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昭侯、申不害变法和重在以术治国的韩文化

(1) 韩昭侯、申不害变法的背景
进入战国时代，作为七雄之一的韩国，也曾进行了一些改革，增强了国力，扩展了领土。尤其是战国初年，韩与魏、赵联合作战，三晋声威一时大振。如在韩景侯、韩烈侯、韩文侯时代，楚国与韩、魏争相侵夺郑国领土，于是三晋联合伐楚，最后在大梁一带大败楚师，从此，魏国占领了大梁、襄陵(今河南睢县)等地，领土扩展到了黄河以南；韩国也攻取了郑国的阳城(今河南登封县),还打败了宋国，俘虏了宋国国君。到韩哀侯即位的第二年(前375),韩国终于消灭了郑国，领土大大扩展，并将国都迁徙至郑，以便在中原图谋发展。
但是，韩国立国后，并不曾出现象魏文侯那样雄才大略的一代明君，使国家很快强大起来。虽曾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很不彻底，由此造成了如同韩非所说的“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韩非子·定法》)那样一种朝令夕改的政治混乱局面。韩哀侯迁都于郑后，在位仅短短六年便被臣下所弑。特别是哀侯之子韩懿侯即位的当年(前370),正值魏武侯去世，魏国发生了公仲缓与公子䓨争夺君位的内乱。韩、赵两国企图乘机削弱魏国，便联合伐魏，并大败魏军，进而包围了魏都安邑。但两国各有谋算：赵国主张杀掉公子䓨,立公仲缓为君，并迫使魏国割让土地；韩国则坚持使魏国分裂为二，以削弱其国力，解除魏对韩的威胁。双方相持不下，韩国单方面退兵，公子䓨于是打败了赵国和公仲缓的军队，被立为国君，他就是魏惠王。从此，三晋联合作战的局面破裂，各自图谋发展，并互相征战讨伐，不断削弱了实力。所以，韩懿侯在位十二年间，即屡遭魏国侵袭，韩国遭受了一系列兵败国辱的事件。韩懿侯之子韩昭侯即位后，韩国更面临着魏、秦两国东西夹攻的严峻形势。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深入变法革新，富国强兵，使韩国能够在激烈的诸侯兼并中立于不败之地，便成了摆在韩昭侯面前的最为急迫的政治课题。于是，便有了著名的韩昭侯、申不害变法。这场变法，不仅使得韩国“国富兵强，无侵韩者”,而且有力地促进了韩国法治文化的繁荣昌盛。
在战国时代，韩国是法家学派的重要据点，有着广阔而深厚的法治文化传统。战国中晚期阶段，法家思想在韩国得到充分的发展，造就了申不害、韩非那样杰出的法家人物。韩昭侯、申不害变法为韩国法治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进而韩非集法家思想之大成，把中国古代的法治文化推向了历史的巅峰。申不害和韩非是分别活动于战国中期和晚期阶段的两位法家巨匠，他们的法治思想独树一帜，各领风骚，表现了韩国法治文化的两种典型形态，在我国古代法治文化史上有着深远的意义。
(2) 申不害操权弄术的术治思想和实践
关于申不害其人，《史记》介绍说：“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老庄申韩列传》)又说：“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韩世家》)这就是说，申不害本是原郑国京邑(今河南荥县东南)之人，韩哀侯灭掉郑国后，剥夺了郑国贵族的特权，申不害之家族，大约也在其列，所以称他为“故郑之贱臣”。申不害为韩昭侯相，前后总共十九年，直至逝世。韩昭侯是韩国第六代国君，他即位后，正值韩国屡遭兵侵，处于弱势，但他颇具雄心，决意扭转韩国的被动局面，于是起用“故郑之贱臣”申不害为相，在国内推行变法，收到了“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的卓著成效。
申不害变法活动的主体内容，是推行了一套操权弄术、以术治国的思想路线。所以，《史记》一再强调指出了申不害“学术”、“修术”的突出特点，说明他是一位以“重术”而闻名于世的法家人物。“重术”如同“重法”、“重势”一样，属于战国法家的三大思想流派，也是构成我国古代法治文化的三大内容要素。在战国法家中，李悝、商鞅为“重法”派代表人物，“重势”一派的代表是赵国人慎到，申不害代表了“重术”的一派。所谓“重”,是有所偏重，并非绝对不讲其他，但毕竟有一定片面性，所以，韩非批判地总结了三派思想，提出了融法、术、势为一体的理论，由此被称作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其实，所谓法、术、势，不过是法家为封建帝王设计的统治方法。按照韩非的说法，“法”是明文规定而公诸于众的律令条例，是规范臣民的行为准则；“术”是密而不宣的君主驾驭臣下的手段或权术；“势”是君主至高至尊的势位或权势。三者“不可一元，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定法》),都是帝王不可缺少的统治工具，因此，法、术、势是三位一体的东西。
