说小有名气的周朴，也有一段佳话。朴自爱“禹力不到处，河声流向西”两句，偏有骑驴者和他开玩笑，佯诵为“河声流向东”,使他奋力追之数里，以作重要更正。这种傻劲儿，今之人恐不屑为。官本位的时代，诗人的荣誉却超乎专城的权威，张祜《题孟处士宅》即明白宣称：“孟简虽持节，襄阳属浩然！”比李白写“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还要勇敢。连强盗拦得诗人，也只好佩服，请他继续走路(《唐诗纪事》载李涉事),正是盗亦有道。
至少在唐以前诗歌不靠刊物流布，不叫人默默吞咽。它传唱于牛童马走儿童孀妇之口，题写于道观禅寺山程水驿之间。地方官员、寺院住持皆有设置诗板，敬请名流题留新诗的习惯；而路边的芭蕉叶与青石面，则是诗人即兴发表作品的“诗刊”;不用编辑揄扬，无须广告吹捧，佳作不胫而走，劣诗自行淘汰，……。那诚然是一个令后世诗人神往的时代。
作品的传世与不传，固然有赖自身的艺术力量，而同时还有一个历史际会的重要条件。“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又能好到哪里去呢？又能叫新诗人佩服到哪里去呢？然而从唐时家弦户诵，尔后便代代相传。母子间口口相授。任何“绝对权威”无法禁止。势必还要流传下去。新诗，固然将在文学史上写下自己的篇章。但也不必振振有辞道新诗的历史不长，便是其不如旧诗传诵的原因。我们岂能指望不能流传当世、深入人心的作品，一千年后突然家弦户诵？“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韩愈),应该正视和承认，那个属于诗的黄金时代是不可复制的，那个时代产生的杰作，已成为一种典范，至今仍能给我们以巨大的艺术享受。
诗，本是最为凝炼、灵活、宜于抒情而近乎音乐的文学体裁。而一切纯文学作品，又多少都有几分诗的素质。
“小子何莫学夫诗”,自孔夫子对及门青年强调诗教以来，这话在我们这个“诗国”一直被人自觉不自觉地奉为圭臬。询问对方孩子背得几首古诗，至今仍是家长见面谈话的一项内容。“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已超出作者原意，广泛地被引为献身精神之象征。“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一类诗句，在“同学录”上仍是激动人心的赠言。古老的“赋诗言志”的传统，至今还在延续。
孔子所谓“诗”,不过是他当时所能接触到的，由乐官收集的民歌和庙堂声诗，即后世所谓“诗经”,其外延较之今日读者心目中的“诗”要小得多。我国诗歌在孔子时代，不过是好戏才开了个头，精采的关目还在后面，可惜孔子无法看到了。在那以后到新诗诞生之前，中国诗歌经历过漫长的发展历程，其间重大的转折就有两次。

文学史本来不可强分时期，如果一定要分，中国诗的转变只有两大关键。第一个是乐府五言诗的兴盛，从十九首起到陶潜止。它的最大特征是把《诗经》的变化多端的章法句法和韵法变成整齐一律，把诗经的低回往复一唱三叹的音节变成直率平坦。
第二个转变的大关键，就是律诗的兴起，从谢灵运和“永明诗人”起，一直到明清止，词曲只是律诗的余波。它的最大特征是丢开汉魏诗的浑厚古拙而趋向精妍新巧。这种精妍新巧在两方面见出，一是字句间意义的排偶；一是字句间声音的对仗。
这两大转变中，尤以律诗的兴起为最重要；它是由“自然艺术”转变到“人为艺术”,由不假雕琢到有意刻划。(朱光潜《诗论》)

如果我们不强按朝代的更迭为诗史断限，那末根据诗体之衍变，中国诗歌史可以大体地分为三个时期。
一、四言和骚体时期，也就是诗经和楚辞的时代。《诗经》、《楚辞》是中国诗歌的源头；衣被诗人非一代也。但就其诗体而言，一是较为古老的民歌体，一是地方色彩很浓的诗体，它们都没有能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的“百代不易”的传统形式。自汉以后，基本上已进了“历史博物馆”。虽然后世仍有仿作，那也如同仿古工艺品，不过是迎合某种特别趣味的假古董而已。
二、五、七言诗定型时期。大约从东汉到唐代，五、七言诗逐步兴盛，取代四言与骚体而统治诗坛。至此，古汉语诗歌似乎在句法上找到了最能体现自身特点的黄金形式。此外人们还试验过六言或九言的诗体，但从来就没有得到推广。而五、七言诗的生命力，直到今天似乎也还没有完全消失。
三、近体诗词(曲)兴起后的时期。汉字四声的发现并应用于诗歌创作，使古汉语诗歌在音韵上找到了适合自身特点的黄金律，那就是平仄粘对规律的讲求，其标准形式便是五、七言律诗。词(曲),则可以看作律诗的繁衍，虽然它句式参差，音韵变化无端但究其“调有定格，字有定数，韵有定声”(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则与律诗并无二致。五、七言古体诗虽并没有因近体诗词的兴起而过时，却也吸取了它的某些优长，受到它的极大影响而变得更有活力。
正是因为中国诗歌发展的实际情况，使得今日一般读者(非专家学者)心目中的古典诗词，直接意味着五、七言古近体诗和词曲，它们以唐诗宋词为其杰出代表，至今令人感受亲切。而《诗经》、《楚辞》对今人来说不免较为隔膜。常有这样的情况，大学文科学生会因为老师叫他背诵《离骚》而怨天尤人，而背诵起《古诗十九首》、《焦仲卿妻》和《长恨歌》来，却胜任愉快。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般文艺爱好者(包括中文专业的学生)与专门研究工作者的阅读角度颇不相同，前者偏于欣赏，而后者偏于批评。

有一些杰作，所有最好的批评家都已予以定评，它们在文学史上也已有了不朽的地位，可是，除了文学专业者仍将它们视为经典之作外，今天大多数的人已无法再以享受的心情来阅读这些书。时光流逝，鉴赏不同，夺去了它们原有的馥郁，如今除非有极坚强的意志力，实在难以下咽。(毛姆《书与你》)

本编的写作目的，是帮助一般读者提高古代诗歌鉴赏能力，因而这里所谓“诗词”,主要指汉魏以来到新诗出现以前雄踞诗坛的五、七言古近体诗和词曲，即通常所谓的“古典诗词”。有时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涉及的范围也将适当放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