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基督教运动

从1922年始，直到整个大革命时期，中国各地出现了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
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已有千余年历史，著名教士如利玛窦等；新教传入中国也已一二百年。至20年代初期，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上已具有极大影响。革命家崇信基督教者不乏其人，如冯玉祥，甚至孙中山等。据王治心考，1921年，中国已有天主教徒2 056 338人；1920年有新教徒1 173 453人；总数达320多万人①。而新教在中国的教育文化领域影响尤其重大。据《中华归主》1922年统计，新教开办了6 593所小学，共有学生184481名，其中高小956所，学生32 899名，初小5 637所，学生151 582名②。但这一数字仅仅包括了小学。又据美国芝加哥大学教师、神学博士巴敦和美国监理会教堂牧师、神学博士康纳尔等19人组成的“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在1921年调查，新教教会学校学生总数达214 254人，学校总数7 382所，其中除《中华归主》所统计的小学外，还有幼稚园139所，学生4 324人，中学和师范15 825人(339校),专门学校16所，2 017人，其他289校，7 604人③。但这还未包括参加1919年各教会大学组织“中华基督教教会大学协会”的14所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南京)、东吴大学(苏州)、圣约翰大学(上海)、岭南大学(广州)等，当然更未包括天主教所办的大学，如辅仁大学(北京)、震旦大学(上海)和华南女子大学。据基督教教育协会统计，1924年的教会学校学生，在新教学校中约30万人，在天主教学校中约26万人，总数达56万人。
但是在基督教在中国发展到巅峰之时，却遭遇到中国人民的迅猛的抗议风暴。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新思想新文化运动的崛起；二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运动高潮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人民一次思想大解放，在近代历史上起了伟大的启蒙作用。它使广大人民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民主主义和科学精神的教育；沉重地打击了束缚中国人民的封建主义传统思想，点燃了追求真理的火焰，唤起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它对于一切旧思想、旧伦理、旧制度、旧学说皆加以价值上的重估。所以它不仅是影响到中国整个的文化，也与基督教有莫大关系。陈独秀所著《基督教与中国人》、胡适所著《不朽》、蔡元培所著《以美育代宗教》都足以表明新思想运动对基督教的重新审视的态度。对中国思想界发生重大影响的杜威和罗素曾来中国作较长时期讲学。杜威主张实验主义，罗素主张“经济的社会主义”,同样对基督教有反对的态度。胡适是杜威的学生，推崇实验主义，对一切抱着“为什么”的态度来“小心求证”,注重科学与理性，而宗教是感情的产物，因此，对于崇信科学是万能的人来说，必然对宗教产生排斥态度。北京大学当时正在蔡元培的领导之下，自由主义思想盛行。当时有号称六君子，即陈独秀、钱玄同、沈尹默、刘复、胡适及周作人。当时对青年人思想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陈独秀的唯物主义、胡适的实验主义和钱玄同的疑古主义，三人的政治观点虽然不相同，但他们三人的思想却对年轻人非基督教思想产生了启示作用。因为反对基督教的基本理由就是说宗教不合唯物史观，违背科学。
1919年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激化了中国与列强的民族矛盾，爆发了汹涌澎湃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和后来的五卅惨案、六二三惨案把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推向一浪又一浪的高潮。由于基督教是从西方传来，并且它在中国的传播本身带有不平等条约的背景，因而“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基督教在中国受到广泛非议和冲击就是很自然的了。
有学者将这次非基督教运动称为第四次教难，意指发生在明清时代的南京教案、汤若望教案和义和团事件之后。但这一次更重在思想领域的斗争，比以往的反教运动要深刻得多。
非基督教运动始于《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1922年4月4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大会在北京清华学校开幕，外国代表有146人，中国代表400余人。大会所讲演的主要问题有：国际与种族问题；基督教与社会及实业改造；如何向现代学生宣传基督教以及学生在教会中的责任；学校生活之基督化及如何加强女青年基督徒的工作等等。由五四运动所激发的中国青年学生反对基督教的情绪借着反对这次世界基督教大会爆发出来。开会之前，1922年3月9日，发表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该宣言揭露基督教曾制造了许多历史上的罪恶，并还在继续帮助资本主义制造新的罪恶；宣言认定“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合理的，非人道的”,因而基督教是“助桀为虐”的恶魔。此后又再次发表非基督教同盟宣言和两个通电。第二次宣言中有一著名的极端口号：“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④这两次宣言和两个通电发出后，引起全国学生界的响应。此后，上海《民国日报》专辟非基督教特刊，广州《民国日报》也开辟“反基周特刊”,以此将反基督教运动推向全国。北京、上海、河南、四川、湖南、安徽、江西、武汉、宁波等地都有非基督教或反文化侵略同盟的组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非基督教运动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24年12月，《中国青年》曾发表文章，提议12月24日至26日三天，为全国一致反基督教运动的日子，号召全国青年积极参加。