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2〕。”圣谟所析，义已明矣〔3〕。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4〕?诗者，持也，持人情性〔5〕;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6〕。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7〕。昔葛天[氏]乐辞[云]，玄鸟在曲〔8〕;黄帝云门，理不空[绮]弦〔9〕。至尧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风之诗，观其二文，辞达而已〔10〕。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11〕;太康败德，五子咸怨〔12〕：顺美匡恶，其来久矣〔13〕。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14〕。子夏监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故商赐二子，可与言诗〔15〕。自王泽殄竭，风人辍采；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16〕。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17〕。秦皇灭典，亦造仙诗〔18〕。
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19〕。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20〕。至成帝品录，三百馀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21〕。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22〕;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23〕。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类而推，两汉之作乎〔24〕?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25〕。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26〕。
暨建安之初〔27〕，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28〕;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29〕。[乃]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30〕。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31〕。
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32〕。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忘机之谈〔33〕;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34〕。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35〕：此近世之所竞也。
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36〕;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37〕。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38〕。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之为易，其难也方来〔38〕。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39〕;离合之发，则[明]萌于图谶〔40〕;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41〕;联名共韵，则柏梁馀制〔42〕：巨细或殊，情理同致，总归诗囿，故不繁云〔43〕。
赞曰：民生而志，咏歌所含。兴发皇世，风流二南。神理共契，政序相参。英华弥缛，万代永耽〔44〕。
【注 释】
