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平淮西碑 韩 愈》原文、赏析和鉴赏

韩愈

淮蔡为乱，天子伐之。既伐而饥，天子活之。始议伐蔡，卿士莫随。既伐四年，小大并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断乃成。既定淮蔡，四夷毕来。遂开明堂，坐以治之。

韩愈精心结撰的这篇碑文，记载的是唐宪宗元和九年(814)至元和十二年(817)平定淮西藩镇叛乱的光辉史实。

自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发生安史之乱以后，唐帝国便由盛而衰，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动乱局面。到九世纪初叶，藩镇发展到四十几个，形成所谓“自国门以外，皆分裂于方镇”(《新唐书·兵志》)的形势。藩镇间或互相攻战，或联合反唐，使人民遭受兵祸，使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唐代宗、德宗年间，曾多次讨伐叛乱藩镇，但都以失败告终；而且新的自命的节度使的崛起，又使得对朝廷的威胁、违抗的恶性循环重新开始，永无休止。唐宪宗李纯即位后，对藩镇采取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取得胜利，特别是对反叛的强藩淮西吴元济用兵的胜利，迫使其他藩镇也先后归朝纳命，一度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在朝野一片欢腾的祝捷声中，韩愈被委派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淮西征伐树碑立传。

韩愈自己是很看重这篇文章的。他在《进撰平淮西碑文表》中说：“窃惟自古神圣之君，既立殊功异德，卓绝之迹，必有奇能博辩之士，为时而生，持简操笔，从而写之，各有品章条贯，然后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满天地。其载于书，则尧舜二典，夏之禹贡，殷之盘庚，周之五诰；于诗则《玄鸟》《长发》，归美殷宗，《清庙》《臣工》，小大《玄鸟》《长发》二雅，周王是歌。辞事相称，善并美具，号以为经。”从这段引文可以清楚地看出，韩愈把淮西征伐的伟绩与《诗经》和《书经》中所赞颂的重大事件相比拟，而他的“辞事相称”的原则也要求他以相应的文藻来描绘这次征伐。这段话是理解韩文内在结构的关键，告诉我们其思想内容主要在于歌颂天子之殊功异德； 另一方面，它显示了韩愈文学灵感的来源及《平淮西碑》在风格词藻上所极力效仿的模式的源流。

《平淮西碑》分为序文和铭文两大部分。序文分为六段，铭文分为五段。先看序文部分。

序文起笔不凡，说上天因为大唐具备有天的德性，所以把天下交给了李唐王朝统治，天下都以李唐为君主而作它的臣下。这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积蓄深发之厚，凝聚了巨大的气势，有力地概括了韩愈对整个历史事件在道德和政治方面的意义的看法。在政治上，它主张唐王朝拥有无上的权威，为皇帝讨逆的行动提供了理论根据； 在道德上，它用“天命”来充实和加强政治权威。接着文章从唐建国写起： 唐高祖、唐太宗消除了敌对势力，经济发展，政治修明； 唐高宗、中宗、睿宗，安定秩序，增殖人口；到玄宗时，国家极为强盛，然而妖孽也就在其间萌发滋生了，终至酿成“安史之乱”。肃宗、代宗、德宗、顺宗，既勤于国事，又宽容大度，奸邪刚刚除去，但藩镇的祸害尚未根除，文官武将，只知安逸游乐，而对藩镇习以为常，以为理当如此。这一段以极简括的文笔历叙各代帝王的功过，写出了强藩的跋扈和朝廷的腐败。这是交代总的形势，同时又是追叙乱源。这一段文字模仿《诗经》中雅、颂的语言，根据“辞事相称”的原则，这种风格被用来修饰、衬托唐朝皇统这一明朗的主题。

