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绣球

颐琐 (汤宝荣) 著，二我 (陈其渊) 评。三十回。前二十六回连载于1905年《新小说》第二卷的第3至第12号，即总第15至第24号。1907年由新小说社单本刊行，续满三十回，分为上下两卷。1960年5月中华书局版《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一卷》(阿英编)收入，但删去了二我的全部评语。

小说的主人公，乳名秀秋，从丈夫姓黄，因她发了大誓愿：“我将来把个村子，做得同锦绣一般，叫那光彩激射出去，照到地球上，晓得我这村子，虽然是万万分的一分子，非同小可。日后地球上各处的地方，都要来学我的锦绣花样，我就把各式花样给与他们，绣成一个全地球，那时我就不叫秀秋，叫绣球了！”这深得丈夫赞赏，此后便把名改了。而她所姓的 “黄”,又喻指作为黄色人种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将使地球锦绣一新，这便是小说以 《黄绣球》 名之的深刻寓意。
小说的内容，主要是写黄绣球为此而奋斗的历程。
黄绣球娘家本是“世代书香”,但因 “从小儿就殁了父母”,托给一个“房分婶娘”去抚养，这婶娘将她“当作丫环使用”,且“无一天不为裹脚打个半死。”奴隶般的生活，使她深深感到 “真真女孩子不是人！”她从小就渴望着： “几时世界上女人也同男人一般，能够出出面，做做事情，就好了。”所以，她嫁给黄通理后，就放了曾经缠过的脚，出外去看会。但她又想，只是白白看两天会，既不识字，又不认得人，这有何用呢？她沉思久倦，入了梦境。梦中，白种人名玛利侬、姓非立般的 (即罗兰夫人)指点绣球道： “男人女人，又都一样的有四肢五官，一样的是穿衣吃饭，一样是国家百姓，何处有个偏枯？偏偏自古以来，做女子的自己就甘心情愿，雌伏一世，稍为发扬点的，人就说她发雌威，骂她雌老虎。”绣球颇有同感。罗兰夫人还向她讲授了记有二十五位杰出人物的《英雄传》,还送给她一本讲求世界地理的书。这使黄绣球如“仙佛点化似”地获得了顿悟，决心做一番事业。
她先自放了脚，又劝诫邻近许多妇人也把脚放掉。于是，村中 “谣言百出”,“总疑心黄绣球的脚放得稀奇，黄绣球的话说得别致”,更有“黄氏族中多事之人”,到官府去告她“行为诡秘、妖言惑众”,她被捕了。还是丈夫到衙门里去花了许多钱，才算把案子了结。通过这场官司，黄通理知道了衙门里许多黑暗内幕，结识了思想较新的刑书头脑张开化，黄绣球也明白了是本家黄祸为“生财”而告密才使自己入狱的真相。
黄绣球出狱后，决心以北美的农家女美利莱恩为榜样，走教育救国之路。这时，她结识了张开化的亲戚、出过洋的女医生毕强(外号毕去柔)。经过一番谋划，决定以家塾名义办学堂，因为这既可收兴学实效，又能避当局干涉。于是，黄绣球夫妇献出三间大房，改修学舍，又托毕去柔到上海采办教科仪器和有用图书。
