鹦鹉灭火

有鹦鹉飞集他山，山中禽兽辄相爱重。鹦鹉自念，虽乐不可久也，便去。后数月，山中大火。鹦鹉遥见，便入水沾羽，飞而洒水。天神言：“汝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虽知不能救，然尝侨居是山，禽兽行善，皆为兄弟，不忍见耳。”
六朝时代，政局多变，社会黑暗，人心动荡。上层有隐居避世、远祸全身之思，下层有苦海无边、企求解脱之想。于是，佛风大炽，上行下效。寺庙之建立，如雨后春笋。称道灵异的故事不胫而走，因果报应的思想，浸濡到中国的士大夫和民众的头脑之中。这种社会风气深深地影响到当时的文学，使六朝的志怪小说中出现了大量宣扬佛教思想的作品。而刘义庆的《宣验记》便是南朝著名的“释氏辅教之书”。这部书的内容，“大抵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以震耸世俗，使生敬信之心。”《宋书》本传称义庆“晚节奉沙门颇致费损”。《辨证论·十代奉佛上篇》中说，“宋世诸王并怀文藻，大习佛经，每月六斋，自持八戒，笃好文雅，义庆最优……著《宣验记》,赞述三宝。”这就是《宣验记》得以诞生的背景。
“鹦鹉灭火”作为《宣验记》中的一个故事，本意是要宣扬佛教普救众生的观念。故事取自吴康僧会所译的《旧杂譬喻经》二十三：
昔有鹦鹉，飞集他山中，山中百鸟畜兽转相重爱，不相残害。鹦鹉自念：虽尔不可久也，当归耳，便去。却后数月，大山失火，四面皆然。鹦鹉遥见，便入水，以羽翅取水，飞上空中，以衣毛间水洒之，欲灭大火，如是往来。天神言：“咄！鹦鹉，汝何以痴！千里之火，宁为汝两翅火灭乎？”鹦鹉曰：“我由知而不灭也。我曾客是山中，山中百鸟畜兽，皆仁善。悉为兄弟，我不忍见之耳。”天神感其至意，则雨灭火也。
鹦鹉秉性慧黠，善学人语，颇得文学家的青睐。魏晋的弥衡、王粲，唐代的王维、杜甫、白居易、刘禹锡，宋代的梅尧臣，都曾以鹦鹉为题写过文学作品。可是，《宣验记》中的鹦鹉故事，因为渗进了印度民族的想象力，所以它的主题与中国文学中传统的同类题材不同。传统的文学作品或咏唱鹦鹉的灵慧、美丽，或赞美鹦鹉的渴望自由。可是，“鹦鹉灭火”的故事，意在宣扬佛教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思想。所以，作者的本意是突出鹦鹉的可怜。“山中大火”,鹦鹉竟“入水沾羽，飞而洒之”。这不是太可怜了吗？按照《旧杂譬喻经》的说法，天神终于为鹦鹉所感动，降了一场大雨，把火扑灭了。
文学作品的艺术效果常常会与作者的创作意图产生矛盾，形象所包含的意义往往与作者主观上企图附加给它的主旨不同。“鹦鹉灭火”的故事便是这样。鹦鹉形象本身所包含的积极意义突破了作者宣扬佛教的消极意图。作者本意要突出鹦鹉的可怜，可是，读者所感受到的，却是鹦鹉的赤诚善良，见义勇为。“入水沾羽，飞而洒水”,不是一种可笑的形象，而是一种弱者不计成败、向强者抗争的精神。这种艺术效果恐怕是《宣验记》的作者始料未及的。在《旧杂譬喻经》中，本意是要树立天神的高大形象，可是，故事的客观效果却走向作者愿望的反面。天神的形象显得很浅陋、很平庸，鹦鹉却显得很可敬，有见识。天神完全成了鹦鹉的陪衬。
类似的故事还出现在《大唐西域记》里。可是，救火的不是鹦鹉，而是换成了雉鸟。书中写道：
昔于此地有大茂林，毛群羽族巢居穴处。惊风四起，猛焰飚逸。时有一雉，有怀伤愍，鼓濯清流，飞空奋洒。时天帝释俯而告曰：“汝何守愚，虚劳羽翮！大火方起，焚燎林野，岂汝微驱所能扑灭！”雉曰：“说者为谁？”曰：“我天帝释耳。”雉曰：“今天帝释有大福力，无欲不遂，救灾拯难，若指诣掌，反诘无功，其咎安在？猛火方炽，无得多言！”寻复奋飞，往趣流水。天帝遂以掬水泛洒其林，火灭烟消，生类全命。
雉鸟的形象比鹦鹉更为刚强。面对“惊风四起，猛焰飚逸”的危急场面，它“鼓濯清流，飞空奋洒”。它不向天帝乞求援助，而能痛斥天帝的袖手旁观，见死不救，自己则“寻复奋飞，往趣流水”。在这个故事中，天帝的形象显得更加平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