〔1〕明诗：是刘勰著作《文心雕龙》中的第六篇。《文心雕龙》作于南朝时的齐代，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有系统的文学研究专著。它主张文学不但要有华美的形式，而且首先要有充实的内容、深刻的思想和充沛的感情。它指出文学的发展与时代的关系，论述了各种文体的演变过程，并对重要作家、作品作了扼要的评价。它还阐述了文章的创作、作家的修养以及文学的批评问题。《文心雕龙》共十卷，五十篇。前五卷主要论述文体流变，后五卷主要论创作和批评。其中《序志》是一篇全书的序文。
〔2〕《书·舜典》大舜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永言，长言，指音节摇曳的咏唱。以上三句引用舜的话，对于诗和歌加以基本说明，说诗是表达思想愿望的，歌是把思想愿望咏唱出来。
〔3〕圣谟：圣训；古以舜为圣人。以上二句是说，经过圣贤的分析，诗的含义就明确了。
〔4〕“是以”四句：《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指情意。 舒文载实：展布文辞，承上“永言”“发言”说。载其实，承上“言志”“为志”说。 实指情志。 兹：此。 以上四句大意是说：所以，蕴藏在心里的思想、感情和愿望，用语言把它们表达出来就是诗，所以铺陈文辞以寄托内容，它的意思就在于此吧？
〔5〕《诗纬含神雾》：“诗者，持也。” 持人情性：扶持人的性情，使不偏邪。
〔6〕“三百之蔽”：《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概括)之曰：思无邪。’”有符焉尔。有合于此而已。
〔7〕禀：受。 七情：《礼记·礼运》：“何为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 感物：《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以上四句是说，人天生就有喜怒哀惧爱恶欲这七种感情；七情因外界事物的刺激而感动；既然有所感动，就要抒发出来了。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
〔8〕葛天氏：古帝号。《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曲)：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地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按：从八曲的名称看，如《敬天常》《达地功》等，均为后人假托。“葛天氏辞”与下文的“黄帝云门”相对。孙云：“唐写本无天氏二字，又无云字。”以上二句是说，古代葛天氏的时候，有一种歌舞，要唱八首歌来伴舞，《玄鸟》就是其中入曲歌唱的一首。
〔9〕云门：歌颂黄帝的一种乐曲。《周礼·春官·大司乐》：“以乐舞教国子(公卿大夫子弟)舞《云门》《大卷》。” 郑注：“黄帝[乐]云《云门》《大卷》。” 理不空弦：照理说不会光有乐曲，一定有歌辞。 绮：孙云：“唐写本作弦。”
〔10〕大唐：唐写本作“大章”。《礼记·乐记》：“大章，章之也。”郑注：“尧乐名也。言尧德章明也。《周礼》阙之，或作《大卷》。”范文澜引《尚书·大传》及郑注，说：“《大唐》乃舜美尧禅之歌，不得云尧有，似当作《大章》为是。然郑注《乐记·大章》，已云《周礼》阙之。彦和所见，当即《尚书大传·大唐之歌》，行文偶误耳。”(《文心雕龙注》)。舜造南风之诗：《礼记·乐观》：“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正义》引《南风》诗：“南风之薰(和暖)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增多)吾民之财兮。”以上四句论述尧、舜时期的诗歌，说《大唐》、《南风》这两首诗，不过是文辞达意而已，还没有什么文采技巧可言。
〔11〕九序惟歌：《伪古文尚书·大禹谟》：“禹曰：‘于！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维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 注：“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叙，乃德政之致。”以上二句论述禹时的诗歌，说大禹实行了九项善政，人民安居乐业，为此作歌，歌颂他的美德。
〔12〕五子咸怨：《史记·夏本纪》：“帝启崩，子弟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待)于洛汭，作《五子之歌》。”以上二句是说，夏王太康荒淫失国，他的五个弟弟作了五首诗，表示讽刺怨愤。《五子之歌》见《伪古文尚书》。
〔13〕顺美匡恶：郑玄《诗谱序》：“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顺”，顺而行之。“匡”，正。以上二句总结前四句说，可见用诗歌来歌颂君王的美德，帮助纠正他们的过失，这是由来已久了。
