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柳州罗池庙碑》原文、赏析和鉴赏

韩愈

荔子丹兮蕉黄，杂肴蔬兮进侯堂。侯之船兮两旗，度中流兮风泊之。待侯不来兮，不知我悲。侯乘驹兮入庙，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鹅之山兮柳之水，桂树团团兮白石齿齿。侯朝出游兮暮来归，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北方之人兮，为侯是非。千秋万岁兮，侯无我违。福我兮寿我，驱厉鬼兮山之左。下无苦湿兮高无乾，粳充羡兮，蛇蛟结蟠。我民报事兮，无怠其始。自今兮钦于世世。

韩愈和柳宗元虽然政见有差异，思想有分歧，但却是相知相敬的好友。韩愈在为柳宗元撰写墓志铭后的三年，即唐穆宗长庆三年 (823)，又为柳州城东的罗池柳侯庙撰写了这篇情也感人，辞也感人的碑文。

全文可以分为三部分。篇中“柳民既皆悦喜”以上是第一部分，叙述柳宗元的德政。

文章的开头极为简直，点明罗池庙即已故柳州刺史柳宗元的庙宇。刺史职位约略可与古代诸侯相比，因此尊称柳宗元为“柳侯”。

祭祀是古代习俗。《礼记·祭法》篇说：“法 (指有功德) 施于民则祀之。”柳州人民在罗池立庙纪念柳宗元，正是因为柳宗元为他们做了许多好事。所以，文中便以最显著的地位、最多的文字，记叙了柳宗元的德政。

作者写柳宗元的德政，落笔便高屋建瓴地归纳出他治理柳州的基本态度和指导思想，即他的政纲：“不鄙夷其民，动以礼法。”就是说不歧视僻远蛮荒之地的群众，用礼法对他们施行教化。这样，下文写民众的爱戴之情和具体的政绩便有了根底。

接着，文章先从纵的方面写柳宗元的政纲深入民心而得到切实的执行。在柳宗元到任刺史的三年里，柳民变得自尊自强，他们说：“柳州虽然远离京城，但我们也是天之臣民。现在天赐我们有仁心行仁政的刺史，真是万幸，如果我们还不感化信服，那就太不合人情了。”他们自觉从命，乐于教化：男女老少相互传语不要违反柳侯政令；凡是乡里之间或百姓家庭里要举办什么事情，都要经过再三考虑，想想“柳侯听到了是不是会同意呢？”凡是柳侯发布命令有所期约要求，民众都互相劝勉努力执行，一定按时完成。这一段，以柳民真挚淳朴的语言和自觉积极的行动，生动地突出了民心之“矜奋”(“矜”，庄重，自尊；“奋”，发奋。)这样，柳宗元的仁政之本和深入人心，就得到具体的表现，他所取得的政绩就有了牢固的依托而真实可信了。

然后，文章从横的方面铺陈柳宗元的具体政绩，一共写了六层。第一层用综述写法，概括地反映出柳州安定兴旺的政治经济形势：民众的各种事业都走上了正轨，公家没有收不到的欠租，原先流亡、逃走的百姓从四面八方归来，人民安乐地生活，兴建起从未有过的工程事业。第二层从生产生活的角度具体描述：百姓住着新的房屋，埠头停着新的船只，池塘澄澈洁净，园圃茂盛美好，猪牛膘肥体壮，鸡鸭成群结队。第三层从社会风貌的角度具体描述：儿子尊重父亲的教诲，妻子顺从丈夫的意旨；嫁娶葬送都按照规定的条令进行；人们在外对同辈友爱，对长辈尊敬；在家对儿女慈爱，对父母孝敬。第四层从法制的角度记叙了一条实政：过去贫穷人家把子女抵押给地主豪富，过期没钱赎回，就被没为奴婢。柳宗元到柳州后，依照国家的规章旧例，让当典质的男女用做工得的钱(佣)来逐步扣除借款(本)。当工钱积累到与借款相等时，则命令主人放回人质，不允许他们利滚利地盘剥。这是柳宗元在柳州的一项重大政绩，所以单列一层做较细致的记叙。第五层写大修孔子庙。第六层写整治内城外郭小巷大道，使其平直端正，还广种各种树木。以上六层，有详有略，既概括又具体，既全面又有重点，既有简练叙述又有生动描绘。最后以充满感情的“柳民既皆悦喜”作结，与本部分开头照应，表明柳侯之德政不仅是刻在石碑上，而且是刻在了柳州人民的心中。