在办学过程中，黄绣球教育、感化了王老娘、曹新姑两个尼姑，让她们认识到“做了一世的尼姑，吃了八方，虽是苦度，却是与人世间一无用场”,甚至“不知不觉积下罪恶”;同时，又使她们懂得女子为何最苦，为什么要兴女子教育等道理，从而使她们自愿把庙宇捐做学堂，并一齐住到黄家。黄绣球则 “把女人缠足不缠足的利害同那婚姻卫生、体育胎教、养成做国民之母才能遗传强种的道理，编为白话，又编为七字弹词，同女先儿教弹词一样，口授了她们”,叫她们到处去说唱。“这是拿无用的人化为有用，开通下流社会的第一好法子。”由于她们的关系，黄绣球又结识了豪绅之母陈老太太以及文毓贤、李振中、徐进明、胡世欧、吴淑英、吴淑美等太太小姐，她们都捐了钱来办学，有的还直接兼任教习。经过多方努力，又得思想开化之新官施有功大力支持，黄绣球她们的事业，包括小学堂、中学堂、女学堂以及演说生等，都取得了很大成绩，连黄祸之子黄福都来报了名，可见她们办的学多么吸引人。
教育的发展，使得黄绣球所在的自由村变得 “花团锦簇，焕然一新，迥非前几年的模样”。这些变化使得那些“败类秀才”感到无技可使，他们说： “我们这一辈的人原都从八股得科甲成富贵的，落得运气不好，久困青衫，到了老大时候，改不成刀，换不出圈套，上不能怨父母，下不能怪师友，只可恨是二百几十年的风气害了我们。” (第26回) 黄通理也为之慨叹： “如今中国四万万人，象这样的，只怕就有四分之一。自古道，秦始皇焚书坑儒，岂知自从有八股以来，书不焚而如焚，儒不坑而如坑。”(第27回)这是对旧文化旧教育的批判，也是对黄绣球事业成功的反衬。
自由村锦绣起来后，黄绣球又动了开拓的念头，到更封闭愚顽的邻县去，正好施有功调任那里，他们互相配合，将那儿的教育很快兴办了起来。但自由村却出现了曲折，原来继任施有功的是黄祸的旧友、绰号叫“猪大肠”的旗人。他“只想搜索弄钱”,但“自由村几年以来，文学大兴，民风纯正，没有什么健讼的人”,猪大肠不认为这是 “政简刑清，正好修明礼教”,反为 “寻不出贪赃枉法的钱，刮不出什么地皮，整日价愁眉苦脸，盘算法门。”他找种种借口，裁教习，并学堂，一下就把刚刚兴起的教育摧毁了大半。黄通理与他辩理，他竟要将黄送到捕厅衙门管押。这激起了众怒，大家冲进县衙，“把猪大肠拉出，翎枝折断了大半根，朝珠也散了一地”,狠煞了他的官威。这时，上头派查办委员来调和，将他带回省里，敷衍骗人以息风波。黄绣球她们为防后患，便效泰西历史上那些敢伸民权而独立的榜样，例如瑞典、挪威就是“政府的事同百姓的权利彼此匹敌”,于是联合众人，把村中年轻体壮的人编成义勇队，学生则编成学生义勇队，又将各处女学堂的女孩编成女军，从而实现了一个县的独立自治。
由于“日夜的参酌时事，草议章程”,黄绣球倦极而入了梦幻。她梦见一个大舞台，那儿将演出可歌可泣、有声有色的戏剧。她醒后，仔细思量说： “……我黄绣球如今是已经上了舞台，脚色又极其齐备，一定打一出好戏，请罗兰夫人看呢，将来好把罗兰夫人给我的那本 《英雄传》上，附上一笔，叫 ‘二十世纪的女豪杰黄绣球在某年某日出现了’。”小说以 “惟有英雄造时势，直教巾帼愧须眉”的诗句作结，但又留下了 “后事甚多，此书也不及交代，等将来归入续编，再请看官指教”的余音，只是至今我们也尚未见到作者的这个“续编”。
小说中的黄绣球，是一个受西方思想影响，兼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和民主革命思想的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新女性形象。