〔14〕暨(jí)：及，至。 雅：《诗经》中的《大雅》、《小雅》。 颂：《诗经》中的《周颂》、《鲁颂》、《商颂》。 园备：周备。 四始：一，《毛诗序》以风、大雅、小雅、颂中看出政治兴衰的原因，二，《史记·孔子世家》：“《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按《颂赞》说：“四始之至，颂居其极。”以颂为四始之一，可见刘勰用《毛诗序》说。以上四句是说，自商至周，雅、颂已经周备，四始彪柄可观，六义也齐全成熟。按这正是《诗经》创作的时代。
〔15〕监：鉴，指读诗有所启发。绚(xuàn)：采饰。 秦：白绢。《论语·八佾》：“子夏问曰：‘巧笑倩(口颊美好)兮，美目盼(眼黑白分明)兮，秦以为绚(白底子用来加上彩饰，一说用白粉来给彩色勾边)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先有白底子，后来加上绘画，一说后用白粉勾边)。’曰：‘礼后乎(先有好的本质，后加上礼节，礼是后起的吗)?’子曰：‘起予者商也(启发我的是子夏，子夏名商)，始可言诗已矣。’”《论语·学而》：“子贡曰：‘贫而无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精益求精，好像骨甲切开了还要锉平，玉器雕刻了还要打磨光滑)，共斯之谓与(岂是这样的说法吗？)’子曰：‘赐也(子贡名赐)，始可以言诗已矣，告诸(之)往而知来者(能从已讲的，推知未讲的)。’”
〔16〕王泽：指周文王的教化。 殄竭：尽。 风人辍采：采诗官停止采诗。 观志：春秋时外交集会，主客双方观对方的意志，均念诗来表示。 讽诵：朗诵。 酬酢：劝酒和回敬，指礼节上的应对。 宾荣：宾客的荣宠。 吐纳：吐辞，发言。例如《左传》二十七年，晋赵武在郑和郑大夫会见，请郑大夫诵诗以观志。子展诵《草虫》，有“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遏)止，我心则降”。赵武说：“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 伯有诵《鹑之奔奔》，那是卫人讽刺宣姜的淫乱，连鹑鸟都不如。赵武说：“床笫(席)之间不逾阈，(门限)，况在野乎？非使人所得闻也！”会后，赵武对晋叔向说：“伯有将为戮(被杂)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郑君并不淫乱，所以说诬其上)，而公怨之(公开表示怨君)，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
〔17〕此处以《离骚》为诗。《汉书·艺文志》以《离骚》为赋。
〔18〕灭典：焚书。《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四年：“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又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
〔19〕继轨周人：继续着周人的道路。《汉书·韦贤传》：“韦孟为楚元王傅，傅[元王]子夷王及孙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诗以讽谏。”诗中有：“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思)履冰，以继祖考。邦事是废，逸游是娱，犬马繇繇(悠悠)，是放是驱。务彼鸟兽，忽此稼苗，(众)民以匮(穷乏)，我王以媮。……”
〔20〕柏梁列韵：《古文苑》卷八《柏梁诗》：“汉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诗，乃得上坐。日月星辰和四时(皇帝)，骖驾驷马从梁来(梁孝王武)。郡国士马羽林材(大司马)。总领天下诚难治(丞相 石庆)和抚四夷不得哉(大将军卫青)!……总领从官柏梁台(光禄勋徐自为)。……陈粟万石扬以箕(大司马张成)。徼道宫下随讨治(执金吾中尉豹)，三辅盗贼天下危(左冯诩盛宜)，盗阻南山民为灾(右扶风李成信)。外家公主不可治(京兆尹)。……”顾炎武《日知录》二十一指出：一、梁孝王在造柏梁台前二十九年死；二、除梁孝王外，元封三年没有别的梁孝王来朝；三、武帝太初元年改郎中令为光禄勋，改大行令为大鸿胪，改太农令为大司农，改中尉为执金吾，改内史为京兆尹，改左内史为左冯翊，改都尉为右扶风。元封三年还没有这些官名，因此认为这诗为后人拟作。严忌有《哀命诗》。杨注：《汉书·礼乐志》：“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作十九章之歌。”属辞无方：做诗没有一定规格。