中国青年社出版了《反基督教运动》专辑，其中有蔡和森、恽代英、杨贤江、朱执信等批判基督教的文章，作为反基督教运动的宣传材料⑤。如恽代英1925年写《打倒教会教育》一文，指出：百万民众，“正在帝国主义者派遣来的一般牧师、神父、教会教育家手中，受他们的蛊惑劫制。我们天天怕色彩，怕党派；帝国主义者已经借教堂、学校、青年会的帮助，在中国造成这样一个大的党派了。我们愿意永远一盘散沙地屈服于他们这种党派行动之下么？还是我们应当为反对他们而即刻组织起来？”杨贤江《反对基督教运动》一文指斥教会学校对青年学生的压迫：1.专制。不许学生自由行动，自由思想。2.恐吓。骗小学生说，“不信上帝，有魔鬼来”。3.强迫。不信教的也要做礼拜，也要查经。4.虐待。不做礼拜，不准请假，还要挨饿。5.守旧。课本、教法、行政，都陈旧不堪。6.禁止爱国。平时辱骂中国，不许参加爱国运动，此类事甚多。7.妨碍个性发展。用耶教经典，用严厉办法，使学生先入为主，学非所用，完全不合科学道理。文章最后号召在拥护真实与自由的前提下，反对基督教和教会学校。
1924年，特别是1925年五卅运动后，非基督教运动进入高潮，特别是广州和湖南两地。广州因是国民革命的中心，有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做后盾，非基督教运动蓬勃发展，不光是共产党，而且国民党一些领袖人物如汪精卫、朱执信、李石曾等都对基督教持否定态度。1926年12月“反基周”几乎酿成暴力反教事件，幸得鲍罗廷制止，未造成严重后果。但福建、浙江、湖南、江苏、江西、湖北等处常有捕捉传教牧师，反缚戴纸帽游街等过激事件发生，甚至有牧师丧命、教会学校遭受破坏的事件发生。
引人注目的是教会学校的退学运动。非基督教运动主要发生于青年学生中，因此教会学校是受到冲击的主要对象。1924年，发动罢课和退学运动的学校有：广州圣三一学校、圣心学校，徐州培心学校，南京明德女校，福州协和中学，开封济汴中学，重庆广益中学，长沙雅礼大学、雅各中学、成智学校、遵道学校，湘潭益智中学等。1925年五卅惨案以后，退学运动发展到高潮，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清心中学，北京的笃志女校、暮贞女校、萃贞女校、萃文学校、崇德学校、培英学校，武昌的文华书院和文华中学、三一学校、圣约瑟学校，汉口的博学、圣约翰、圣保罗、博文等校，福州的英华书院、协和学校、三一学校、培元学校、三育学校、进德学校，九江的南伟列、圣约翰、安德烈、儒厉等校，南昌的宏道、葆灵、豫章等校，杭州的广济学校和冯氏女校，长沙的雅礼大学，开封的圣安德烈学校、圣玛丽亚女校，广州的圣三一、圣心、中法、三育等数十所学校都发生了反对教会进行强迫宗教教育的斗争，有的学校全体学生退学，有的大部分退学，教会学校一时陷于瘫痪状态。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退学运动发生在1925年6月，美籍校长卜舫济曾亲自扯下中国国旗，侮辱中国，因而引起大学部和中学部全体学生退学，另成立光华大学。
非基督教运动进一步发展，扩大为反文化侵略运动。“收回教育权”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教会教育权本来操在外国人手里，各自为政，多不向中国政府备案，中国政府也无从管理。国民政府鉴于舆论和民众要求，1926年颁布私立学校立案规程，其中最重要的有五条：一、组织校董会；二、不得以外国人为校长；三、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科；四、如有宗教仪式，不得强迫学生参加；五、必须呈请立案。这些规定实际上大多是针对教会学校的。而国民政府更明确对教会学校发出通告，凡外人捐资设立各等学校，向教育行政官厅请求认可，学校校长应为中国人，校董会应以中国人占过半数，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这些规定可以看做是非基督教运动的结果。对那些专以传教为主旨的教会学校的势力予以很大打击。
非基督教运动的另一个结果是促进了基督教“本色运动”的开展。所谓“本色运动”是指将基督教会办成自理自养自传的中国化教会，或者说，就是基督教中国化的运动。本色运动是由“基督教协进会”提倡推行的。本色运动的目的任务有两点：一是，教会在经济上、工作上、行政上都以中国教徒为主，外国教士为辅，其目的无非是要摆脱基督教所具有的不平等条约背景，以增强对中国人的吸引力。如“中华基督教自立会”在全国分布有六百余处，覆盖河北、河南、湖北、四川、浙江、江苏、山东、福建、广东等省。二是要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结合。有的教会为了洗刷或弱化基督教的西洋色彩，在改革基督教的礼仪上做了种种实验。而一些基督教学者则更重在研究如何从思想文化上促成基督教与中国的调合。其目的则是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号”⑥,以消弭或减轻中国民众对基督教的非议或批判。这类研究文章在教会杂志上经常出现，有的主张基督教儒教化，有的主张基督教佛教化等等。无论如何，基督教中国化的本色运动逐步在基督教内部得到很大程度的赞同。
非基督教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政治运动的产物，它与如何从历史上、宗教上评价基督教完全是两回事。因此，即在当时，思想界对非基督教运动也持有不同看法。如周作人、钱玄同从宗教信仰自由的角度出发，声明“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对非基督教运动提出非议。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陈衡哲在《努力周报》上发表《基督教在历史上的位置》,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对基督教作了学术评价。也有公开反对非基督教运动、替基督教作辩护的，如《真光杂志》的张亦镜，发表过好多辩驳文章⑦。
非基督教运动随着大革命的失败而趋于平静，但它对在华基督教的改革确实发生了深远影响。不独对教会学校是这样，对教会医院也是这样，非基督教运动高潮时，有不少医院被外来军队封闭、强占。后来大多数都得到恢复，原由外国人主持的医院大多改由中国人担任，并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继续得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