文章的第二部分记叙柳宗元死而为神的传说，从文中可知，这是韩愈根据柳宗元的部将谢宁口述记录的。韩愈知道人是不能变成神仙的，他说过：“神仙虽然有传说，知者尽知其妄矣！”(《谁氏子》)但是他却如实记述了这个感人的传说。不信其有又何以记之？我们正是常常从这种理与情的不可排解的矛盾之中，感受到人的心灵深处的震颤，并且产生共鸣。我们不得不承认，文章感人的奥妙之一恰恰在于此。固然，这个传说表现了柳宗元在他的部将和柳民心目中崇高而神圣的地位； 但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表现了柳宗元这个杰出人才的不幸遭遇，并委婉地表达了韩愈作为柳宗元相知相敬的好友而怀有的深深的同情与惋惜。柳宗元说的“吾弃于时”，点明了他政治上的不幸，指的是他因参加永贞革新从朝廷贬到僻远地区，久废穷极，不得重用，与后文的“摈不用”以及歌辞中的“北方之人兮为侯是非”相呼应。借这个传说，韩愈说道：“柳侯生能泽其民，死能惊动福祸之，以食其土，可谓灵也矣。”意思是： 柳侯生前能给民众以恩泽，死后也能降民众以福祸，受到民众的供养，这可真是神明的灵验啊！ 这话中包含的感情是何等深沉，何等真挚。

文章的第三部分是韩愈为纪念亡友而作的迎享送神诗，供祭祀时歌唱侑神之用。这首诗内容丰富，结构曲折，感情浓郁，音韵响亮。第一层写迎柳神。歌辞先以带有地域特征的南方土产鲜红的荔枝和金黄的香蕉起兴，写迎神的准备，“杂肴蔬”是指各种丰厚的祭品。然后，作者根据柳民迎神的习俗，设想插着旗帜、奏着鼓乐、载着木马木人的迎神船中途被风所阻，使辞意掀起一层波澜； 从“待侯不来”的“悲”、“嚬” (同“颦”，皱眉)，到柳神终于“乘驹 (指迎神船上的木马)入庙”的“慰”、“笑”，这感情和表情的变化，生动形象地表现了柳民对柳宗元的爱戴。第二层写柳民对柳神的祝愿。歌辞先转笔写柳州清新优美的自然景象。“鹅之山”即峨山，在柳州城西四十里；“柳之水”即柳江，在柳州城南门外。那山上水滨，桂树团团，枝繁叶茂，白石齿齿，突兀嶙峋，柳侯之神春春秋秋、朝朝暮暮，与猿鹤同吟同飞，自由徜徉于峨山柳水之间。接着四句进一步表现了柳民的愿望： 北方之人 (指长安朝廷上的官僚、宦官) 在议论柳侯你的是非，说你的坏话，你不要去那里还是留在这里吧，千秋万岁，都不要离开我们。这里，作者把“北方之人”与“柳州之民”的截然相反的态度，作了鲜明的对比，使辞意又掀起一层波澜，更突出了柳民感情的深挚可贵。第三层具体写柳民祈请柳神降福赐寿： 赶走厉鬼恶魔，保佑人民不生疫病； 让风调雨顺，低田不涝，高田不旱；让稻谷丰收，连年有余； 让蛇蛟盘曲潜伏，不敢兴风作浪，残害百姓。这是对柳神多么大的期望和信任啊！ 歌辞最后说： 我们将永远为柳神祭祀，答谢你庇佑的功德。从今以后，你将世世代代受到我们的敬重。

