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命下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则必可而不先立仪而言^①。若不先立仪而言，譬比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焉也^②,吾以为虽有朝夕之辩，必将终未可得而从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谓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恶乎考之？考先圣大王之事。恶乎原之？察众之耳目之请。恶乎用之？发而为政乎国，察万民而观之。此谓三法也。
故昔者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务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之人，而教之为善，是故出政施教，赏善罚暴，且以为若此，则天下之乱也，将属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将属可得而定也。若以为不然，昔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当此之时，世不渝而民不易，上变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纣，而天下乱；存乎汤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天下之乱也，桀纣之罪也。若以此观之，夫安危治乱，存乎上之为政也.则夫岂可谓有“命”哉？故昔者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③。夫岂可以为“命”哉？故以为其力也。今贤良之人，尊贤而好功道术，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赏，下得其万民之誉，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亦岂以为其“命”哉？又以为力也。
然今夫有“命”者，不识昔也三代之圣善人与？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与？若以说观之，则必非昔三代圣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然今以“命”为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于此乎，不而矫其耳目之欲^④。而从其心意之辟，外之驱驰田猎毕弋^⑤,内湛于酒乐^⑥,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繁为无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庙。其言不曰吾罢不肖^⑦,吾听治不强，必曰吾命固将失之。虽昔也三代罢不肖之民，亦犹此也，不能善事亲成君长，甚恶恭俭，而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衣食之财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饥寒冻馁之忧。其言不曰吾罢不肖，吾从事不强，又曰吾命固将穷。昔三代伪民，亦犹此也。
昔者暴王作之，穷人术之^⑧,此皆疑众迟朴^⑨。先圣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曰：何书焉存？禹之《总德》有之曰^⑩:“允不著⁽¹¹⁾,惟天民不而葆⁽¹²⁾。既防凶心⁽¹³⁾,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告》曰⁽¹⁴⁾: “我闻有夏人矫天命于下，帝式是增⁽¹⁵⁾,用爽厥师⁽¹⁶⁾。”彼用无为有，故谓矫。若有而谓有，夫岂为矫哉？昔者桀执有“命”而行，汤为《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于去发曰⁽¹⁷⁾:“恶乎君子！天有显德⁽¹⁸⁾,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谓人有命，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祝降其丧⁽¹⁹⁾。惟我有周，受之大帝⁽²⁰⁾。”昔纣执有“命”而行，武王为《太誓》,去发以非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从十箭之篇以尚⁽²¹⁾,皆无之，将何若者也？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惟舌⁽²²⁾,而利其唇吻也⁽²³⁾,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蚤朝晏退，听狱治政，终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殚其思虑之知，内治官府，外敛关市山林泽染之利，以实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农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今也妇人之所以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衽，多治麻统葛绪⁽²⁴⁾,捆布绣，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今虽毋在乎王公大人，匮若信有命而致行之⁽²⁵⁾,则必怠乎听狱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农夫必怠乎耕稼树艺矣，妇人必怠乎纺绩织纫矣。