她虽然出身于书香门第，但因从小丧了双亲，两三岁便寄人篱下，故几乎经历了旧中国妇女所普遍身受的苦难：饥一顿，饱一顿，过了四岁当丫环使，六七岁被逼着做粗重的事，夏天任她睡在蚊子堆里，冬天冻的发抖，一年到头，疾病痛痒丝毫不管。为裹小脚，常被“弄得血肉淋漓”,或被“打个半死”。这使她深深感到冤苦不平，也使她思考：“自古以来，男女是一样的人，怎么做了个女人，就连头都不好伸一伸，腰都不许直一直？”因此，她盼望着能象男人一样，到外面去干一番事业。幸好，她嫁的丈夫黄通理，真正是通情知理，在他的影响下，黄绣球慢慢懂得了“世界上的男女本来各有天赋之权”,而“做女人的也不是只为梳头裹脚、做活计”,也应该“开通些知识”,把“地球上体面的事，一件一件的都要做出来”。
她就怀抱着锦绣地球的志愿，开始做她认为体面的事了。她提倡放足，一反要求妇女缠脚的传统，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劝诫别人也象自己一样做； 她兴办学堂，尤其是大兴女学，不仅自己献出了三间大屋，还教育尼姑、动员女界有影响的人士为办学服务； 她宣传自由平等，妇女解放，既讲尼姑可以还俗择偶、寡妇改嫁合法，更讲妇女要参与社会政治斗争，同男子一样去变革社会；她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劝大家读书明理，勿拜菩萨； 等等。为此，她被诬入狱，但她以 “泰西女杰，常有以数十年牢狱生涯，为众生请命，终能达其目的”为榜样，而不屈不悔。特别是，黄绣球“创议独立”,组织武装，准备“做了那美国创立新世界的一百零一人” 的首领，则已经突破了一般争取女权的范畴，而明显表现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光芒。
小说通过对黄绣球的描写，表现了对妇女解放运动和西方民主制度的极大推崇。作者放眼全球，对于表现世界历史新潮流的事件，诸如日本明治维新，匈牙利噶苏士反对奥国宰相梅特涅的专制压迫，马丁路得做了九十六条的檄文声讨威力极大的罗马教皇，俄国彼得大帝微服探访民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等等，他都表示了极大的赞赏。在小说中，作者所推崇的世界名人还有： 以怀疑为宗旨、“于疑中求信”的法国“文明初祖”笛卡儿，花二十五年功夫写出《万法精理》的孟德斯鸠，用十多年撰就 《原富》的亚丹斯密，单身万里、四度航海而找着了一块新世界的哥伦布，冒万死开通太平洋航路、为两半球凿成交通孔道的玛志尼(今译麦哲伦),到非洲探险几十年，蒙瘴疠、斗土蛮猛兽而不怕不怯的立温斯顿，散尽家私、烧制出细巧法国磁砖的巴律，创“同胞兼爱平等主义”的托尔斯泰，“日本私立学校的开山祖师”福泽谕吉，以及德国铁血宰相俾士麦 (今译俾斯麦),杀英王而兴民政的克林威尔 (今译克伦威尔),建立法兰西的拿破仑，创建美国的华盛顿，为解放奴隶而立定宪法的美国总统林肯，等等。这一切，既表现了作者思想深邃、视野开阔、勇于接受新事物的特点，又提供了黄绣球所以具有颇多新思想的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同时，以此作为参照系，作者更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与罪恶。小说中有许多对朝廷腐败、官场黑暗的描写，还通过一些老百姓的口道出了封建统治下国家和人民的景况：

