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孙觌事》

靖康之难^①，钦宗幸虏营。虏人欲得某文。钦宗不得已，为诏从臣孙觌为之，阴冀觌不奉诏，得以为解。而觌不复辞，一挥而就，过为贬损，以媚虏人，而词甚精丽，如宿成者。虏人大喜，至以大宗城卤获妇^②饷之，觌亦不辞。其后每语人曰：“人不胜天久矣，古今祸乱，莫非天之所为。而一时之士，欲以人力胜之，是以多败事而少成功，而身不免焉。孟子所谓‘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者，盖谓此也。”或戏之曰：“然则，子在虏营也，顺天为己甚矣！其寿而康也，宜哉！”觌无以应，闻者快之。

乙巳八月二十三日，与刘晦伯语，录记此事，因书以识云。

(《朱文公文集》)

注释①靖康之难——靖康，北宋末代皇帝钦宗年号。靖康二年(1127)，金兵攻破汴京，虏宋徽宗，宋钦宗回北国，历史上称“靖康之难”。②大宗城卤获妇——“大宗城”，指金统治者的同姓权贵。语出《诗经·大雅·极》：“大宗维翰，小宗维城”，大宗，强族。“大宗城卤获妇”，指金人同姓权贵所虏掠的华人妇女。

赏析孙觌这个卖国贼，《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七摘南宋人的记述，历数其罪，罄竹难书。史称：“怙恶不悛”“人人鄙之”。而朱熹《记孙觌事》，却集中记他向金人写降表一事，此文短小精悍，如投枪匕首，似聚光镜头，充分透示，剖析了他的丑恶灵魂。

文章的写作特点是以凝聚、精炼，老辣之笔，通过映衬对比之手法，使其卖国求荣的丑行秽迹昭然若揭。始则对金人逼钦宗写降表之事，一笔写钦宗：“不得已，为诏从臣孙觌为之，阴冀觌不奉诏，得以为解”;一笔写孙觌“觌不复辞，一挥而就”。这是以钦宗与孙觌映衬对比。钦宗被逼无奈，曲与周旋，苦恨悲抑之状毕现；孙觌则不辞不拒，“一挥而就”，一马当先，大有“当仁不让”“舍我其谁”之气概。其投机取巧之用心毕显。继则降表写成，朱熹对这一卖国之文的评议：一笔述其内容之丑：“过为贬损，以媚虏人”，一笔赞其文辞之美：“词甚精丽，如宿成者”，这是对其文“内容”“形式”的反差对比。似赞实贬，似扬实抑。“如宿成者”，蕴含极深，力透纸背。可见其卖力尽心，极意献媚，流于肺腑，发至骨髓。三则写金人对其赏赐，以虏掠的华人妇女“饷之”，而“觌亦不辞”。一方是同胞姊妹被凌辱；一方孙觌竟欣然接受，感恩戴德，这一映衬，更揭其恬不知耻，禽兽之心。更其妙者，朱熹进一步记述其卖国理论；孙觌“每语人曰：人不胜天久矣，古今祸乱，莫非天之所为。而一时之士，欲以人力胜之，是以多败事而少成功，而身不免焉。孟子所谓‘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者，盖谓此也。”他竟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且引经据典。细研其谬论有三层：一媚金人侵略为顺天理，合时运。可见其思想感情，政治立场，已堕落为彻头彻尾的胡子胡孙。二自诩为识时务之“俊杰”，似有独识之“慧眼”实为民族之蠹虫败类，三则引孟子之言；似奉行儒学儒道，儒雅风流，实则不知天下“羞耻”二字；与孙觌的“宏论”相对比的是，有一人仅以两言冷语戏之：一曰：“子在虏营也，顺天为已甚矣”，你在敌营中，顺天确实顺得太过分了，一曰：“其寿而康也，宜哉”，你能长寿而安康，真是应享有这个福气。朱熹这两段记言，一繁一简，简者嫉恶如仇，入木三分，浩然正气犹存；繁者满纸荒谬悖逆，卑劣至极。对比之下，善者愈显其正，恶者愈显其邪。最后，朱熹又推进一层，拿孙觌与全社会的人民对比：一笔写“觌无以应”，一笔写“闻者快之”，孙觌是“惭”、是羞、还是洋洋自得，且不管它，而他的丑行秽迹，不胫而走，为全社会众目所视，千夫所指，口诛笔伐，何其快哉！文章结语云：“乙巳八月二十三日，与刘晦伯语，录记此事，因书以识云。”“乙巳”是宋孝宗淳熙十二年；“刘晦伯”，名爚，朱熹的学生。这个结尾，以干支记年，言之凿凿，用史笔笔法针砭其事，将孙觌永远识订在历史的羞辱柱上。

这篇200字的短文，作者从不同角度通过种种对比映衬，连推出五层，逐层剥脱，步步深入，既伐其行，又诛其心，使这个卖国贼曝光于千秋万代。值得提出的是：无论对比与映衬，无论记言与记行，绝非客观，冷漠之笔，而渗透了作者极浓烈的感情色彩。对比之中，既有强烈的反差效应；字里行间又饱蕴作者切齿之恨，忠愤之气。读完此文，孙觌的可恨可杀，自不待言，朱子的严正义态，也使人肃然起敬。可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