王公大人怠乎听狱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则我以为天下必乱矣。农夫怠乎耕稼树艺，妇人急乎纺绩织纫⁽²⁶⁾,则我以为天下衣食之财，将必不足矣。若以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²⁷⁾;下以持养百姓，百姓不利，必离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则不固，出诛则不胜。故虽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之所以共损其国家⁽²⁸⁾,倾覆其社稷者，此也。
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实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当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强非也， 曰，“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非仁者之言也。今之为仁义者，将不可不察而强非者，此也。

【注释】 ①必可而不先立仪而言：应为“不可不先立仪而言”。仪：仪法、规矩。 ②钧：古代制陶器用的一个转轮。朝夕：即日规，是古代利用日影以测定时间的一种仪器。 ③令问：同令闻，好名声。 ④而：能。 ⑤毕：古时用于捕猎的带柄的网。弋：用系绳的箭发射。 ⑥湛：同沈，沈湎。 ⑦罢：同疲，软弱。 ⑧术：同述，即复述有命的说法。 ⑨迟朴：应为“遇朴”。遇：通愚，即愚弄。 ⑩总德：上古逸书的篇名。 (11)允不著：果真对天不恭顺。允：信、真：著；应为“若”,顺。 (12)而：能。葆：同保。 (13)防：通方，比同。 (14)仲虺之告：逸《书》篇名。仲虺：商汤的左相。告：同诰。 (15)式：通用，因而。增：同憎，厌恶。 (16)爽：当是“丧”之误。 (17)去发：当是“太子发”之误(从孙星衍说)周武王名发，原是文王的太子。这里当指《太誓》的上篇，因以“太子发上祭于毕”发端而名之。 (18)有：同右，辅佐。 (19)祝降其丧：谓天绝纣王之命，降予丧亡以示惩罚。祝：断。 (20)大帝：应为“大商”,商朝。 (21)十简：同什简，指书籍。以尚：之上。 (22)惟舌：应为“喉舌”(从王引之说)。 (23)唇吻：指嘴巴。(24)麻𦀠：即麻丝(从王引之说)。(liu音刘)。 (25)蒉若：蒉同籍。藉若，即假若。 (26)急乎：应为“怠乎”,懒于。 (27)不使：认为不顺从。使：当作从。 (28)共损：共，当是失之误：失损，即丧失。

【今译】 墨子说：凡是要发表言论，就不可以不先立下一个准则，然后再讲。如果不先立下一个准则就讲，就好比在制陶工的转轮上安置日规一样，我认为虽然有测定时间的日规，其结果必然无法靠它来测定出准确的时间。因此判定言论是否合理，也有三条准则。是哪三条准则呢？第一是考求史实，第二是审察本原，第三是付之于实际。何从考求史实呢？就是考求古代圣王的事迹。何从去审察本原呢？就是要审察人们耳目所见的实情。如何去付之于实际呢？就是具体运用到对国家、百姓的治理方面，看它的实际效果。这就是判定言论是否合理的三条准则。
所以从前夏商周三代的圣王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当他们治理天下的时候，就说：务必要推崇孝子，以勉励人们都敬事双亲，务必要尊重贤良的人，以引导人们从善。因此施政教化，重在赏善罚恶。认为只要这样去做，天下的混乱局势，就可以得到治理，国家的危险情形，就可以安定。如果认为这话不对，那么试看从前夏桀统治下的动乱，到了商汤就治理好了；商纣王统治下的动乱，到了周武王就治理好了。在那个时候，社会没有改变，人民也没有改变，只是统治者改变了政治措施，民风也就随之而改变。在桀、纣的统治下，天下就动乱；在汤武的统治下，天下就太平。天下之所以太平，是由于汤、武的力量；天下之所以动乱，是由于桀、纣的罪过。这样看来，安危和治乱的关键，在于统治者的政治措施，哪里有什么“天命”的主宰呢？所以，从前的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当他们施政于天下时，都说：一定要使饥饿的人有饭吃，使受冻的人有衣穿，使劳苦的人得到休息，使动乱的局势得到治理，他们因此而能扬美名于天下，怎么可以说这是“天命”呢？这确实是因为他们的努力啊！现在的贤人君子，尊重贤才，又努力研究施政的经验，所以在上能得到王公大人的奖赏，在下能得到众百姓的称赞，他们因此而能扬美名于天下，这难道也是因为有“天命”吗？这也是因为他们的努力啊！
但是，现在坚持有“天命”的人，他们的观点不知道是根据从前夏商周三代的圣王贤士呢？还是根据从前夏商周三代的暴君坏人？如果从他们的说法来看，就一定不是出于从前夏商周三代的圣王贤士，而一定是出自暴君坏人。现在，那些认为有天命存在的人，就好比从前夏商周三代的暴君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周厉王，他们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能抑制自己对于声色的贪求，而是随心所欲，在外驰骋捕猎，在内则沈湎于饮酒作乐，不顾他们国家百姓的政事，总做无益的事情，残害百姓，违背民心，于是丧失了他们的国家。他们对此的说法，不是指出自己的软弱无能。治理不力，而必定说自己命里注定要丧失国家。即使从前夏商周三代的一般无能的、不好的人，情况也是这样。他们不能很好地事奉双亲和君长，厌恶恭敬谦虚，喜欢傲慢无礼，贪图吃喝，懒于做事，以致衣食财用不足，所以有身受饥寒冻饿的忧患。他们对此的说法不是指出自己的软弱无能，做事不勤勉，必定说：我命里注定了要受穷。从前夏商周三代不老实的人，也是这样。