序文的第二段写到中心人物宪宗继位。其风格自此由《诗经》中的雅颂一变而为《书经》的盘庚体，从而有效地衬托出古今之别，例如宪宗的一声“呜呼”，便令人瞩目于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宪宗考察版图，计算贡赋，说：“上天既然把天下交付于我家，现在按次序传位到我，我若不能有一番作为，将有何面目见上天和列祖列宗呢？”于是群臣奔走忙碌，尽其职守。先后平定了夏州叛乱，蜀州叛乱，浙西叛乱，潞州叛乱，导致易、定二州和魏、博、贝、卫、澶、相六州都归还朝廷。宪宗说：“不可穷兵黩武，我还是稍事休息吧！”这一段中的几个“明年”与史载年代不符，只是约略言之，主要是为了造成直贯而下、勇不可挡的气势，表现宪宗平定藩镇的气概，而最后一句又表现了宪宗“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英明。这段在进一步交代形势中，开始刻画宪宗的形象。

序文的第三、四、五段才正式写到碑文的主要内容平淮西之役。这是一次规模很大的战争，时间长、战事复杂、涉及面广，但作者从容写来，有条不紊，面面俱到而又重点突出。

第三段先简要交代了淮西吴元济叛乱的原因和情况： 元和九年(814)，领有申、光、蔡三州的彰义军 (淮西，治所在蔡州，即今河南省汝南县) 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请自立，宪宗想从此革除藩镇世袭制，不准所请，吴便起而造反，烧杀劫掠。接着便转入记叙朝廷对此叛乱的不同态度：宪宗遍问朝廷大臣，除武元衡、裴度等一二臣外，都说：“蔡州之帅不由朝廷授予官职，于今已有五十多年了，他们已传了三姓四将，根基坚固，武器税利，士兵强悍，不与其他藩镇一样。只有对吴元济实行安抚，承认他当节度使，才能够安然无事。”大官们主观决断，大发反对用兵的议论，其他人都同声附和，大有众口一词之势。然而宪宗主意已定：“上天和祖宗所托附给我的重任，大约就在这削平叛镇的事业上吧！我怎么敢不尽力呢？何况还有一两个大臣是赞同讨伐淮西的，不能说没有人帮助我。”这一段生动地描写了朝廷内部争论的情况，以及宪宗力排妥协派之议，说明定策之功归于宪宗。

第四段便写用兵。这一段模拟宪宗口吻，记录了一系列用兵伐叛、布置策划的命令。这一方面表明，战事是由皇帝亲自指挥的，表现了朝廷的权威与诸将效忠；另一方面，也使得复杂的进兵过程撰次如画，历历可睹。宪宗向各路统帅李光颜、乌重胤、韩弘、李文通、李道古、李愬和宦官头目梁守谦等发布命令，其中有三次是对裴度的命令。一次是元和九年，命其以御史之长的身分去视察军队；一次是元和十年，命其担任宰相至行营慰问将士，对执行命令者赏，对抗命者罚；再一次是元和十二年，赐其节斧、通天御带和卫卒三百前往淮西督战，使将士们有衣穿、有饭吃，还要使蔡地的人民得以生活。这是平淮西关键的一年，写得很详细，表现了宪宗对裴度的信任和宪宗恩德的一面。

第五段叙述诏令在战场上被付诸实施，记叙了直捣淮西的作战过程。将士们从北、东南、东、西四方进攻，艰苦奋战，夺取据点，俘获降卒，节节胜利。这段突出了李愬利用归顺的敌人将领连获战功并雪夜袭蔡州、活捉吴元济的功勋；还特别突出了裴度督师扭转战局和入蔡安抚蔡人的功绩。

