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马说 (杂说四)》原文、赏析和鉴赏

韩愈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这篇短文是韩愈诸多散文中颇为著名的一篇。时至今日，可以说是雅俗俱晓，有口皆碑了。究其原因，也不过是两条：一是文字表达上的通达精练，因而易于理解，便于流传；二是思想内容上的典型、深刻，一针见血，所以历来要引起大批自强不息者们的强烈共鸣与掌权握印者们的援引。

当然，伯乐相马的故事中国古来就有，本属“陈言”之列。古传说中把“伯乐”归为二十八星宿里掌管马匹的神祗，原本反映出农业时期牲畜的重要性。到了春秋秦穆公之时，人们便已开始把善于相马的人称为伯乐了。韩愈以旧瓶装新酒的革新精神发前人所未发，仅以区区百余言的一篇小品，便把千里马与伯乐之间的辩证关系，把“千里马”们的不幸际遇活生生地摆到了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面前。终于使连绵不断的炎黄子孙凡是遇到有关“人才问题”的时候，都不能不涉及到这篇语势凌厉、悲愤感慨的小品及其一句千金、不容置辨的思想内涵。

关于这篇文章的写作年代，各家均未注明。但若从作者一生的经历看，似应列在第二时期——即应试求官的阶段中较为合适。韩愈此期三次下场，三次上书都被冷冰冰的命运挡了回来。于是在长安坐了十年冷板凳的他，就有了《感二鸟赋》及《祭田横文》等“不遇时之叹”和在《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等文中流露出来的怨气和牢骚。

在韩愈所处的中唐时代，尽管科举制为中下层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参政的道路，但是把持朝政的门阀贵族们仍然坚持朝廷上的重要职位必须在公卿子弟中选择，而绝难让那些白衣秀士们厕身其间。所以，虽然韩愈一生经历了唐代的五位皇帝，但不管他在何时发出这种对于埋没人材问题的呐喊，都是反映了社会现实的，都是带有必然性的。

对待韩愈的散文，后人多有评价，其中褒贬不一而足。但是对于这篇“马说”却是一致推祟的。首先，这是一篇一气呵成的比喻文章，全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比善喻。字里行间洋溢出一种发自作者内心深处的浩然之气。作者所谓“气盛言宜”的创作理论在本篇中得到了痛快淋漓的体现。该文通篇以马喻人，然而由于引的得体，用的贴切，便使读者从中觉不出一点离皮离骨的地方，反倒有一种人马合一，身临其境的感觉。尤其是使那些深有感触的读者们不由得不联想到自己“只辱于奴隶人之手”时的种种不幸，产生出与作者之间在心灵上的迅速沟通。而顺势读将下去，更觉心舒气顺，意气昂扬、往日积愤为之一吐，阵阵快感油然而生，陡起凌空飞跃，万里急驰之心。一篇小品能够取得如此强烈的阅读感受，若非胸中广有丘壑的大手笔是无法达到的。

从结构上分析，作者利用三个自然段简单明白地表明了三层意思： 一是慨叹伯乐的罕有； 二是描述了未以千里称的骏马的悲惨境地； 三是对于那些阻塞贤路的昏庸之辈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全文虽不长，但其中有慨叹，有讽刺，有设问，有怒斥，具有了七开八合之变与百转千流之态。开篇第一句“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便以其内在的深刻逻辑性紧紧地扣住了读者的心扉。其原因就在于这出语不凡的开篇并不是那种“一夜北风紧”式的长诗之平起，而是一篇论文的提纲挈领之言。人们一般的认识，是千里马并不因为伯乐的出现与否而决定其有无，而伯乐之所以重要则是因为他可以发现千里马并使之为世所用。这里，作者有意避开了这种叙述方式，却从斜刺里猛地杀出这样一句，从而把伯乐强调到了舍之其谁的重要地位。如此，则既实现了引人入胜的行文目的，又从正面推出了作者名为论马，实则论人的真正用意。再读至“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读者心中便豁然开朗了。原来作者是在阐明一个道理，即必须先有能够识别千里马的人，然后才能在万千的马匹中鉴别出日行千里的良驹。否则，即便有了这种好马，还不是有等于无吗？

韩愈的这篇《马说》之所以具有广泛的影响，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韩愈在写作技巧上所取得的极大成功。本文的逻辑性很强，一环紧扣一环，而且是一波三折，反复论证，具有明显的雄辩家的风格。因此也就容易让人点头称是。从行文风格上看，“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并未将前人的遗产弃之不顾，而是兼收并蓄，取其所长，走出了一条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路子。在《马说》这篇短文里，他从正面立论，指出了伯乐与千里马之间的主次关系。然后展开议论，围绕着千里马一展雄风所需具备的各种客观条件进行论述。紧接着又从饲马人的角度进一步阐发，提出了策必以其道，食必尽其食，鸣必通其意的具体方式方法。由此，就充分运用了比喻论证的文学手法，取得了分析透辟，寓意深刻，笔锋活泼，层层深入的客观效果，形成了极为丰沛的感染力与艺术氛围。

中国文人自屈原起便经常使用引物取比的文学方式来托物言志，借物抒情。其中达到“切至”程度的名篇佳作可谓多矣。但是通篇只围绕喻体进行描述阐发而一字不涉本体的却在少数，尤其像韩愈的这篇文章，以千里马比在野的智士仁人，以伯乐比当权的达官显贵，用千里马的命运取决于伯乐的是否出现，比喻才智之士的前途取决于当政者的是否识别贤愚，所比之处都是十分熨贴而恰切的。因此，尽管作者不是从正面直抒胸臆，大声疾呼，但实际上却有如洪钟巨响，影响又深又远。虽然是借彼兴此，曲表心迹，但每一位读者都可以从中体会到作者的真正用意与撰文初衷。一篇比喻文章可以达到这种毫无晦涩难懂，反觉韵味横生，本体丝毫未露，但说理透辟通脱，针砭时弊如此辛辣，且决无显山显水之嫌的艺术水平，确是我国古典文库中一件难得的珍品。

在语言的运用上，全篇不足一百五十字，但议论精到、寓庄于谐，奇偶相间，浑然一体。有力地表现出这位散文大师在文学语言上高超娴熟的驾驭能力。

中国历来有句名言，叫做“听其言而观其行”。《马说》之外，如果再算上《为人求荐书》和《送温处士序》，那么，光是运用“马”这同一喻体来呼唤人才的脱颖而出，韩愈就已有三次之多。这难道仅仅是为个人的不幸鸣不平吗？后来官做大了的韩愈本人在其政绩中到底又是怎样实践的呢？据宋代洪迈统计，韩愈为官期间总共推荐士子有二、三十位之数。其中包括很多世人以为狂妄自大，然而确有真才实学的孟郊、李绅、张籍与刘述古等人。由此可见，韩愈并非侈谈人才，口惠而实不至，而是身体力行，心口如一地做了很多奖掖后进的实事。另外，韩愈不仅能够为众多的新星”寻求出路，而且对于“老千里马”们的退役问题也独具见解。公元823年，一位年过古稀的孔老要求离职还乡。韩愈却上表说其“为人清苦，议论平正，今年才七十，筋力耳目，未见衰老，忧国忘家，用意深远……实可为国爱惜”，认为象这样的人即便“年虽八九十”而“视听心虑苟未昏错，尚可顾问委以事者。”这些看法，应该说是非常公允恰当的。

综上所述，韩愈尽管一生坎坷，屡遭冒牌“伯乐”之类的训诫以至发遣，但却绝无为虎作伥之行，反而对于各种各样的千里马倍加珍惜、爱护。韩老夫子的这个优点，实在是弥足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