从前的暴君造出了命运前定的说法，一般平民又将它进一步演述，去欺骗那些忠厚老实的人。前代圣王早已担心到这一点，所以写在竹简和素帛上，刻在金石上，雕镂在盘孟上，留传给后代子孙。有人问：记载在什么书上呢？夏禹的《总德》上就曾说：“若真对天不恭顺，那么天和人民都不能保护他。既然有了险恶之心，天就会给予惩罚。不重视自己德行的修养，天命怎么能保护他呢？”《仲虺之诰》上说。“我听说夏桀矫称受命于天，借此来统治黎民百姓，天帝于是憎恶他，使他丧失了民众。”他把本来不存在的天命谎称为是存在的，所以说是“矫称天命”,如果“天命”确实存在，他说是有，哪里谈得上是“矫称天命”呢？从前夏桀坚持“天命论”来实行他的统治，商汤就作了《仲虺之诰》来反对他，《太誓》上《太子发》篇曾说：“啊，君子！上天保佑有明德的人，这事非常明显。可作为借鉴的并不遥远，就在殷纣王的时代。他说人有‘天命’,认为敬天没有必要，祭祀没有好处，贪暴没有妨害。上帝因此不赞助他，使他的九州之地都丧失了；上帝认为他不顺从，因而断绝了他的性命，降下丧亡的惩罚。而我们周朝，则继承了商朝的大命。”从前商纣王坚持“天命”论来实行他的统治，周武王就写了《太誓》的《太子发》篇来反对他。你们何不向上考察商周虞夏的典籍，从这些书籍篇章上溯历史，都没有“天命”的说法，为什么会这样呢？
墨子说：当今天下的君子研究文学发表言论，不是为了使他们的喉舌辛劳，使他们的嘴巴变得快利，他们内心确实是为了对国家、乡里、人民在治政上有所贡献。现在王公大人之所以一早就上朝，很晚才回家，以审理案件，治理政事，自始至终都这样做，而不敢懈怠，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知道，办事勤勉，国家就一定治理得好；如不勤勉，就一定会混乱；努力办事勤勉。国家就一定安定，如不勤勉，就一定危险。所以不敢懈怠。现在卿大夫之所以竭尽全身力量，绞尽脑汁，对内治理好官府，对外征收关市山林湖泊鱼梁的税利，用来充实仓廪府库，而不敢懈怠，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知道，勉力做事，他们的地位就能得到提升，如不勉力去做，他们的地位就会降低；努力的人一定显荣，不努力的人就会声誉扫地，所以不敢懈怠。现在农夫之所以早出晚归，努力耕田种植，多收粮食，而不敢懈怠，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知道，努力耕作就能够富足，不努力耕作就会穷困；努力耕作就能够吃饱，不努力耕作就会挨饿，所以不敢懈怠。现在妇女之所以早起睡晚，努力纺纱织布，多制麻丝葛线，织出成捆的布帛，而不敢懈怠，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她们知道，努力纺织就能富足，不努力纺织就会穷困；努力纺织就能穿得暖，不努力纺织就会受冻，所以不敢懈怠。现在如果人们相信有“天命”而影响到自己的行动，那么，对于王公大人来说，就必然会荒于审理案件治理政事，卿大夫就必然会懒于治理官府，农夫就必然会懒得耕田种植，妇女就必然会懒得纺纱织布了。而如果王公大人荒于审理案件、治理政事，卿大夫懒于治理官府，那我认为天下一定会混乱了。如果农夫懒得耕田种植，妇女懒得纺纱织布，那我认为天下衣食财用就必然要缺乏了。如果照这种情况去治理天下，向上敬事天帝鬼神，天帝鬼神也认为是不顺从天意的；向下保养百姓，百姓也认为对他们是不利的，就必然会离散出去，不能为主上所用。因而入城守卫就不能巩固，出城攻伐就不能取胜。从前夏商周三代的暴君，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周厉王之所以会丧失他们的国家，丧失他们的社稷，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因此墨子说：现在天下的士君子，如果心中果然想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那么对于坚持“天命”论者的说法，就不可不坚决加以批判，因为“天命”是一些暴戾的君王所造出来的，是由一些平民演述出来的，不是仁人应说的话。现在要行仁义的人，不可不审察并坚决加以反对的，就是这个“天命”论。

【总案】 《非命》共有三篇，这是下篇。“非命”的观点，是墨子在与儒者辩论中针对儒家“天命”观提出来的。墨子认为，国家的兴亡，取决于统治者的治理；人的贵贱贫富，决定于各自的努力。如果信守儒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思想，那作为统治者就必然会荒于政治，导致天下混乱；作为黎民百姓就必然会荒废生产，导致衣食不足。墨子这种“非命”意识，有朴素的唯物因素。文章一开头就提出了著名的“三表”法，即判断是非真伪，一要有历史的依据，二要凭人们所见所闻的实情，三要看付诸实行的效果。接着，作者就运用“三表”法对“天命”问题加以鉴别和辩析。首先从历史上看， “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治理有方，故天下治，“三代暴王”桀纣幽厉施政无道，故天下乱，因而得出结论：安危治乱在于人为，哪有什么“天命”!作者援用“圣王”们的考察作验证，引用夏禹、商汤、周武王的书籍，说明古代典籍上都没有“天命”的说法，证明“天命”之说的荒唐。作者又从现实的角度指出，如果信奉“天命论”,王公卿大夫以及劳动者就会抛弃本业，导致天下混乱、衣食匮乏的后果。“三表”法是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以“三表”法来论析，使文章论据充实，道理堂正，具有难以辩驳的逻辑力量。