第六段便是册封有功之臣和群臣请纪圣功的情况。

再看铭文部分。

这部分以《诗经》四言颂诗的形式歌颂平淮西的胜利。铭文部分的主要内容与序文部分相同，其第一、二、三段所记相当于序文第一、二、三、四、五段的内容，文字是更加精练了，而于精练之中对前文又有必要的补充。其要者有三：一是第一段中补充交代了“四圣不宥，屡兴师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妇织不裳。输之以车，为卒赐粮。外多失朝，旷不岳狩。”意思是，肃宗、代宗、德宗、顺宗不宽恕河北河南强悍骄横的藩镇，屡屡兴师征讨，然而始终未能平定，只好增派武装部队防守。这样，男耕女织，却缺吃少穿；而且由于藩镇之乱，外邦诸侯大多不能按时朝觐，皇帝巡察四方之礼也因此旷废不行。这些内容更突出了藩镇割据的危害，也就更突出了宪宗皇帝平定藩镇的殊勋。其二为第二段中补充交代了“始命讨之，遂连奸邻。阴遣刺客，来贼相臣。方战未利，内惊京师。”意思是，开始讨伐吴元济时，和他勾结的其他节度使多次上表请赦吴元济，向朝廷施加压力，并派遣刺客杀害了宰相武元衡，刺伤了御史中丞裴度，京城大骇。这一史实更突出了藩镇的阴险和猖狂，突出了妥协派一方面的原因，也就更突出了宪宗与裴度等主战派的坚定决心的难能可贵。其三为第三段补充交代了“自夏入秋，复屯相望。兵顿不励，告功不时。帝哀征夫，命相往厘。”意思是，自元和十二年五月后，连续三个月战事毫无进展，兵士们疲劳不振，奏报战功不能按时，皇上哀悯出征的将士，令宰相裴度前往宣慰督师，果然士气大振，平淮西战终于大获全胜。这里突出了裴度督师的背景及其功劳，也就突出了宪宗知人善任，体恤将士之德。

第四段是铭文的重点内容。它记载了平定淮西收复蔡州后，朝廷采取的怀柔政策： 对叛军，只诛杀吴元济等罪魁，对其他将士一律赦免； 对百姓，饥以粟哺，寒以缯布，还为他们选吏赐牛，免去赋税，使其休养生息。文章还以对比映衬的方法，生动地描绘了淮蔡人民欢乐和安定的生活：“蔡之卒夫，投甲呼舞； 蔡之妇女，迎门笑语”，“始时蔡人，禁不往来； 今相从戏，里门夜开”;“始时蔡人，进战退戮； 今旰而起，左餐右粥”。这段最后以蔡人的两段话表明了他们对唐王朝的归顺诚服，而且还以身说法，让其他藩镇也“奔走偕来，同我太平”。

铭文的最后一段是全篇的总结，揭示主旨，点明平定淮蔡对一统天下的战略意义，与文章的开头遥相呼应。

从以上对本文粗略的讲解和分析中，可以归纳出本文如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思想内容非常丰富，意义也很深刻，具有史诗的性质。这篇文章全而地记叙了历时四年之久的平淮西之战，从形势背景写到叛乱发生，从朝廷分歧写到决定征讨，从战争经过写到胜利结局，从对蔡政策写到民心向背，展开了一幅规模宏大的历史画卷。文章揭示了平淮西之战对扭转唐朝统治危局的重大意义，颂扬了唐宪宗的历史功绩，赞美了裴度等支持宪宗力排众议、当机立断的政治远见与魄力，也记载了诸将协同作战、李愬奇袭蔡州的勋业； 表现了百姓对国家安定统一的渴望，强调了战争的正义性质，也表现了作者反对藩镇割据、实行中央集权的思想，体现了儒家“尊王攘夷”和“民为贵”的思想。这些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二、文章以唐宪宗为主角统帅全篇，因此内容虽多而不杂乱。丰富的材料好像束束灯光从各个角度照亮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人物。首先文章是从唐王朝治乱兴衰的历史角度来写平淮西之战的。宪宗在“文恬武嬉，习熟见闻”，“外多失朝，旷不岳狩”的关键时刻即位，人物放在了复杂的矛盾之中。而他一上台便使“群臣震慑，奔走率职”，取得一系列平藩胜利，这就高度体现了宪宗励精图治的意志力。其次，淮西叛乱更把宪宗推向矛盾的尖端，在“群公上言，莫若惠来”、“并为一谈，牢不可破”的形势之下，他毅然伐蔡，更表现了他的气魄与铁腕。再次，文章以他连连发出各项进攻命令，表现了他的运筹帷幄、指挥若定； 以他颁布对内对外的各项政策，表现了他政治家的远见和胸襟。而且作者在写宪宗发布命令和政策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威”到“恩”的转化，待到诏令发布完毕，待到蔡民万口称颂，宪宗的形象便从权力无限的君主、主帅，变成圣明恩君，变成包罗万象的“德”的化身。待到最后“既定淮蔡，四夷毕来； 遂开明堂，坐以治之”，一个“中兴英主”的形象便光彩照人了。至于文章突出的另一个人物裴度，他自有自己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然而在此文中，他是以宪宗政策的支持者和执行者的身份出现的，他对宪宗起了陪衬和烘托的作用。应该说韩愈很好地实现了他的写作意图： 使“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满天地。”