我们生长在地方上，自从祖宗一直下来，何尝晓得世界上一点点事？ 只晓得戴着皇帝，服着做官的，送不完皇上家的租税钱粮，受不尽做官的脸嘴脾气。不论念书做生意，皇上家并不管我们的生路。有一个钱的财业，先要被皇上家捐去半个，还要被做官的敲去半个，……正正经经有事请官判断，官也不问曲直，不管原告被告，一样的下跪，一样的受骂受打，伸手只是要钱。……我们从小儿跟着祖父下来，以为从古至今普天之下做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也安心服贴，念书的苦巴巴骗个顶子，种田的苦巴巴完了钱粮； 做生意的勉强糊糊口，这么一代一代的过去。…… (第30回)

这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专制统治的写照。作者痛恨腐朽的封建统治，向往西方式的民主，所以他推崇社会变革。但作者头脑是清醒的，他并非 “唯变是举”,所以他在描绘了一幅变革年代新旧杂陈的社会图景时，特别揭露了某些人假“维新”而嗜旧的丑行，也揭示了只重形式而思想未变所产生的流弊，例如，上海女学生高谈女权，‘实则浪荡浮薄，“那误认天赋之权的，剽窃外国哲学的皮毛，借着爱国保种为口头禅”,“把酒色财气看为英雄豪杰的份内常事，甚而借着妓女优伶，讲求运动。”(第10回)还有，安庆地方官，把“地理”作风水学，洋人听了 “半天不作声”,还以为洋人不懂而 “得意洋洋，甚为高兴”。(第11回) 苏州办武备学堂时，堂中提调大人托人买地球仪，实价四五十元，却死命开了四百两的帐，其心 “象个大煤炭团一样的黑，铁弹子一样的硬”。(第20回) 云南改庵堂庙宇为学堂，逼着尼姑出嫁，致使两个年轻尼姑 “双双的在那知府衙门口牌坊柱子上，一头撞死了。” (第23回)
因此，在改造社会的具体方法上，作者主张温情的慢慢感化，对于“新”与“旧”的理解，作者认为“其实有旧学的，方能窥见新学； 真维新的，无不从旧学中考察折衷而来。”(第7回)阿英说：“这显然是反映了当时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精神”。“这是维新运动中最稳健和平的一派”。小说“就是这种思想的实践。” ( 《晚清小说史》) 这说明了作者基本上是站在改良主义立场上的。
小说将妇女解放作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来进行描写。它一方面具体写出了封建礼教束缚下妇女的悲惨命运，另一方面又通过黄绣球、毕去柔等的活动，说明中国妇女有头脑、有才干，可以为变革社会发挥巨大作用。同时，小说又通过具体情节说明，妇女只有 “成群结党”地投身于社会斗争，才能“争出个做女人的权来”,从而实现男女的 “平权平等”。正因为这些，所以阿英称《黄绣球》“是那个时期妇女问题小说中的代表作”,“是当时妇女问题小说的最好作品，主要由于这部书保留了当时新女性艰苦活动的真实姿态，当时社会中新旧斗争经过，反映了一代的变革。” ( 《晚清小说史》)
《黄绣球》和当时许多惯用隐喻来表达社会见解的作品一样，第一回就将黄绣球家的房子隐喻为当时的中国。这房子经了风吹雨打，弄得“东倒西歪，外面光华，内里枯朽”,势必要改造一番。但怎么改造呢？
族人说：

府上房子是多年老宅，如今若要修茸，却不宜轻举妄动。……若还可以将就得过，不如雇两个瓦木匠，先用木架子支他几年，再用石灰砖瓦粉刷点，填补点，料也不妨。
……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得了一天算一天。俗话说得好：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守着祖宗的遗产，过了一生，后来儿孙，自有儿孙之福。我们年纪已渐渐老了，讲不到德润身，还讲什么富润屋呢？

黄通理则说：

我这房子年代太久，内中木料都已霉烂，若就外面支起一根木头，墙上加刷一层石灰，自然还可将就几年。……假如一年一年的，你家将就些，我家也将就些，只怕到后来一齐倒个干净，……
我想要成个样儿，索性一齐破坏了他，不是修饰修饰可以保得长住的。