〔21〕成帝品录：《汉书·艺文志总序》：“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又《诗赋略》：“凡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其中如《秦一杂甘泉寿宫诗》十四篇，《宗庙歌诗》五篇等属于朝章的；《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燕代讴雁门云中歌诗》等属于国采的，国采是分国或分区采录的。 遗翰：传下来的诗篇；翰，笔。指作品。 范注：“彦和之意似谓三百篇中，不见著名人士作五言诗，非谓三百余篇无一五言诗也。采自民间歌谣非辞人所作，而尽多五言，彦和殆未尝疑之也。”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颜延之《庭诰》：“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李陵制。至其善写，有足悲者。”李陵诗《文选》载有《与苏武诗》三首，《古文苑》载：《录别诗》八首(内两首残阙)。班婕妤：汉成帝宫人，得幸，封婕妤(女官名)。《文选》载她的《怨歌行》一首。李善注：“《怨歌行》，古辞。”按李陵和班婕妤的五言诗，当出后人假托。西汉作者的诗，像李陵的歌：“径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还是楚歌。杨恽的歌：“田彼南山，芜秽不治。……”韦玄成的《自劾诗》：“赫矣我祖，侯于豕韦。……”还都是四言。到东汉梁鸿的《五噫歌》：“陟彼北芒兮，噫！顾瞻常京兮，噫！……”还是楚歌。到班固的《咏史》才是五言：“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写得还很质朴。而李陵、班婕妤的五言都极成熟而有文采。
〔22〕“按召南行露”四句：《诗经·召南·行露》第二章：“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家室不足。”前半章(四句)为五言，孟子《离娄》篇有《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全是五言。
〔23〕“暇豫”六句：第一句“暇豫”，闲乐。“优”，优施。春秋晋献公之倡优。《国语·晋语》二载优施饮里克(晋大夫)酒，中饮，优施起舞曰：“假豫之吾吾，不如鸟乌(韦昭注：“吾吾，不敢自亲之貌也。言里克欲为闲乐事君之道，反不敢自亲，吾吾然其智曾不及鸟乌也)，人皆集于(茂盛貌)，已独集于枯。”第三句，《汉书·五行志》载成帝时歌谣：“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爵(雀)巢其颠；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这两首诗都是五言诗。“阅”，经历。 以上六句是说，优施唱“暇豫”之歌，远见于春秋，“邪径”这首童谣近出于汉成帝之世。所以从历史的发展上加以考证，五言诗是由来已久了。
〔24〕“又古”六句：第二句“枚叔”，枚乘字，西汉景帝时辞赋家。第四句“傅毅”，东汉章帝时人。范文澜引黄侃《诗品》讲疏说：“《文心雕龙·明诗》篇曰：‘又古诗佳丽，或称梅叔(徐陵《玉台新咏》有枚乘诗八首，《青青河畔草》一、《西北有高楼》二、《涉江采芙蓉》三、《庭中有奇树》四、《迢迢牵牛星》五、《东城高且长》六、《明明何皎皎》七、《行行重行行》八、此皆在十九首中。《玉台》有《兰若生春阳》一首。亦云枚叔作。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辞。(傅毅字武仲，当明、章时。《孤竹》谓十九首中之《冉冉孤生竹》一篇也。)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以枚叔为西汉人，傅毅为东汉人故。)”采，文彩。本书所谓“采”，指文学的形式技巧而言，详见《情采篇》。比采而推：比较其文采而加以推论。“采”，一作类。
〔25〕“观其”五句：其：指《古诗十九首》。散文：犹言敷文、行文。 婉转：曲折细致。 附：接近。 怊怅：愁怨貌。 以上五句说，察看《古诗十九首》的结构行文，质朴而不俗野，描绘曲折细致而又逼真，怅恨的是感情表现得很真实，实在是五言诗中头等的作品了。自“成帝”句至此，论述五言诗的起源。
〔26〕张衡：东汉作家。 怨篇：怨篇：指张衡的《怨诗》：“秋兰，嘉美人也。嘉而不获用，故作是诗也。”诗说：“猗猗(状美貌)秋兰，植彼中阿(阿中，丘陵中);有的馥其芳，有黄其葩(花);虽曰幽深，其美弥嘉；之子(这人)之远，我劳如何？”清典：清丽典雅。张衡的《仙诗》和《缓歌》已无考。《缓歌》是缓歌声，乐府歌辞有《前缓声歌》。
〔27〕暨建安：建安：汉献帝年号(196～219)。
〔28〕文帝：魏文帝曹丕，字子植。 陈思：曹植字子建，曹丕弟，封陈王，谥思。 纵辔骋节：放宽辔头，驰骋争先。骋节，指有规律地驰骋。 王徐应刘：王粲，字仲宣；徐干，字伟长；应，字德琏；刘桢字公干。这四人乃建安七子之四。怜风月，狎池苑，叙恩荣，叙酣宴。例如曹丕《于谯作》：“清夜延贵客，明烛发高光。……馀音赴迅节，慷慨时激扬。” 曹植《箜篌引》：“置酒高堂上，亲友从我游。……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可再，百年忽我遒(尽)。”王粲、刘桢、应玚都有《公宴》诗，徐干的己无考。《文心雕龙·时序》：“观其时文(建安文学)，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多气也。”《宋书·谢灵运传》论：“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 “造怀”五句：黄侃《诗品讲疏》：“若其述欢宴，愍乱离，敦友朋，笃匹偶，虽篇题杂沓，而同以苏李(苏武李陵)古诗为原，文采缤纷，而不离闾里歌谣之质。故其称物则不尚雕镂，叙胸情则唯求诚恳，而又缘以雅词，振其美响；斯所以兼笼前美，作范后来者也。”
