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大跃进”新民歌运动

当代文艺运动。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上对1957年冬天出现的反映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积极开展农田水利建设热情的新民歌表示重视。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8届2次会议上又提出了各地都应收集民歌的建议。自此以后、创作、收集民歌便成了中国当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的社论，指出当时群众创作的那些歌谣“是促进生产力的诗歌”，“中国新诗的发展，无疑将要受到这些歌谣的影响”。同年4月21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大规模收集民歌问题答<民间文学>编辑问》的谈话记录。4月26日，周扬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举行的民歌座谈会上发出了“采风大军总动员”的号召。出现了“人人唱歌，人人写诗，人人跳舞，人人绘画”和“村村要有李有才，社社要有王老九，县县要出一个郭沫若”之类的口号。《红旗》杂志、《诗刊》、《人民文学》以及各省市的报刊杂志都开辟了“民歌选”、“新国风”、“采风录”之类刊登民歌的专栏。《人民日报》在1958年7月的一个月内就有28天刊登民歌，共达200多首。各地出版社都出版了民歌选本。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郭沫若、周扬主编并作序的《红旗歌谣》。这些民歌被说成是“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红旗歌谣·编者的话》)。《文艺报》1958年第11期发表的题为《打红旗，放百花》的社论称：“大跃进文艺(主要是新民歌)和全部封建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文艺成就，和可能达到的艺术高峰比较起来，都是一览众山小！”粉碎“四人帮”以后，对于1958年“大跃进”新民歌运动和在这个运动中产生的众多新民歌，国内报刊上出现过一些重新评价的文章。有的文章认为“大跃进”民歌运动”不是人民群众的自由创作，而是一次违反文艺创作规律的运动，是经济二作中浮夸风的反映”;新民歌的夸张和幻想，则是人们“脱离现实生活的、凭空臆造的反现实主义倾向”的表现(新民、耘青：《一九五八年民歌创作中的反现实主义倾向》、《南京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1982年，周扬在《〈红旗歌谣〉评价问题》一文中说：“《红旗歌谣》中搜集的新民歌是大跃进中涌现出来的新歌谣，它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和无比的革命热情，以及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美好前程的向往；同时，新民歌也反映了党的领导的‘左’倾错误思想，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曾经使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损失。我们应将这两者区别开来。”(《民间文学论坛》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