如何对待将要倾倒而尚未倒下的陈年老屋，不正象如何对待趋于衰亡而尚还支撑着的晚清中国吗？族人与黄通理对老屋的态度不也正是他们不同社会见解的表现吗？ 接着，小说又通过黄通理两个五岁和七岁的小孩对话，对此作了再次表现。当黄指着他们吃的早饭，说了“譬如这碗饭，弄了好些污秽在上面，便怎样法子？”时，大的说：“用水漂洗漂洗，也就可吃了。”小的说：“不然，这一碗饭有限，倘或那污秽洗不清楚，就要吃坏人，不如倾泼了另换一碗。”又问：“譬如一棵花种在地上，花上爬了些蚂蚁，这便怎样，难道就把花掐了不成？”那大的说： “这与花何害？只要将蚂蚁除去便是。”小的又说： “不然，好好的一朵花，固然不能掐去，但是蚂蚁除了又有，就算这枝花上除去，他又爬到那枝花上去了，除之不尽，劳而无功，不如寻着蚂蚁的窠，或是掘了他的根，或是把种的花移种在好地上去，叫蚂蚁无从再爬，然后我们的花才能开得枝枝茂盛，年年发荣。”(第1回)对于日趋衰败的中国，究竟是修修补补，还是彻底改造？这不啻是一个很形象的说明。而小说写故事的发生地位于亚细亚洲东半部的温带之中，写“自由村”中聚族而居的大都是“文文秀秀”的“黄氏子孙”,都能使人一下就联想到中国和炎黄子孙。
小说写得很通俗，除了上举隐喻外，还有许多明喻，将一些深奥的哲理具体化。例如，形容黄绣球妇女解放思想久蓄愈烈，“譬如一件东西，含有电质在内，浑浑融融，初无表见，碰着了引电之物，将那电气一触，不由的便有电光闪出，可以烧着了衣服，毁穿了房子，其势猛不可遏，猝不及防，电气含得愈多，发作得愈烈愈大”。(第2回) 这把一种新思想的巨大影响，很形象地表现出来了。小说写黄绣球做那些 “人家当做怪事” 的新事，由于方法得当，所以人们不知不觉中接受了，感到 “慢慢的长人见识”,作者称许说： “譬如养几十盆花，天天灌溉，自然开得香而且久，不是勉强烘出来的昙花，虽然好看，只隔得一夜就枯的。”(第26回)改造社会如养花然，要求长效，不求短效，其理令人玩味。更令人深思的是，有些比喻由小而大，成了借题发挥，例如，乡绅陈膏芝为一支烟枪找不见，就急得跟孝子入殓一般哀恸，对此，小说写道：

好比如今的朝廷，内忧方起，外侮又生；外侮未平，内患更亟，做主人翁的只是昏天黑地，凭着他手下相信的人横七竖八的做，他却只顾把守着枕边的箱子，不知道房门内一直到大门口的器具物件，早已被别人丢了失了。竟其连大门外的产业也忘记不管，只管那枕头边的箱子，岂不可笑。(第21回)

这既讽刺了陈膏芝以鸦片为命根的荒唐，也揭露了清朝统治者不顾国家根本利益的私心藏奸。此外，把黄绣球比作风气未开之地的一块金矿(第10回),把受惯专制压迫而不醒悟的中国老百姓，比作甘受鞭打的水车上的牛和磨子上的驴(第27回),把民主制度下的皇帝，比作只该是百姓的“管事老儿”(第30回),等等，都很贴切，既浅显易懂，又蕴涵着深刻的哲理。
小说长于议论，或引用名言，如罗兰夫人临终说的“呜呼！ 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陆机的 “志士多苦心”或自铸格言，如“中国种自然要有爱中国种的一副心肠”,“凡事不必畏首畏尾”,“家尚不爱，何爱于国？”“糟踏了众子弟，就是糟踏了国家人才”,等等，它们是思辨的火花。
小说突出写人物的思想，而不注意表现其个性，因此作品中的人物显得概念化，甚至成了某种理念的图解，“黄绣球”、“黄通理”、“黄祸”、“猪大肠”、“张开化”、“施有功”等人物命名，可说是这种理念的直接外化。另外，一个梦就使黄绣球从一个旧式妇女陡然变为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和出色的社会活动家，也缺少了现实生活的依据。日本学者泽田瑞穗认为，当时“政治小说的原则通常采取理想主义的立场”,在艺术上常用寓言式、比喻式的叙述手法来写作，“他们缺乏娴熟的技巧，但却是发议论的行家，把平时的政治带进了小说。”(《中国的文学》),1948年学徒援护会出版) 《黄绣球》也大体当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