三、文章的序文和铭文部分相互照应、相互补充，既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又有各自的侧重，结构严谨，浑然一体。序文和铭文相互照应、相互补充的关系，在前面分析中已经提到。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序文主要记平淮西之战的经过，而铭文主要记平淮西之后的景象，即是文章最后一段中总结的“伐之”和“活之”。“伐之”和“活之”这两条线，从文首直贯文尾；然而在序文中以“伐之”为主，“活之”埋下伏笔，如宪宗令中的“遂生蔡人”，征讨中的“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师还之日，因以其食赐蔡人”等； 在铭文中，以“活之”为主，歌颂了伐蔡的丰功伟绩，描绘了庆功的欢乐情绪。结尾明确点出二者，并且进一步总结道：“凡此蔡功，惟断乃成”，赞扬宪宗的文治武功，指出关键在于宪宗的英明决断。

四、本文叙述技巧高超，语言简练生动，变化多姿。这篇文章以叙述为主，又熔描写、议论、抒情为一炉，人、事、情、理都得以恰到好处的表现。尤其是序文第四段叙述视角的转换，新颖而富有艺术表现力。总观全文，气势恢弘，笔力浑厚雄健，风格典雅庄重，显然得力于向《尚书》和《诗经》 的学习。前人说：“退之《淮西碑》，叙如《书》，铭如《诗》。”(《后山诗话》卷二引孙觉语) 张裕钊说：“此文自秦后，殆无能为之者。”李商隐在《读韩碑》诗中说：“句奇语重”，“大笔淋漓”，“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但它又非一味仿古，而能巧妙地融合当代语言，故行文古奥，但并不滞涩； 遣词典重，却又不碍酣畅生动的描写。这正体现了韩文以复古为革新，继承中有创造的特色。

在谈到《平淮西碑》时，不能不说及它在当时引起的一场风波： 这篇文章一开始是被欣赏的，但后来因所谓记述失实而被驳回(《旧唐书·韩愈传》)。据说大将军李愬不满碑文贬低自己的功绩而突出裴度，便通过妻子唐安公主上诉，于是宪宗下令从碑上剔除韩愈的碑文，又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后人乃至今人也有在这一点上责备韩愈的。然而这种指责完全不得韩愈作文的用心。韩愈这篇文章要宣传中央集权思想，因此记叙的重点在朝廷。而在战事的叙述中，宰相裴度作为朝廷的代表执行皇帝的旨意，自然较擒敌攻城为重。应该说，从文章的主题来看，裴度和李愬都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表现。

当然，如果作为一篇历史性著作来看，韩愈的文章是有缺点的，如战争进行的过程不很准确；特别是对作战不力，甚至对“倚贼自重”、“不愿淮西速平”的韩弘加以美化；对封建帝王有不恰当的颂谀；还宣扬了“家天下”的帝王观念和狭隘的忠君思想等。但是作为一篇历史文学作品来看，它所具有的文采光华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和称赞。正如苏轼《临江驿站小诗》所云：“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

最后还应补充的是，韩愈本人在平淮西中是有功的。他始终站在极少数讨伐派的立场上，写了《论淮西事宜状》力驳妥协派的虚妄，分析了战则必胜的各种有利条件，说：“传曰，断而后行，鬼神避之。(《史记·李斯传》)迟疑不断，未有能成事者也。”战争最后一年，他还担任了行军司马，协裴度掌管军政，为平定淮西立下功劳，他也因此由中书舍人升为刑部侍郎。然而这些在他撰写的《平淮西碑》中只字未提，这也表现了韩愈为此文目的的“纯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