这篇文章写柳侯死而为神，曾遭到非议责难，如《旧唐书·韩愈传》说：“恃才肆意……此文章之甚纰缪者。”然而这种观点在古代就被批驳。《观澜文乙集》 吕伯恭注引石敏若曰：“世以韩愈《罗池碑》为语怪，非也。士有报负不克施，遭流落以死，其不平之气上干斗牛，为明神烈鬼，福善祸淫，巍峨庙食，此理也。岂随臭腐漂坏等庸人哉？”桐城派古文家吴汝纶曰：“此因柳人神之，遂著其死后精魄凛凛，以见生时之屈抑，所谓深痛惜之，意旨最为沉郁，史官乃妄议之，不知此乃《左氏》之神境也。”这些议论是很精辟的。

总起来说，这篇碑志写了两方面的内容，其一为柳宗元斐然之政绩，其二为柳宗元为神之传说。乍看起来，两个内容似不相关，其实如上文分析，二者既一脉相承又相得益彰：有了柳之德政，才有死而为神之传说；而南人以柳侯为罗池神，正是他生能泽惠其民、得到百姓爱戴和信仰的证明。如果本文专记柳侯为神之故事，其内涵必失之于浅俗，甚至有“语怪”之嫌；然而由于文章第一部分以大量翔实的事例铭刻了柳侯之政绩，因此，柳侯为神的传说就令人理解、深思和感动了，甚至宁信其有，不愿其无。而如果仅有柳侯政绩的罗列，没有柳侯为神的故事，文章的厚度和艺术感染力会大有减损。因为从传说中，人们看到了柳宗元“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的悲剧，韩愈是借此代柳宗元作不平之鸣，以南人的爱戴和信仰来排斥“北方之人”的讥议。所以，韩愈选择此二内容融为一篇，正表现出他在立意和取材上的良苦用心和高超技巧。

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从此文与韩愈为悼柳宗元写的另两篇文章的比较中看出来。《柳子厚墓志铭》，盖棺论定，全面记叙并评议了死者一生事迹，称美其高尚品德和辞章的高度成就；语言朴素盘郁，于娓娓而谈中流露着挚友间的无限深情；是写韩愈自己心目中的柳宗元。《祭柳子厚文》是抒情文，主要取对柳宗元不被世用而深表痛惜的角度，赞其文才，悲其遭遇，倾泻“一斥不复，群飞刺天”的悲愤；全文直抒胸臆，满掬同情之泪。而本文则是为柳民立柳侯祠而写，所以着重描述柳宗元在柳州之政绩和人民对他的敬仰，在朝的事迹和文章等方面仅用“贤而有文章，尝位于朝，光显矣，已而摈不用”三数语带过；文章的语调也十分端恭、庄重；正是柳州人民心目中的柳宗元。三者对照，同写一人却“文各有体”，所突出的主题不同，材料的取舍剪裁各异，格局和语言笔调也有区别，各适其用，表现了一个文章大家的深厚功力。

韩愈作品的风格是多种多样的。以碑志说，他为谁作，就常与谁的文章风格相近。如他作贞曜先生、樊绍述等墓志铭，各自和孟郊、樊宗师风格相近，而此文又与柳宗元的文体相近。柳州人民按照自己的感情心愿封柳侯为神，韩愈此文也写得富有浪漫气息，他把这个传说当作神话处理而写下了那一段想象丰富、情致优美、感情诚挚的迎享送神辞，辞的风格又与屈原的作品很相近，茅坤曰：“追《九歌》。”可见韩愈善于采取他人之长，根据文章思想感情的需要而融汇成自己的一家之言。这又表现了“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取精用宏、不主故常的气魄和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