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 | 《说难》 |
释义 | 《说难》凡说之难,非吾知之②,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③,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④,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⑤之心,可以吾说当⑥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⑦,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⑧,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⑨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⑩。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显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⑪,说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为,如此者身危。规异事而当⑫,知者揣之外而得之⑬,事泄于外,必以为己也,如此者身危。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⑭,说行而有功则德忘⑮,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此者身危。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礼义以挑其恶,如此者身危。贵人或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如此者身危。强以其所不能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己矣⑯,与之论细人则以为卖重⑰,论其所爱则以为藉资⑱,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也⑲。径省其说则以为不智而拙之⑳,米盐博辩则以为多而交之㉑,略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㉒,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㉓。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 凡说之务㉔,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㉕。彼有私急也,必以公义示而强之㉖。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说者因为之饰其美而少其不为也㉗。其心有高也,而实不能及,说者为之举其过,而见其恶而多其不行也㉘。有欲矜以智能,则为之举异事之同类者,多为之地,使之资说于我,而佯不知也以资其智㉙。欲内相存之言㉚,则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见其合于私利也。欲陈危害之事,则显其毁诽而微见其合于私患也。誉异人与同行者,规异事与同计者。有与同污者,则必以大饰其无伤也;有与同败者,则必以明饰其无失也㉛。彼自多其力,则毋以其难概之也㉜;自勇其断,则无以其谪怒之㉝;自智其计,则毋以其败穷之㉞。大意无所拂悟㉟,辞言无所系縻㊱,然后极骋智辩焉。此道所得,亲近不疑而得尽辞也。伊尹为宰,百里奚为虏,皆所以干其上也㊲。此二人者,皆圣人也,然犹不能无役身以进,如此其污也。今以吾言㊳ 为宰虏,而可以听用而振世㊴,此非能士之所耻也。夫旷日弥久,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引争而不罪,则明割㊵ 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㊶ 其身。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 昔者郑武公欲伐胡㊷,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于群臣: “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 “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 “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 “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此二人说者皆当矣,厚者为戮,薄者见疑㊸,则非知之难也,处之㊹ 则难也。故绕朝之言当矣,其为圣人于晋而为戮于秦也,此不可不察㊺。 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㊻。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弥子瑕母病,人间往夜告弥子㊼,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 “孝哉!为母之故,忘其犯刖罪。”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啗君。君曰: “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 “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啗我以馀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故有爱于主,则智当而加亲;有憎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 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㊽ 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说难,游说人主之难。全文紧扣住一个“难”字,论述游说之术在于曲意迎合人主。它在客观上显示出封建君主的自私、虚伪、专横和残暴,同时也暴露了那些游说者只知猎取功名利禄,不顾公义是非,一味玩弄权谋以求迎合人主的丑态。 全文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提出总的论点,开头用“凡说之难”总挈全篇。接着,先强调“难”不在游说者一边而在人主一边;再突出游说之难,难于知人主之心。然后用“名高”、“厚利”为例,具体说明人主之心所以难知,是由于人主的所欲不同,表里不一。指明了“难”之所在,第二部分就从不同方面进行具体论述。第三部分是结论,以龙为喻,指出游说者要“无婴人主之逆鳞”,用这样的比喻结尾,既进一步突出中心,又生动形象。第二部分为全文的主体,是从三方面周密论证并显现封建君主和游说者的人物形象的: 一、列举十五种情况从反面论述游说之难。先连用七个“身危”,说明触及其一,游说者即有生命危险: 其一“语及所匿之事”——被疑为知其隐私;其二“知其所以为”——知其意图,引起顾忌;其三“规异事而当”致“事泄于外”——被误认为泄密;其四“语极知”——交浅言深,以致误解;其五“明言礼义以挑其恶”——被认为挑剔过错;其六“与知其事”——被疑为居功;其七“强以其不能为,止以其不能已”——被认为强其所难。这七个“身危”表明: 人主不管游说内容的是非曲直,也不顾事实的真相,只凭他自己的爱憎和私欲,任意残害游说者。接着,又连用了六个“则以为”、两个“则曰”,进而表明: 人主无端怀疑,任意诬陷,只要一不称心,游说者就身临危境。文章具体分析的是游说之“难”,而封建君主的自私、虚伪、专横残暴的形象却透过字面活现在读者眼前了。当然,韩非是极端的君权论者,主观上不会去揭露人主的;但由于他对人主心理理解得那么深刻,分析得那么精密,以致切中要害,客观上就起着揭露人主的可憎面目的作用了。 二、针对游说之难,从正面提出十二种游说之术。先总的指出:“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这句话的实质是说: 游说之术就在于曲意迎合人主。接着,就列举了十二种游说之术,具体分析了人主充满私欲而又表里不一的心理,针对各种心理如何阿其私欲,投其所好。举其二“术”来剖析一下: 人主起了一种卑下的念头,想做某种事,心知不对,但不做又不甘心,游说者就要夸饰这种事是美好的,对人主不去做反而表示不满意,以示人主不能控制自己不是毛病,去做倒是应该的;人主起了一种高尚的念头,想做某事可实际又办不到,游说者就要指出这个意图的错误,表明做这件事的坏处,并对不去做这种事表示赞扬,以示人主不做不仅不可耻,反而是正确的。如果把这十二种游说术的内容依次排列,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出贯穿其“术”的基本原则就是: 不讲公义,不问是非,不择手段,只求迎合人主心意!最后小结指出: 游说之士只有固结人主之心,取得宠信,才能游说成功。并说: 这种做法“可以听用而振世,此非能士之所耻也”。这是韩非的政治观点在这方面的表现。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韩非子批判》中说: “君臣关系,在韩非有两种看法,一种是看成牧畜,另一种是看成买卖。”“君既是虎豹,臣也就应该甘心做爪牙,只要把老百姓镇压得住,摄取他们的血汗和生命,那就国富兵强,主安位尊,而天下太平了。”我们读“游说之术”这段文字,尽管也明白作者的主观意图,但从他的细致论述中受到感染的,却是眼前活现出那些为猎取功名而不顾公义是非,只求曲意迎合而卑躬屈膝的丑恶形象,情不自禁地产生憎恶之感。 三、再举出历史故事和寓言故事进一步论证游说之难。主要是三个故事。郑武公伐胡的故事,用以说明人主的表里不一,忠直之臣就惨遭杀戮。邻人之父被疑的故事以及附带提及的关于绕朝的事,用以说明由于亲疏不同,处境各异,以致忠言者反遭谤毁。弥子瑕的故事,用以说明人主的爱憎无常,是非无准,人臣的荣辱立变。这三个故事总的突出游说之难。这样运用寓言和历史故事来作论据,使文章生动,更深一层地加强了论证的说服力;在客观效果上,那些封建君主和游说者的形象则更活现了。 这篇文章是韩非的代表作之一,体现了韩文的特色。论述透辟,锋芒锐利,形象生动等艺术成就,固可以有所借鉴;而其社会作用和认识意义更值得注意。韩非是先秦“法、术、势”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封建社会的极端君权论者。他把君臣之间乃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各图私利,要施展“抱负”的人,必得依附强力,才能“听用而振世”,因而也就可以不问公义是非,不择手段,只求投人主所好。作者分析精密,论述透彻而又生动形象,大有助于从一个侧面认识封建制度的丑恶。《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在引录《说难》全文之前,说: “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司马迁在这篇列传的最后又慨叹说: “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韩非是封建专制暴力的鼓吹者,也是封建专制暴力统治下的被害者;他自身的遭遇,就是一个可悲的历史教训。 字数:60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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