〔29〕正始：魏废帝年号(240～249)，当时清谈风气开始兴盛，学者推崇老庄，诗歌中也反映出老庄思想。 何晏：字平叔。他的诗有《拟古》：“双鹤比翼游，群飞游太清。常恐失网罗，忧祸一旦并。岂若集五湖，顺流唼浮萍，逍遥放意志，何为怵惕惊。”结尾二句即反映道家思想，所谓“诗杂仙心”。乃：唐写本作“及”。 嵇：嵇康，字叔夜。 阮：阮籍，字嗣宗。《诗品》称嵇康诗：“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然托喻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高流矣。”评嵇诗不如刘勰说得正确。《诗品》评阮籍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志渊放，归趣难求。”标：揭举，指嵇阮为正始诗人之首。
〔30〕应璩(qú)：字休琏，应玚弟。《百一诗》：下流不可处，君子慎厥初。名高不可著，易用受侵诬。前者隳(罢官)去，有人适我闾。……问我何功德，三人承明庐(宫中值宿处，即三次入朝为官)。……避席跪自陈，贱子实空虚。……”百一，有百虑一失意。《百一诗序》：“安知百虑有一失乎？” 辞谲：措辞婉转，如不空自己被排斥，而说应当去官。 义贞：义正，指有讽谏意，即孙盛《晋阳秋》指出的“言时事颇有补益”。
〔32〕“晋世”九句：张潘左陆：《诗品序》：“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 三张：指张载兄弟三人，张载字孟阳；弟张协，字景阳；弟张亢，字季阳。 二陆：指陆机兄弟，陆机字士衡；弟陆云，字士龙。 两潘：潘岳字安仁；侄潘尼，字正叔。 左：左思，字太冲。 ，唐写本作“析”。 析文：指辞藻、对偶的追求。《诗品》称张协诗“巧构形似之言(巧于描写形象)。雄于潘岳，靡(华靡)于太冲(左思)。……词藻葱蒨，音韵铿锵。”又陆机诗：“才高辞瞻，举体华美。气少于公干(刘桢)，文劣于仲宣(王粲)。”又潘岳诗：“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绡，犹浅于陆机。又左思诗：“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按陆机诗中，已有不少工整的对偶，如《招隐诗》：“朝采南涧藻，夕息西山足。轻条象云构，密叶成翠幄。激楚佇兰林，回芳薄秀才”等。张、潘、左、陆都讲求辞藻对偶，但左诗写得最有气势，也最高。如《咏史》：“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此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雄沉下僚，地位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流靡：辞韵调和。杨注：“沈约《答甄琛书》：‘作五言者，善用四声，则讽咏而流靡。’”
〔33〕江左：东晋偏安江东。 玄风：谈玄的风气；谈玄以《老子》、《庄子》的道家学说为主。 循务：致力于政务。 忘机：忘掉心机。 亡，孙云：“《御览》作‘忘’。”干宝《晋纪总论》：“学者从《庄》《老》为宗而黜《六经》。”即指玄风；“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即指嗤哭于政务的。《宋书·谢灵运传》：“有晋中兴，玄风独盛，为学穷于柱下(老子为周柱下史)，博物止乎七篇(《庄子》内篇七篇)。驰骋文辞，义殚(尽)乎此。”
〔34〕“袁孙”六句：袁孙：袁宏，字彦伯。孙绰，字兴会。《诗品序》：“永嘉(晋怀帝年号)时，贵黄(帝)老(子)，稍尚虚诞。于是篇什，理过其辞，淡手寡味。爰及江表(江外，犹江左)，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温)、庾(亮)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他们的诗都宣扬道家思想，所以辞趣一揆；一揆，犹一致。袁宏诗如《答许询》：“仰观大造，俯览时物，机过患生，吉凶相拂。智以利昏，识由情屈。”就是溺乎玄风的诗。 郭璞，字景纯，著《游仙》诗十四首。《诗品》说他：“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李充)《翰林(论)以为诗首。”《南齐书·文学传》：“江左风味，盛道家之言。”郭璞《游仙》诗李善注：“江璞之制，文多自叙，虽志狭中区，而辞无俗累。”
〔35〕“宋初”八句：因革：有因袭，有革新。《庄》《老》：指玄言诗。 山水：指山水诗。 俪采：讲究对偶文采。 范文澜注：“案山水之诗，起自东晋初庾阐诸人。” 庾阐《三月三日》：“心结湘川渚，目散冲霄外。清泉吐翠流，渌醽漂素濑。悠想盼长川，轻澜渺如带。”就是讲对偶的山水诗。到刘宋初年，谢灵运写的山水诗，成就更高。