申不害之“重术”,完全是从强化封建君权出发的。如他说：国君高筑城郭，门禁森严，以防范寇戎盗贼，是必要的，但是，真正“弑君而取国”的大盗寇，主要还是国君周围的大臣们，他们可以“蔽君之明，塞君之听”,达到“夺其政而专其令，有其民而取其国”的目的。这正好比：“妬妻不难破家也；乱臣不难破国也。”国君周围的大臣们才是最值得防范的。所以，国君对于君臣关系要有清醒的认识，那就是：不轻信所有的大臣，不使任何一个大臣“得专君焉”,才能作到臣下既忠实为君主效力，又不敢萌生篡逆之心，使他们如同群星捧月一般，全力维护至高至上的君主威严。这就叫“明君使其臣，并进辐凑”的道理(见《申子·大体》)。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就得靠君主驾驭臣下之术了。什么是术呢？申不害形容道：好比设于暗处的镜鉴和衡器一样，君主完全不动声色，却可以洞察、鉴别和衡量臣下的一切。“镜设，精，无为而美恶自备；衡设，平，无为而轻重自得。”所以，术的作用即在于“示天下无为”,就是做到君主“无为”而使臣下“无不为”,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的道理。申不害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稳固地维护封建君权，所以，他极力主张推行以术治国的路线。
申不害所说的术，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种类型：
其一，控制术，也可以叫做“正名术”。就是韩非所概括的：“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韩非子·难三》)这是由国君执掌的用来考核、赏罚官吏的方法和手段。所谓“名”,即国君授予臣下的职位或名分；“循名而责实”,就是考察臣下所做的实绩(实)是否符合他的职责(名),然后以此为据进行赏罚，就叫“正名”。申不害认为，“名”是天地的纲领，圣人的符信，因此，“张天地之纲，用圣人之符，则万事之情无所逃之矣。”(《申子·大体》)意思是说，治理国家千头万绪的事务，不必国君一一躬亲，只要循名而责实，牢牢把握正名之术，“以其名听之，以其名视之，以其名命之”,那就如同用镜子照美丑，用衡器量轻重一样，臣下的所作所为，皆“无可逃”国君之视听。这样，国君便有了“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的至高至上的控制权。所以，申不害强调：“圣人贵名之正也。”“名之正”就是“正名”,做到名实相符。怎样才是名实相符呢？他的原则是：“治不逾官，虽知弗言。”(《韩非子·定法》)就是要求官吏严守其职，不许失职和越职；凡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事，即使对国君有利，也不许说，不许做，否则要受惩罚。据说，韩昭侯曾用这样的办法处罚了他的“失职”和“越职”的官吏。有一天，昭侯酒醉而卧，负责给他戴冒子的“典冠者”因怕他受寒，便给他披了一件衣裳，昭侯醒来后即以“越职”罪而处罚了这位官员；同时，又以“失职”罪处罚了另一位负责给他穿衣服的“典衣官”(见《韩非子·二柄》)。因为，在韩昭侯、申不害看来，无论失职或越职，都会削弱国君对于臣下的控制。
其二，阴谋术。就是韩非所概括的：“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韩非子·难三》)。这是国君暗中驾驭臣下的阴谋权术。申不害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显露自己内心世界的任何动静，否则将会带来不良后果。比如，显露出“有余”,人将“夺之”,显露出“不足”,人将“与之”;显露出明察，人们会戒备你，显露出糊涂，又会迷惑你；显露出智慧，人们会美化你；显露出愚昧，又会隐瞒你；没有欲望显露，人们会探猜你；显露出欲望，又会引诱你。总之，国君内心世界一动一静的任何显露，都会使臣下产生非分之想，以采取相应的对策，因而必然动摇国君的绝对权威。那该怎么办呢？申不害说：“惟无为可以规(窥)之”(《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换一个说法，就叫做：国君要“藏于无事，窜端匿迹，示天下无为”(《申子·大体》)。