〔36〕正体：《诗经》以四言句为主，所以称四言为正体，要求雅润。 流调：五言诗是四言诗的流变，当时注重辞藻，所以宗尚清丽。
〔37〕“故平子”六句：平子：张衡字。他的四言诗，风格典雅，所谓“张衡《怨篇》，清丽可诵。” 叔夜：嵇康字。他的四言诗，如《兄秀才公穆入年赠诗》，写“鸳鸯于飞”，称“俯仰优游”，故称为和澜。但又称“嵇志清峻”，则又有清峻之作。 茂先：张华字。他的五言诗，风格清畅，刘勰称他：“短章，奕奕清畅。” 景阳：张协字，他的五言诗，风格清丽。 兼善：指雅润而兼清丽，是曹植(子建)王粲(仲宣)的诗。 偏美：指雅润清丽各得一偏，是左思(太冲)刘桢(公干)的诗。
〔37〕诗有恒裁：诗有一定体裁和风格，即指四言雅润，五言清丽。 思无定位：作家的思想没有一定。定位，根据“情理设位(《熔裁》)，按情理来谋篇，因情理不同，故无定位。随性适分：定位立体，和各人的性情有关。《体性》篇说：“吐纳英华，莫非情性。”由于个人的性情有偏，所以作品较美的多，通圆而兼备各体的少。
〔38〕“妙始所难”四句《国语·晋语》引晋文公论治国难易，郭偃对曰：“君以为易，其难也将至矣。”
〔39〕三六杂言：三言诗如《汉郊祀歌》的《练时日》：“灵(神)之车，结玄云。驾飞龙，羽施纷。”六言诗如相传孔融的三首，有“汉家中叶道微，董卓作乱乘衰”等。杂言如《汉铙歌》的《上(天)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令)无绝衰”等。 出自篇什：《诗经》的雅颂十篇为一什。故称《诗经》为篇什。挚虞《文章流别论》认为三六等言，都出于《诗经》：“三言者‘振振鹭，鹭于飞’(《诗·鲁颂·有)之属是也。”杂言如《诗·召南·殷其雷》即有三言、五言、四言句。
〔40〕离合诗：指把字拆开合成诗句，如纬书《孝经石契》：“宝文出，刘季(刘邦字季)握。卯金刀(合成“劉”字)，在轸(轸宿)北，字禾子(合成“季”字)，天下服。”言汉高刘邦得天下。孔融有《离合作姓名字》诗：“渔父屈节，水潜匿方(渔离水成“鱼”)：与旹(时)进止，出行施张(旹离成“日”，鱼日合成鲁)。吕公矶钓，阖口渭旁(吕离口成“口”)，九域有圣，无土不王(域离土成“或”，□或合成“国”)……”明，孙云：“《御览》作萌。”
〔41〕回文：一种诗体，回环读之皆成文。 道原：不详。刘庆生《刘子文心雕龙音注》：“宋贺道庆作四言回文诗一首，计十二句，四十八言，从尾至首，读亦成韵。而道原无可考，恐原为庆字之误。”黄叔林说：“旧注引贺道庆，然道庆四言回文之前，已有《璇玑图诗》，不可谓之始矣。唐武后《璇玑图序》：‘前秦荷苻时，扶风窦滔妻苏氏名蕙字若兰。滔镇襄阳，绝苏氏音问，苏氏因织锦为回文，五彩相宣，纵广八寸，题诗二百馀言。纵横反复，皆为文章。’又《杂体诗序》：‘晋傅咸有《回文反复诗》二首，反复其文，以示忧心展转也。’是又在窦妻前。”(《文心雕龙》辑注)
〔42〕联句：按同一韵，每人各吟诗一句，联缀而成诗篇。汉武帝召群臣于柏梁台，联句成《柏梁诗》。此为联句的起始。
〔43〕“巨细”四句：说上面讲的三六杂言、离合等诗体，篇幅虽有大小的不同，但都是表达思想感情的，均可归入诗歌的范畴，因此就不再叙述了。 囿(yòu)：有围墙的园地。
〔44〕“赞曰”八句：赞：是一种文体，本书《颂赞》篇：“赞者，明也，助也。……并言以明事，嗟叹以助辞也。”本书各篇篇尾皆有赞，用以概括全篇大意，或作简短结论。 二南：《周南》、《召南》，属《诗经·国风》。此以二《南》代称《诗经》。 神理：神明之道义。刘勰认为文学原始于一种抽象的“道心”、“神理”，而又应该体现它、发扬它。 序：古乡学名。政序，犹言政教。 耽：乐。以上八句是说，人生而有志，且要把心中所含之志，吟咏歌唱出来，这样就产生了诗。诗歌起源于三皇元世，发展为《诗经》的传统，与神理相合，与政教相参。这样，诗歌日益精彩完美，而将永远被人欣赏、爱好。
【赏 析】
《明诗》是《文心雕龙》的第六篇。本篇主要讲四言诗和五言诗的发展历史及其写作特点。楚辞、乐府、歌谣等其他形式的诗歌，《文心雕龙》一书中另有专篇论述。
《明诗》乃刘勰文体论方面的重要篇章之一。刘勰对四言诗和五言诗所总结的“雅润”、“清丽”四字，比曹丕讲诗的特点是“丽”(《典论·论文》)，陆机讲诗的特点是“绮靡”(《文赋》)有所发展，除了表现形式特点，刘勰还强调诗歌“持人情性”和“顺美匡恶”的教育作用，而不满于晋宋以后诗歌创作中形式主义的发展倾向；认识到诗歌的产生是诗人受到外物的感染而抒发情志；对作家作品的评价，能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等。这是较为可取的。刘勰对《诗经》是很尊重的，本篇对《诗经》的内容和形式尽管都谈到了，但仅限于前人旧说，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见解。这说明刘勰对《诗经》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是认识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