也就是说，国君的任何意图都要深藏不露，知道的事也要装做不知道，不知道的又要装做知道，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使臣下无以揣摩，又无所提防，也就无从投国君之所好，或者避国君之所恶，以隐匿自己的不轨言行了；而国君却能于不动声色中窥察一切，识别忠奸，就会有效地“潜御群臣”了。这就叫“示天下无为”的阴谋权术。据说，韩昭侯曾经巧妙地玩弄过这套权术。比如，当他听到使者禀报“南门之外有黄犊食苗”后，却不许使者泄露，而搞突然袭击，下令官吏迅速查报牛马践踏庄稼的情况，说是过去曾经三令五申，“而吏不以为事”,这次如不据实以报，“将重其罪”。而当官吏分别查报了东、西、北门外的情况后，他却断然批复道：“未尽也”,要求再查，结果，终于查到了“南门之外黄犊”。从此，官吏们深为昭侯的“明察”所慑服，更加俯首听令，忠于职守，也再“不敢为非”了(见《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其三，外交术。也就是“外应诸侯”,在国际关系问题上玩弄权术。韩昭侯即位前后，韩国处于弱国地位，屡遭兵侵，为了扭转被动挨打局面，以便在激烈的诸侯兼并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故不能不高度注重调处国际关系；尤其是当三晋联合局面破裂后，如何巧妙地处理与魏、赵两国的关系，更成为严峻的外交课题。于是有了申不害的“外应诸侯”之术。据史书记载，当时，魏国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赵派使者请求韩国出兵攻魏，在这种情况下，联赵还是联魏？韩昭侯、申不害必须作出抉择。申不害本来是主张联赵抗魏的，认为这样可以遏制魏对韩的威胁，维护韩的独立。但是，他鉴于自己“贱臣”出身，又与昭侯相处未久，不明昭侯意向，故不敢冒然进言，“恐言而未必中于王也”,一旦与昭侯意向相左，便有可能引来祸端。所以，当昭侯征询他有何主见时，他只含糊答道：“此安危之要，国家之大事也。臣请深惟而苦思之。”是说象这样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还是请大王深思而后决定。而当他揣摩到昭侯倾向于联魏时，便立即改变自己的初衷而迎合昭侯，并向昭侯陈述了联魏的好处。说：韩国处在“与严敌为邻”的险峻形势下，“独动不能支二难”,“而动有灭亡之变”。意思是韩国如果孤立作战，势必难以抵御来自魏、赵两国的夹攻，最终有被灭亡的变故；因此，既然拒绝了赵国的请求，便只有“降心以相从，屈己以求存”,去“执珪”朝魏，与魏国结盟了。这样作的好处是：魏君必然自以为“得志于韩”而轻蔑天下诸侯，诸侯则必然会反感魏国而亲近韩国，其结果，韩国表面上似乎屈尊于魏国，实际上笼络了诸侯，孤立和削弱了魏国。由此权衡之下：“莫如朝魏”。于是，昭侯“听而行之”,并同申不害一道“执珪而见梁君”,与魏国结成了同盟。史书评论说：韩国在当时作这样的决择，既“非好卑而恶尊”,甘愿屈从魏国，亦“非虑过而议失”,缺乏深思熟虑；相反，这是“申不害虑事而言之”的结果，是经过了慎审权衡的。由此看来，申不害不愧为“一世之贤相”和“忠臣”,韩昭侯不愧为“听而行之”的“一世之明君”(见《韩非子·内储说上》《战国策·韩策一》《孔丛子》卷中)。
据说，申不害为相期间，曾“十使昭侯用术”,充分表现了他“重术”的思想特点。但是，由于申不害太偏重于操权弄术，对于统一法令、严格法制等问题认识不足，因而产生了一系列负效应，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弊端。所以，他的后继者韩非批评他：“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韩非子·定法》)。这是因为，当时的韩国，本来存在着“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的法制混乱现象，而申不害不去专一地推行新法，统一韩国的宪令，而是偏重用术，于是，奸邪的事自然也就增多了。由于旧法和新法、前令和后令互相矛盾，所以，申不害虽然多次使昭侯用术，而奸邪之人还是能够利用这种矛盾为他们破坏法令的行为进行诡辨。所以，申不害为韩相长达十九年，虽然使得韩国“国治兵强，无侵韩者”,一度成为实力雄厚的强大国家，但终究没有能够成就王霸事业，原因就在于国君偏重在上面用术，而没有在官吏中经常整顿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